日本派遣唐使来中国的目的和影响分别是什么？

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在绵延流长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虽然有过矛盾和冲突，但总体上还是积极友好的时期更多一些。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最开放的朝代，也是中日交流史中最为密切的一段时期。于是，“遣唐使”就成为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成为了两国文化的重要承载者。

从公元7世纪初开始，截止9世纪末结束，日本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先后派出了19批遣唐使。其中，只有13批成功抵达了中国，其余6批皆因为种种原因而中断。

通常情况，每批遣唐使团都有大使、副使、判官和录事等官员，另有船师、水手、翻译﹑阴阳、画师、乐师、工匠和武士等各类人员。此外，还有若干的留学生和留学僧也一并随行。可以说，遣唐使团中囊括了种类齐全的外交、军事、科技、宗教、工艺、音乐、美术和航海等各行各业。

为了更加深入和透彻的了解遣唐使，笔者认真翻阅了许多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根据日本学者藤家礼之助在《中日交流两千年》记载，遣唐使可以分为初期、盛期和末期这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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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日本是在亚欧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的交界处地壳运动形成的火山岩岛国，国内的土地非常贫瘠，而且资源异常匮乏。受此影响，列岛之间彼此隔绝，加之每个区域的生产力水平也相差无几，谁也没有更多粮食去供养更多兵力，造成了各自割据和长期分裂。

在中国的秦始皇时期，徐福奉命出海东渡去寻找长生不老之药，结果却一去不返。后世大概率推断，徐福最终抵达了日本并且开始在此生存繁衍，甚至有人认为他就是日本的第一代神武天皇。

徐福东渡以后，日本逐渐开化，不断接受和吸纳博大的华夏文明，不断向天朝大国进行学习和效仿。其中，受此影响最大的九州地区率先崛起，通过掌握水稻的种植技术而使得粮食产量大幅增长。

随着九州地区的部族日益壮大，逐渐拉开了与关东、四国和关西等地的优势，逐渐打破了原有的平衡态势。不过，由于九州部族缺乏野心，并没有利用这些优势去统一日本各岛，反而任由本州岛中部的大和国做大做强。

在公元4世纪，大和国经过长期的战争和攻伐终于统一了日本，建立起第一个统一的政权。据《宋书·夷蛮传》记载:

大和国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

当时，中国正处于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内乱而无暇顾及周边局势。受此影响，刚吃上几天饱饭的日本竟然打起了朝鲜的歪主意，不断扩张自己在朝鲜半岛的势力，暴露了自己的侵略本性。

581年，北周的静帝被迫禅位于丞相杨坚，标志着北周就此覆亡，标志着隋朝就此建立。几年后，隋高祖杨坚派兵南下消灭了陈朝，彻底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长达近300年的分裂局面，重新实现了国家的大一统。

眼见中国再一次实现了大一统，依然还赖在朝鲜半岛的日本坐不住了，于是派遣使者前往隋朝去递交国书。据《隋书·倭国传》记载:

大业三年，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贡。

不过，日本在递交的国书中竟然妄自称大，不仅没有称臣，反而还自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此举，引起了隋炀帝的强烈不满，准备采取强硬措施去打压日本，可还没有真正付诸实施就灭亡了。

617年，唐国公李渊从晋阳起兵，次年就在长安登基称帝建立了唐朝。玄武门之变中，秦王李世民斩杀太子李建成，不久后迫使高祖退位让贤。

唐太宗登基后，通过一系列的大有为之政恢复国力。贞观四年，出兵平定了突厥之乱；贞观十三年，出兵剿灭了高昌与吐谷浑；贞观十九年，出兵高句丽并且灭苏延陀。

三次大规模的对外用兵，唐朝的国力已经达到了鼎盛。自然而然，唐太宗李世民被各国尊奉为“天可汗”，俨然成为了当时的天下共主。

为了构建新型的国际关系，为了彰显大唐帝国的富强开明，唐太宗开始积极转变自己的对外政策。受此影响，除了西北地区、东北地区和西南地区外，日本列岛也被纳入了视线范围。

在这段时期，日本看待唐朝的态度是极其矛盾的，也是极为复杂的。一方面，他们担心自己在朝鲜半岛的扩张会引起唐帝国敌视，两国之间必有一战；另一方面，他们深知自己的国力和军力都远不是大唐的对手。

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当时的舒明天皇最终决定向唐帝国妥协求和，也像其他国家一样向唐朝遣使学习。从此以后，真正意义上的“遣唐使”出现了。

630年，日本第一次向唐朝派出了遣唐使，主要目的有两个方面。第一，增进与唐朝上层统治者的关系；第二，学习唐朝的律法、礼法和佛法。

这批遣唐使返回日本后，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大化革新运动”，加速了日本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由于收获颇丰，舒明天皇深感此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久后又派出了第二批遣唐使。

此次遣唐使的规模和影响更大，覆盖面也更大，基本包括了政治领域、军事领域、经济领域、航海领域、农业领域和文化领域。其中，有一个名叫阿倍仲麻吕的非常著名，不仅与大诗人李白、王维等人交往莫逆，而且还担任过唐朝的官职左散骑常侍安南都护。

此后，舒明天皇又派出了第三批遣唐使和第四批遣唐使，继续拜中国为师。由于日本国力有限，这两批的遣唐使在规模上大幅缩减，只是弥补了前两批遣唐使的一些不足罢了。

舒明天皇过世后，朝局一度陷入了混乱，导致皇后掌权并且成为了日本历史上第二位女天皇，史称“皇极天皇”。这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不知从哪儿来的迷之自信，竟然觉得大唐帝国软弱可欺，不仅在朝鲜半岛不知退让，甚至还拼凑了数万兵力“御驾亲征”。

面对日本的得寸进尺，唐高宗也没有客气，立即调动小股兵力出兵朝鲜半岛打响了白江口之战。在这场战役中，唐军几乎全歼了四倍于己的日军，彻底展现了自己的超强的军事实力。据高丽史官金富轼编撰的《三国史记》记载:

倭国船兵来助百济，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新罗骁骑，为汉前锋，先破岸阵。唐军左右夹船绕战，巧施包抄合击之术，致日军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

对于此次战役，《旧唐书·刘仁轨传》也有相关的记载：

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

此役过后，日军派往百济增援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百济政权也宣告终结，存在七百余年的高句丽政权也随之消亡。于是，大唐帝国重新确立了自己在朝鲜半岛的宗主国地位，同时还称霸了整个亚洲。

当朝鲜半岛战败的消息传回到国内后，日本朝野上下都被吓得够呛，生怕唐军会一鼓作气荡平列岛。之后，曾经一手推动日本进行大化革新的中大兄皇子正式登基，成为了日本的新一代天皇，史称为天智天皇。

新登基的天智天皇虽然不愿意臣服于中国，但实力决定一切的道理却很明白。于是，他不得不重新审时度势，放低姿态向唐朝派遣了第五批遣唐使。

为了继续缓和与唐朝的关系，天智天皇又在几年后派出了第六批遣唐使。和上次一样，这批遣唐使的主张目的也是为了修补白江口之战后的两国关系。

连续派出第五批和第六批遣唐使后，日本终于确信唐军不会主动进攻自己，这次算是放下了心。从此以后，日本开始潜心、诚恳、全面的效法大唐帝国的方方面面。

或许，日本就是这样的国家，他崇尚强者，崇尚武力，对打败自己的国家非但不会记恨，而且还表现得无比钦佩。白江口之败后崇拜中国，二战之败后崇拜美国，都是出于这种原因。

在这种背景下，文武天皇派出了第七批遣唐使和第八批遣唐使。而且，之前每一批次的遣唐使规模都在一百人左右，船只最多也不会超过两艘，但从这次以后动辄都有四、五百人的规模。

到了第九批遣唐使时，规模竟然达到了创纪录的594人，而被我们所熟知的“鉴真东渡”就发生在这段时期。只不过，签真东渡并不像大家想的那样“正大光明”。

初唐时期，唐高祖、唐太宗和唐高宗都积极推崇和扶持佛教，使其成为了对内统治和对外交往的工具。比如，玄奘西游归国后就受到了李世民的盛大欢迎，还请他在大慈恩寺和玉华宫等多处颂佛讲法。

到了武则天时期，朝廷对于佛教的支持力度更加不遗余力。除了在全国各地修建佛寺外，还在洛阳龙门以自己的面容为蓝本打造了“卢舍那大佛”，寓意为“诸恶皆除，众德悉备，净色遍照法界”。

在平定了武则天晚年的一系列乱局后，李隆基终于恢复了李唐江山，国家终于恢复了繁荣局面。此后，他对佛教采取了一种“抑而不毁”的政策，基本上属于一种“不支持和不反对”的态度。

受此影响，唐朝寺庙和僧人开始结束了之前的那种“特权岁月”，一些不纯粹的僧尼还被强行还俗。在这种背景下，唐朝廷对于鉴真和尚东渡的申请屡屡搁置，但还是没有挡住他疯狂的“偷渡”。

从742年开始，鉴真和尚连续五次“偷渡”都没有成功，甚至还导致了双目失明。到了753年时，已经66岁的鉴真和尚在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吕的劝说和帮助下，开启了自己的第六次“偷渡”，终于踏上了日本的国土鹿儿岛秋目浦。

鉴真和尚如此疯狂的六次“偷渡”，真实目的实在是难以揣测，但如果说他单单为了“文化交流”或者“弘扬佛法”的话，我坚决不信！毕竟，为了非亲非故和毫无渊源的日本，实在不值得如此这般的不要命。

最可气的是！鉴真东渡时不仅携带有佛经和佛法，更带有大量的珍贵文物和中华精髓。以至于，这些原本属于中国人的积淀竟然大幅促成了日本的进步，快速由奴隶社会跨越到了封建社会。

现今，日本文化中包含了太多太多的中华文明，比如文字、音乐、美术、律法和宗教等等，都受到了遣唐使和签真东渡的直接影响。据《大和上东征传》记载:

彼国太远，性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人身难得，中国难生，进修未备，道果未到，是故众僧咸默无对而已。

当时，淳仁天皇为了安抚鉴真并且做好表面的文章，还将原皇太子道祖王的官邸赐给了他，改名为“唐招提寺”。在日本生活了十年，鉴真最终圆寂在异国他乡，真不知道他为何会对日本如此的情有独钟！

到了孝谦女皇时期，日本继续向唐朝派出了第九批遣唐使和第十批遣唐使。由于日本最迫切希望得到的律法、工艺和军事等已经斩获了不少，故而开始集中在了文学和音律等方面。

在第十批遣唐使返回日本后，唐朝护送使中的袁晋卿和皇甫东朝等人就索性留居在了日本，直到现在还有他们留下的后裔。

称德天皇亡故后，光仁天皇被藤原家族等重臣拥立为新的天皇。在他继位后，凭借积蓄的国力开始加强中央集权，开始弘扬佛教和政治。

在他推动下，第十一批遣唐使出发了。期间，唐朝刚刚平定了为祸已久的安史之乱，李氏皇族的政局也不稳定，而且内有朋党和藩镇，外有回纥和吐蕃，国力已经大不如前，早已不复往日的雄风。

到了仁明天皇时期，他派出了第十二批遣唐使和第十三批遣唐使，也成为了最后的两批。不过，随着日本的发展，随着大唐的没落，这两批遣唐使已经到了尾声，作用和影响都已经大不如前。

文德天皇即位后，日本对唐朝的崇拜也不复以往，感觉自己已经被喂饱了。同时，皇室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争权夺利，再也没有了进取之心。

在894年时，宇多天皇终于宣布将彻底终止遣唐使计划。从那时开始，日本已经决心脱离甚至推翻以中国为核心的东北亚朝贡册封体系，建立属于自己的国际体系。

实话实话，遣唐使是中日两国关系史上友好交流的一个缩影。这既为中国带来了日本的文明，更将中国的文明传回到日本，极大地促进了双方的变革和交融。

但是！“遣唐使”将主要的正面影响带给日本的同时，却将主要的负面影响留给了中国。因为，日本通过遣唐使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壮大，却企图改变传统的东北亚格局和世界格局，一步一步成为了中国的“恶邻”。@文史不假

日本派遣唐使来中国的目的和影响分别是什么？

公元630年唐太宗李世民被东北和西域等地的各部族共同尊奉为“天可汗”，也就是在这年孤悬海外的倭国（公元670年后改称日本）向唐朝派出第一批遣唐使，而在此之前他们已派出过三次遣隋使。这一时期的日本正处于由原始部族向国家形态过渡的阶段，因此迫切希望通过从中国吸收更为先进的意识形态和物质文明实行国家制度的构建。其实日本历史上一直是有与中国交流的传统的：日本考古学家曾在佐贺县高来郡三会树景化园的弥生文化墓葬中发掘出最早的纺织品。这是一寸见方的残布片：径线40至50根、纬线30根，与当时中国齐地所产丝绢大体相同。

这证明战国时期山东半岛的齐国已向日本输出丝绸了。虽然还不能确定日本出现的齐国所产的丝绢是怎么到达日本的，但这至少证实了战国时期中日之间就存在一条连接山东半岛齐国与日本的海上通道。历史上关于日本民族的起源有吴泰伯后人东渡说、徐福东渡说等传说故事。目前考古学界最主流的观点一般倾向于认为：日本民族的祖先是由来自中国淮河下游及长江下游地区的汉族移民与来自西伯利亚及中国东北的通古斯人、南洋群岛的马来人、中南半岛的印支人、古代朝鲜人等多个族群融合形成的。

在进入日本列岛的早期移民中有操阿尔泰语系语言的通古斯人，有操汉藏语系语言的中原人，有操南岛语系语言的马来人。大约到了距今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东汉时期日本列岛上尚未形成统一的国家，分布着大大小小三十余国。尽管说是国家，其实还处于由原始部落向国家过渡时期。在这三十余国中有一个倭奴国和邻国犬奴国有争执，为寻求外援倭奴国向当时的东汉王朝遣使，被汉光武帝册封为汉倭奴国王。此后东亚各国的史籍中多称日本为倭国。此时日本正处于由原始部族向国家形态过渡阶段，并无文字记载本民族历史。

关于这一时期日本列岛的历史散见于《汉书》、《三国志》等中国史籍。受制于当时落后的航海条件，中国方面不可能对日本列岛发生的一切都了如指掌——自倭奴国遣使汉朝后整个东汉王朝再无对日本列岛的记载。直到曹魏时期日本列岛上的邪马台王国才又遣使曹魏。魏帝曹睿赐予邪马台女王卑弥呼以刻有“亲魏倭王”的紫绶金印一枚，包括铜镜百枚在内的礼物若干正是在中华文明的刺激下日本才有一个个四分五裂的原始部族进化为一个统一成熟的国家：当时的日本称从中国和朝鲜半岛迁徙来的人为渡来人，这些人给日本带来了语言文化传统。

公元815年日本朝廷编写了整个日本统治阶层的姓氏：1182个统治阶级姓氏宗族里205个来自中国（包括高句丽姓氏41个），154个来自朝鲜半岛（百济104，新罗9）。与此同时水稻种植技术也开始在日本日益普及——西元前3世纪以后水稻迅速在日本列岛传播开来。日本是多山地，少平原的国家。在原始社会落后的交通条件下这种地缘环境成为限制各部族交流的天然屏障，整个日本列岛被切割为几乎大小差不多的地缘板块，而每一板块的生产力都差不多，这意味着生活在不同板块上的不同部族所能生产的粮食以及这些粮食供养的士兵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谁也不具备统一日本的实力。然而中华文明的传播打破了这一状态：最早受到中华文明影响的九州地区由于掌握了水稻种植和新式农具，粮食产量出现了质的飞跃，尽管这一飞跃在杂交水稻都已诞生的今天看来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但在当时就使得九州地区的部族比起四国、关西、关东等地的部族具有极大的优势。从中国大陆迁徙来的移民不仅带来了新式农具，同样带来了新式兵器——秦汉时期的中国已开始大规模列装铁制兵器，而当时的日本连青铜冶炼技术都尚未掌握，绝大多数部族使用的还是原始社会的木制、骨制等兵器。

当这些部族面对率先掌握了中国技术的九州部族时劣势是明显的。由于九州地区率先掌握了更为先进的中国技术，其他地区如若不想被九州地区崛起的倭奴国、邪马台国吞并，唯一的出路就是学习掌握这种先进技术。于是日本列岛开启了第一轮效仿华夏文明的高潮，遗憾的是这次学习华夏文明的高潮没能像大唐年间那次一样被以明确的文字记载在历史档案中。在这一轮学习华夏文明的高潮中最终胜出的是本州中部的大和国——5世纪初实力强大的大和国家征服各部，建立起日本列岛第一个统一国家政权。

日本是位于亚欧板块和太平洋板块交界处的岛国，土地贫瘠、资源匮乏、多火山地震，在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日本人很早就形成了大陆情结。根据日本史书的记载：早在公元4世纪六十年代尚未完全统一日本列岛的大和王朝就出兵朝鲜半岛并成功征服了所谓“弁韩之地”，此后日本在此设置任那府进行统治。在我国南北朝的刘宋时期当时倭国王曾遣使要求刘宋朝廷册封自己为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当时日本这种请求中国朝廷册封的举动至少可以说明两个基本问题。

首先这时的日本是不敢将中国确定为自己侵略扩张的目标的，事实上这时的日本是承认东亚世界以中国为核心的册封朝贡体系的，所以才会有请求中国朝廷册封之举；尽管这时的日本是臣服于以中国为核心的册封朝贡体系的，但从日本的请求册封之举中也能看出这时的日本实际上已萌发了大陆情结，因为如果当时的刘宋朝廷满足了日本的册封请求就意味着中国朝廷承认位于朝鲜半岛的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等地为日本的属地。这就是日本当时的野心：在承认以中国为核心的册封朝贡体系之下自己要扮演该体系内仅次于中国的大国角色。

不过刘宋朝廷最终只册封倭国王为“安东将军、倭国王”，也就是说刘宋朝廷并没认可倭国对朝鲜半岛的支配权，倭国与百济、新罗等国一样是中国朝廷的藩属国，彼此之间属于平等关系。日本的诉求没能得到当时的中国朝廷的认可，然而当时中国正处于南北朝混战时期，日本趁中原王朝无暇顾及域外事务的时机扩张自己在朝鲜半岛的势力，最终日本实际上迫使百济成为了自己的朝贡国，不过此事一直没得到中国方面的认可。随着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势力扩张使其野心逐渐膨胀，于是到了隋炀帝在位时期就收到了一份来自日本的国书：“日出处天子致书于日没处天子”。

这份国书标志着日本正式对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宗藩朝贡体系发起挑战：在此之前日本尽管已在朝鲜半岛展开扩张行为，然而对以中国为核心的宗藩朝贡体系是认可的，所以才会请求册封之举。以隋炀帝时期的国书事件为标志宣告日本脱离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宗藩朝贡体系：在当时的宗藩朝贡体系之下只有中原王朝的统治者才被视为是受命于天的天子，也只有中原王朝的统治者才能成为皇帝，周边藩国的统治者只能称王而不能称皇称帝，然而日本统治者的名号却在这时由原来的大王悄然变成了天皇，甚至还在国书中公然以天子自居。

这也难怪接到国书的隋炀帝会勃然大怒了，因为这标志着日本已开始尝试取代中国构建以自己为核心的宗藩朝贡体系。然而就在这次国书事件后不久隋朝就被唐朝所取代。唐朝统一后于公元629年消灭东突厥，此后唐朝开始积极致力于构建国际关系体系，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就在这种形势下纳入了唐帝国的视线。这一时期日本看待大唐帝国的心态是复杂的：一方面日本需要引入先进的大唐文明，另一方面日本也需要探秘大唐这个新兴政权的动态虚实。玄武门之变后仅仅三年唐朝就消灭了东突厥，这不能不令日本感到震惊。

前几年还是群雄割据的中国大陆如今被统一成为一个强盛的帝国。那么这个帝国接下来的动向是什么呢？事实上遣唐使在一定程度上负有刺探唐朝情报的任务，因为日本希望确保唐朝不会对自己采取行动。与此同时日本也担心唐朝会对自己在朝鲜半岛的利益构成影响，况且日本还试图通过加强与唐朝的交往提升本国的政治地位。总之在一系列动机的共同作用下日本于舒明天皇二年（630）向唐朝派出了第一批遣唐使。在此后的264年中日本一共向唐朝派出19次遣唐使，其中有13次真正到达了唐朝。

13次到达唐朝的遣唐使中前6次可以视为早期遣唐使，第7至第13次可以视为后期遣唐使。早期遣唐使的主要任务是刺探唐朝情报，而后期遣唐使的主要任务则是学习唐朝先进的制度文明。事实上早期遣唐使的派遣时期正值日本国内的改革时期：就在第一批遣唐使出访15年后日本开始了大化革新。在大化革新的过程中日本效法隋唐制度建立了二官、八省、一台，地方上设置了郡、国、里；经济上模仿唐制推行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法治建设和兵制改革也都仿照唐制展开。然而这一系列徒具其表的生搬硬套并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通过遣唐使向唐朝输送留学生正是希望通过实地学习从而由表及里掌握唐朝制度文化的精髓。公元653年（唐永徽四年、日本白雉四年）革新八年后的日本派出了第二批遣唐使。这次出使安排了两套大使、副使班子并派遣14名留学生和2名学问僧随行。之所以准备两套班子是担心海上风浪险恶，因此让使团分两路同时入唐，万一其中一路出现意外还有一路能完成使命。遣唐使的构成大致有四类：一类是使者四等官，一类是航海人员，一类是翻译、厨子等专业保障人员，最后就是担负学习重任的留学生、学问僧。

日本朝廷对留学生的赏赐仅次于大使和副使，这么做当然是为激发学子入唐求学的热情。留学生入唐后被允许进入国子监学习。国子监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国子学限定只有唐朝三品以上高官子弟及外藩皇子王孙才能学习，其余五门学问对包括日本留学生在内的所有来唐人员开放。日本的刑律专家大和长冈、书法大家橘逸势、高僧空海等人均有留学中国唐朝的背景。更为中国人熟知的应该是阿倍仲麻吕：他给自己取了汉语名字”晁衡“，他在文学方面极有造诣成就，因此与李白、王维等当时的顶级文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多治比县守在唐朝出使期间要求”儒士授经“，唐玄宗命四门助教赵玄默去鸿胪寺为他讲课。包括阿倍仲麻吕在内的很多日本遣唐人士还被唐朝授予官职：武则天授予粟田真人”司膳卿“之职；唐玄宗授予藤原清河”特进秘书监“之职；唐德宗授予高阶远成”中大夫试太子中允“之职；至于阿倍仲麻吕更是连仕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最后做到了镇南都护这样的高官。入唐留学生中有留唐为官者，也有人选择返回日本。那些回到日本的留学生就成为推进大化革新的主力军：藤原葛野麻吕、朝野鹿取、菅原清公任等遣唐使后来都成为日本中央或地方的各级文武官员。

这些人将在唐朝学得的知识用于日本的政治施策中，为日本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遣唐使和留学生、学问僧归国时往往携带有大量典籍器物：从中国带回的典籍多倍保存在正仓院作为传世之宝。《乐书要录》一书后来在中国因战乱而失传，幸亏日本尚有保存才得以重新引回。遣唐使和留学生的这种搬运工作直接促进了日本文化的繁荣：儒家经典开始成为日本各级学校的教科书，孝谦天皇还专门下令居民家中常备《孝经》。学问僧道昭入唐后师从玄奘法师，归国后创建了日本南都六宗之一的法相宗。

公元663年中日之间爆发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战争冲突——白江口之战，在这场中日千年首战中唐军几乎全歼了四倍于己的日军，五年后唐军彻底征服割据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政权，设置安东都护府管辖被大唐平定的高句丽和百济两国旧地。也是在这年一手推动日本效法大唐的大化改新的中大兄皇子正式登基成为日本新一代天皇——天智天皇。当年10月大唐英国公李勣平定高句丽的消息传到日本，这令日本朝廷一时之间大为恐慌。早在白江口之战战败时日本就立即进行了本土防御的准备。

白江口之战结束半年后一批从大唐熊津州出发的使者来到日本对马岛。这是大唐在与倭国在半岛交锋后第一次向倭国派出的使者。当时还没正式即位的中大兄皇子和他的谋臣中臣镰足一方面拒绝以日本朝廷的名义接见唐使，另一方面派出五年前的遣唐副使津守吉祥连和唐使先行私下接触——这是因为这支使团并非长安的大唐朝廷派遣的官方使节，而是大唐熊津州都督刘仁轨所派出，如果日本朝廷以官方名义接见就等于认同本国为大唐藩属，相当于把自己置于和大唐熊津都督府平等的外交等级。

事实上刘仁轨派出这支使团目的有二：其一试探倭国虚实；其二安抚和警告日本。此时作为大唐熊津州都督的刘仁轨正忙于主持百济旧地的战后重建工作，这时百济残部和高句丽尚未完全平定，而作为盟友的新罗似乎也出现了和大唐离心离德的倾向。在这样的局势下刘仁轨实际已无法再组织起力量远征日本，但他也绝不能容许日本再插手大唐熊津都督府的事务，所以派出这支使团对日本软硬兼施。日本方面的外交工作也开始渐渐圆滑起来：一方面他们坚持不以朝廷名义与使团接触，另一方面又让地方官僚出面保留与唐朝进一步沟通的渠道。

然而日本方面始终认为：唐朝之所以对自己进行安抚而非攻打是因为高句丽尚未平定，唐军分身乏术。所以当高句丽灭亡的消息传到日本后关于唐军即将整修船只攻打日本的传言也不胫而走。为打探虚实，日本于公元669年遣使来到中国庆贺大唐平定高句丽。随着百济、高句丽两大强敌的破灭，新罗渐渐表现得对大唐不再那么恭顺了：百济旧地本已被大唐朝廷设为熊津都督府，新罗却不断蚕食百济旧地。公元675年春新罗向日本派出一个规格很高的外交使团，日本对使团好生招待，但并不愿卷入大唐和新罗的纷争之中。

战败后的日本并未排斥大唐文明，恰恰相反向大唐学习的风尚更加普遍：公元700年（日本文武天皇五年）中臣镰足之子藤原不比等参与编纂的《大宝律令》完成并于次年（日本大宝元年）正式颁布。这部著名的法典计有律六卷、令十一卷。它的制定标志着日本封建制度的确立。大化改新是个逐步的过程，期间由于旧势力的反扑一度恢复过落后的部民制，大约经历半个多世纪后改革的纲领才在实施中不断完善和修改。《大宝律令》使改革成果以法律形式得以巩固。《大宝律令》实施以唐制为框架的政治体制。

日本引进了唐朝中央政府的三省六部制：把中书省冠名为中务省，部门首长称为中务卿，如果是皇室亲王担当则称中书王，但没设置相当于门下省的部门，没把敕书的立案和审议工作分开；而日本太政官则相当于尚书省，部门首长为太政大臣，下设左右大臣。隋唐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日本则设有负责国防治安的兵部省、负责司法刑讯的刑部省、负责工程建设的宫内省、负责官制人事的式部省、负责度支财务的民部省、负责教育礼仪的治部省、负责纠察官员的弹正台（对应中国的尚书省六部和御史台）。

白江口之战后遣唐使的频率、规模和影响力甚至更胜战前：第七至第十次遣唐使（669~733年）的遣唐使规模一般为四条船、五六百人，这一数据大约是战前的两三倍。在两国的使者队伍中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唐日“混血儿”：在两百多年的交往中日本人在唐结婚生子和唐人在日本结婚生子的现象并不是什么稀奇之事——公元734年作为第十次遣唐使的护送使前往日本的唐朝音乐家袁晋卿、皇甫东朝及其女儿皇甫升女后来都留居日本，他们的“混血”后代一直热衷传播大唐文化。

公元717年（开元五年）日本第九批遣唐使入唐，日后成为李白好友的晁衡（当时还叫日语名字阿倍仲麻吕）就在这批遣唐使中。天宝十二年（753）十一月十五日鉴真大师在经历五次东渡失败的经历后率弟子40余人从扬州（今瓜洲镇入江口处）出发第六次启程渡海，同年在日本萨秋妻屋浦（今九州南部鹿儿岛大字秋月浦）登岸，经太宰府、大阪等地，于次年入日本首都平城京（今日本奈良），受到日本朝野僧俗的盛大欢迎。此时鉴真大师已然双目失明，可还是经过不懈努力开创了日本佛教的南山律宗。

第九批遣唐使归国后的718年（日本养老二年）大和朝廷进一步完善旧律令，形成《养老律令》。遣唐使中最为我们中国人熟悉的是阿倍仲麻吕，然而要论对日本历史影响最大的当属吉备真备。吉备真备22岁时随第8次遣唐使入唐，此后在唐朝游历学习长达17年。他所学习的范围涉及三史、五经、名刑、算术、历道、天文、汉音、书法、音乐、秘术、占杂等诸多领域。吉备真备回国后根据汉字楷书的偏旁部首创造了”片假名“，这与空海和尚根据汉字草书偏旁创造的”平假名“一同构成日文字母，由此可见大唐文明对如今日本文字体系的影响。

吉备真备归国后视图顺畅：先后任大学助、东宫学士、春宫大夫等职，先后给大学寮学士传授五经、三史、明法、算术、音韵等学问，还给孝谦女帝讲授过《礼记》。就在吉备真备仕途顺畅之际却遭到朝中权臣藤原惠美押胜的排挤，56岁的吉备真备为躲避政治迫害而再次奉使入唐，再度归国后的吉备真备负责主持太宰府军政。天平宝字八年（764）藤原惠美押胜叛乱，吉备真备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平定了叛乱，从此平步青云一直做到右大臣之位。不过并不是所有遣唐使都能有吉备真备这样幸运。

事实上日本当时落后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使每次遣唐使团的出行都是一次生与死的考验。早期遣唐使的入唐路线是：自难波（今大阪）出发经九州博多（今福冈）向西通过朝鲜海峡，然后循半岛西岸北上，而后向西渡过黄海，最终在唐朝登州（今山东蓬莱）上岸。这条路线尽管航程远，但由于大部分时间是沿岸航行，海面相对平静安全，也能比较容易获得补给。即使如此第四次遣唐使还是被逆风吹到南海小岛，船上人员多被岛人杀死，只有5人逃到唐朝。白江口之战后遣唐使大多改走南岛路，这是因为此时日本与朝鲜半岛的新罗关系紧张。

南岛路从博多出发，沿九州西岸南下至萨摩、种子岛、屋久岛、奄美大岛，而后横渡东海登陆。后期遣唐使中的第7、8、9、10次均取道此路。这条逐岛南下的路线不惜大绕远路以求获得补给，但离岛航渡浩瀚莫测的大海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极其危险的。除了第8次出使往返皆平安之外其余几次均不同程度出现被风漂流、船毁人亡的惨剧。第9次遣唐使团中的第三船和第四船就几乎全军覆没，最后只有4人活着回来。第11次遣唐使又开发了第三条路线：从大津浦出发，向西南驶抵值嘉岛（今长期平户岛和五岛列岛），而后径直横渡东海抵达唐朝的长江口。

这条线路的起点与终点都大致与南岛路相同，只是省却了逐岛南下的冤枉路，故而航行时间较短。第11此遣唐使只用10天便到达唐朝海岸。然而从第11次到第13次遣唐使在这条新航线上次次遭难：尤其是第13次遣唐使回国时第一船被海浪打入海底，致使日本副使小野石根等38名日本人以及随船赴日本访问的唐使赵宝英等25名唐人遇难。第十二次遣唐使团同样遭遇了海难，幸存下来的大使藤原野葛麻吕等人漂流到福州长溪县赤岸镇（今福建霞浦县）。由于日本朝廷颁发的文书遗落海中，以致使团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

藤原大使亲自给福州观察使写信陈述原由也没得到回复。随行的空海和尚用骈文写了一篇文章解释使团遇难的来龙去脉。空海在日本国内是与嵯峨天皇、橘逸势齐名的”能书三笔“之一，福州观察使见到空海的文章后觉得此文非同一般，于是将情况上报中央，日本使团这才得以顺利入唐。空海回国后创立了日本佛教的真言宗，而于他一同入唐的最澄回国后选择与中国佛教圣地天台山风景相似的比叡山建立了延历寺，创立了日本佛教的天台宗。正因为遣唐使之行凶险异常，所以有6次遣唐使最终未能到达唐朝。

如果算上这6次，那么日本前后共计派遣过19次遣唐使。公元894年是中日关系史乃至整个东亚朝贡册封体系的转折之年——这年八月日本朝廷任命菅原道真为遣唐大使，准备组织第20次遣唐使。然而这支使团尚未出发就半途而废，紧接着日本朝廷更是宣布从此终止近三百年来一直延续的向中华隋唐帝国派遣朝贡使节的既定国策。纵观两千余年的中日关系史中日本遣使来华无非两个目的：其一中华帝国的强大令日本感觉到威胁时日本就会主动遣使来华；其二借中华帝国之威名压服周边的新罗、百济等国以及日本国内不服朝廷管束的部族。

日本最早通使中国是在汉光武帝时期——当时日本列岛上的倭奴国和邻国狗奴国爆发冲突，于是想借汉帝国的名号压狗奴国一头。倭国对汉帝国的朝贡因黄巾起义而中断，曹魏建国后日本列岛上的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才再次遣使朝贡并接受魏明帝册封的“亲魏倭王”称号。在经过三国和五胡乱华的混乱时代后日本不再前来朝贡，这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的中原大地皇帝轮流做、城头变幻大王旗，没哪个政权能对日本构成威胁，另一方面日本就算想抱中原王朝的大腿以压服邻国和部族也不知道该抱谁。

直到5世纪初北魏和南朝宋分别统一了北中国和南中国，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局部统一，于是相继有五代倭王先后遣使朝贡，而日本使团无一例外朝贡的是南朝。隋朝完成南北统一后又用兵朝鲜半岛，这令日本感觉有必要和这个新兴的强大帝国保持良好的关系，然而圣德太子领导下的日本朝廷却向当时的隋炀帝杨广递交了一份写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的国书，很明显圣德太子将日本置于和大隋王朝平起平坐的地位。也是在这一时期日本朝廷的最高统治者的称号由大王改称天皇（事实上在此之前的日本历代天皇都是后世追封）。

由大王改称天皇标志着日本实际自此时起就已游离于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之外了。大唐帝国取代隋王朝后日本持续派出遣唐使，不断学习先进的大唐文明。尤其是在白江口之战被只有自己四分之一兵力的唐军所败后日本连续派出第五次和第六次遣唐使，其实这两次遣唐使的主要目的就两点：其一因为白江口战败而向大唐请降；其二打探唐朝的动静虚实以证实唐朝是否会乘胜进攻日本本土。当日本知道唐朝并无远征日本之意后就开启了进一步全面效法大唐文明的改革，恰恰因为白江口之败反而令日本更加谦虚地学习大唐文明。

这时国力蒸蒸日上的大唐帝国也希望打造万国来朝的盛世景象，所以要求日本必须每15~20年左右遣使来唐一次。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叛乱持续了8年，本来在此期间日本应该按和大唐的约定派出一次遣唐使，可日本的小算盘是：日后中原大地究竟姓李或是姓安都是未知数，自己这时遣使万一拜错了庙门......于是日本在外交和军事上开始了新动作：早在713年唐朝在东北地区设立渤海都督府。渤海都督府和大唐其他羁縻州府一样是册封当地部族首领而实现羁縻统治的，实际上渤海都督府同时又是接受大唐册封的渤海郡国（是一个具有半独立性的国中之国）。

渤海郡国从公元727年起曾多次遣使日本，日本一开始的应对比较冷淡，安史之乱后日本开始积极和渤海展开互动外交：公元759年日本甚至计划与渤海南北夹击新罗。不过日本在国书中以上国自居，称渤海为孤悬海外的弹丸小国——日本天皇应该是把地图拿倒了：究竟谁孤悬海外呀？唐朝方面并不了解日本这些小心思，在唐朝方面的逻辑认识中这就是一次朝贡行为，那么按惯例到公元880年前后就该准备新的遣唐使派遣工作了，但公元876年前后唐朝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起义波及大半个中国。

到公元880年前后东都洛阳和西都长安都成了战场，一向善于投机取巧的日本像安史之乱时一样选择暂时观望。与此同时日本国内打算和东亚传统的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册封体系彻底决裂的意向也越来越清晰，于是自真如亲王来唐后三十年左右大唐朝廷与州府再没见日本使节来华“朝贡”，唐朝廷和管理相关事务的地方官不是傻子、瞎子，自然注意到了这点，但因忙于镇压国内的农民起义而无暇顾及此事。大约在公元892~894年随着起义的日渐平息时任温州刺史的朱褒派人送信到日本要求日方遣使朝贡。

在接连遭受安史之乱和农民起义的打击后唐朝出现了严重的藩镇割据现象：朱诞、朱褒兄弟利用这样的时机割据温州，成为一方土皇帝。长期割据温州的朱氏家族对朝廷有很大的建议权和影响力，朱褒之所以会关注中日交通这一问题原因主要有二：其一营造敦促外国来朝的盛景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威望；其二朱褒治下的温州是唐日贸易的重要港口，而口岸贸易抽解所得是州府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尽管此时的大唐王朝已然行将就木，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打日本还是不成问题的。虽然朱褒不是唐朝皇帝，但毕竟也是能对大唐朝廷施加影响的一方实力派。

这令日本方面不敢轻视朱褒的来信。所以收到朱褒来信的日本朝廷当即决定组织第20次遣唐使，然而被任命为遣唐大使的菅原道真却明确加以反对。菅原道真的反对理由是大唐凋敝——这其实是菅原道真冠冕堂皇用来反对出使的理由，其实他还打着自己的小算盘：随着大唐帝国的凋敝，对遣唐使的招待也大不如前，自己冒着生命危险跨洋越海，结果却一无所获，这样的傻事怎能干？最奇葩的是菅原道真在给天皇的回复中居然特意写道：国之大事不独为身——此乃为国家大事考虑，不只是为了我菅原道真个人的身家性命，这倒真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

菅原道真的反对固然有他自己的小算盘，不过日本朝廷最终采纳他的意见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随着大唐帝国的日渐凋敝，日本自觉可以向大唐学习的地方越来越少。而两国之间发达的民间贸易完全能满足日本对“唐物”的需求，已不再需要通过朝贡贸易来获得。与此同时原本就对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册封体系始终没打心里认同的日本在经过长期效法大唐的改革后民族自尊心乃至自大心理日益膨胀：公元894年前后的日本已具有越来越强的本位意识，于是决心脱离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传统的朝贡册封体系。

提起遣唐使通常会使人想到日本，然而实际上遣唐使并非日本特色的产物。如果说日本最终废止遣唐使是脱离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朝贡册封体系之举，那么其他国家的遣唐使则更为充分见证了大唐主导体系下的国际交流：朝鲜半岛的新罗国曾派出大量遣唐使和留学生并以国家名义向唐朝申请引进《礼记》等典籍，武则天专门命有司精编五十卷书赠送新罗。新罗模仿唐制设立国子监，其教育内容与唐朝全无二致。入唐的新罗人以”登唐科第语唐音“为荣，唐朝使节回访新罗时也会非常认真地挑选饱学鸿儒和新罗方面的接待人员进行诗文唱和。

崔致远作为新罗最为知名的学者和诗人于唐僖宗时在唐朝中举，其著作《桂苑笔耕集》全文用汉字书写，其汉学水平不仅丝毫不逊色于日本顶级汉学家，也足以与唐朝的一流文士相提并论。位于如今越南中部的林邑国在唐高祖、唐太宗年间6次派遣唐使入贡，此后在唐高宗到唐德宗年间的140余年间林邑国又先后派出24次遣唐使团，其频率之高已超过了日本、新罗。真腊（今柬埔寨）也在唐朝刚统一时就遣使访问并在此后的近200年间先后派出13次使者。真腊国的遣唐使团有一大特色：他们的使团常是由国王或其他王室成员亲自率领入唐。

唐玄宗天宝十二年（753年）真腊王子率随从26人到达唐朝，被唐玄宗册封为”果毅都尉“并赐予紫金鱼袋，甚至还被允许跟随唐朝大将何履光参与讨伐南诏国的战争。唐代宗大历六年（771年）真腊国王婆弥亲自率领26人的使团入唐朝贡，被册封为”开府仪同三司“和”试殿中监“。不过唐朝与林邑、真腊等国的往来大多限于礼节性的交往，较少像日本、新罗等国一样涉及制度学习和文化交流。在《唐书》中同样也有关于南亚的天竺、狮子国（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入唐的记录，但其遣使活动与东亚、东南亚国家不可同日而语。

唐代地理学家贾耽在《新唐书·地理志》中描述了当时全长1.4万公里的广州通海夷道：商船从广州起航，向南行驶至珠江口的屯门港，然后折向西南方向经海南岛东北角附近的七洲洋到达如今越南东南部海面，再从这里越过马来半岛进入印度洋，最终抵达当时阿拉伯帝国的都城巴格达。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张九龄主持修筑了梅关古道上的大庾岭驿道，此后前来中国贸易的外商可以从广州经由陆路更为便捷地直抵长安、洛阳。除了由广州通往印度洋的南方海上丝绸之路外另一条东北海上丝绸之路也在唐代进入到繁盛局面。

中国丝绸进入东北亚可追溯到中国历史上汉魏时期（公元前202年——公元265年）——在《三国志•魏志•夫余传》中清晰记载了位于东北地区的夫余国与中原存在商业贸易，在如今的龙潭山和东团山之间均出土了大量汉代五铢钱、汉代白铜镜残片以及印有王莽货泉花纹的陶片。到了唐代东北地区已形成一条陆路丝绸之路和一条海上丝绸之路：陆路从上京忽汗城西渡辽河至营州而入幽州境，然后一路西行至长安；海路从上京忽汗城取道辽东半岛，渡渤海而入青州境之登州。这条道路使唐朝得以沟通东北地区的渤海国、朝鲜半岛的新罗、孤悬海外的日本。

日本派遣唐使来中国的目的和影响分别是什么？

大唐王朝与新罗联军在白江口之战，彻底的击败了日本与百济联军，让日本国家感受到大唐的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强大，彻底的震撼了日本整个国家，向强大国家全面学习交流，成为日本人虚心向强者全面学习，发奋图强。

日本派遣出访大唐使团人数众多，从唐朝的官吏治理，司法制度，对大唐社会方方面面的学习交流，引进大唐的技能工匠，为日本去传授技能，连佛教都虔诚的学习交流，目的性明确，就是向强者全面整体学习，提升自己的能力，使自己发展强大起来。

连日本京都的规化，也仿制大唐洛阳地市规化，日本通化向强国取经学习交流，更好的提升本国自身的发展，少走弯路。

这样做使日本很快螎入强国行业，克服了岛国的环境闭塞，开放进取心，让日本人懂得只有向强国学习交流，摸仿强国的成功经验，为自己的国家服务。

日本派遣唐使来中国的目的和影响分别是什么？

当时正逢盛唐，各国争相派使团到长安。使团随带着大批商人进行贸易。送些稀罕特产给皇帝都会得到丰厚的赏赐。他们还带了专业人员来学习国家治理，宗教文化，制造技术等。由于好处太大，外国使团络绎不绝，以至于皇帝必须下诏限制批数和人数

日本派遣唐使来中国的目的和影响分别是什么？

取经～

不过中华文化的真经他们学得不够，只学了一些有形的，其实无形的才厉害。

日本派遣唐使来中国的目的和影响分别是什么？

日本又称扶桑。

扶桑就是太阳休息和升起的树。

扶桑树有十个枝头，一个枝头比一个枝头高。最高的枝头就是最顶上的那个枝头，也是太阳起飞升起的枝头。

最底下的枝头就是从西方返回来的太阳睡觉休息的地方。然后每一天上升一个枝头。直至到达最顶上的枝头以后，起飞巡天，到达西方冥海的时候落到海洋里，夜里在飞回东方的扶桑树上休息。

扶桑之处，是由跨父追日的时候找到的，直到太阳升起的地方以后，就在那里设了祭师，用于供奉太阳。

后羿射日以后，就不再提扶桑之处了。

尧时期，把现在四川的三星堆定为祭拜太阳的地方，东海里面的扶桑之地就被废弃了。

东海里面扶桑之地的祭师们，就自己把自己封为日本。意思是太阳原本升起的地方。

到了汉朝，日本进入中国讨册封，汉朝的皇帝封日本为倭国，并且颁发了一块金印。从此日本就有了本分的名分。

到了唐朝，日本就连年的派遣遣唐使到中国来学习，所以日本的风俗同唐朝的风俗是一致的。现在仍然是这样的。甚至杜甫在诗篇里面暗示着杨贵妃到了日本。

但是日本人学去的东西，只是一知半解，并不真实。

所以就有一个日本人，煽动鉴真去日本传经。

鉴真真的去了日本，并且带去了很多工匠。把日本的房屋建成了大唐的房屋建设式样，也带去了各种礼仪的规范方式，讲究的笔墨纸砚以及瓷器。

所以日本也住木屋，穿丝绸，用低温釉的瓷器。

屋子的门窗有纸糊着的透明透亮，又防寒避暑。不再像以前和欧洲人那样，门窗都是一个大空洞，没遮没挡的敞开着的。

屋内不仅有了家具，而且有了席子。

席子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很重要，有主席有副席。只不过后来日本人说席子是榻榻米。

唐朝和宋朝之间，还没有座椅呢，所以人们是席地而坐，睡觉时睡在火炕上。

有钱的人家把火炕就建在卧室的地板下，所以卧室的地板就是炕。因此到现在日本人还是睡在地板上，坐在地板上。

杜甫怀疑杨贵妃到了日本，是因为日本有了化妆术。也就是用胭脂什么的涂抹脸蛋，使自己美丽起来。

宋朝的时候日本人就学去了喝茶，以及制作烧酒。又努力的仿照宋朝的瓷器，纸张，油纸伞，松墨，家具制造。实际上这都是偷偷的把中国工匠带到日本，在传播开来的。

实际上唐朝以来，日本派往中国的使节和留学生，都在大肆的收走中国的宝物，和最好的工匠，甚至他们还绘制中国的地图。

因此到现在日本的手工艺人，还以中国的各种工艺为努力的方向呢。

但是最主要的就是明朝发生的倭寇入海边侵略，戚继光之前，中国的军队打不过他们。

几乎都是因为中国军队的地图，没有日本人地图详细。

日本人的地图可以知道山间小道怎么走，明军的地图只知道官道怎么走，乡村小道和山间小道地图上没有标出来。

所以民国时期，日本侵略中国，也是它的地图比中国军队的地图详细。

日本的国民学习中国的东西，是为了丰富自己的日常生活。

但是日本的武士道信奉者，学习了中国的东西，就是为了把他们的国都，建到中国来。

所以日本的武士，只要向谁学习，就是想灭掉谁。

因此第2次世界大战时，日本要占领中国。开始向美国学习。最终偷袭了美国珍珠港。因为他们在学习美国的时候，已经把美国的各个港口，以及地图画的很详细了。

而，日本本身，在幕府时代以前和以后，都是以军国主义，为立国标准的。只不过在文学，小说戏剧上所称是武士道。玄幻小说说成是忍者。

中国在明朝时候遭受的海边的倭寇侵袭，都是日本浪人的行为。而日本的浪人就是失了业的没有主人的武士。

所以失去主人的武士，就没了职业，没了收入。从而他们就纠结起来当了海盗。

只不过认真的追查历史的话，日本的海盗，实际上还是由中国传过去的。

这就是郑和，不再下西洋以后，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那些船民，就失业了，没了收入。从而就当上了海盗。

由郑和下西洋的船民组成的海盗，控制了整个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域。这也为传入日本奠定了基础。或者说日本学会了建造渡洋以及海战的大船，才使日本浪人可以成为海盗的。否则日本人那种小船，带不了多少兵，来侵扰中国的海岸的。

实际上看中国唐朝的遗风去日本。看明朝的遗风去韩国。看清朝以前的中国去越南半岛各个国家。看洋务运动以后的中国去印度尼西亚，或者其他国家的唐人街或者华人街。

悟空问答看后咱也在上面留上点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