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什么时期开始汉族官僚崛起？

汉族官员与清朝其实一直有着不解的缘分，并伴随了清朝的一生。汉族在清朝的不同时期都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在康熙、雍正朝尤为明显，在乾隆朝也确实受到了打压，最终在慈禧时代大放异彩。

下面我们就来说说，在清朝的历史上，那些汉人重臣在不同时期扮演的重要角色。

清朝是满洲人，在明朝时称满洲人为“女真族”。满族与蒙古族虽同属北方骑射民族，但他们却有着很大的区别，蒙古族是游牧民族，而满族更多倾向于农耕社会。

满族虽然也以强悍闻名，但与蒙古族相比，差别还是很大的。从战绩上来看，蒙古大军强盛时期所向披靡，不论是金国还是南宋，几乎都无法抗衡蒙古大军。而满洲初兴时，明末明军还是能与其抗衡的。

特别在宁远一战时，袁崇焕坚守城池，用西方大炮抵抗满兵，一招制敌，努尔哈赤因此而抑郁成疾，不久病亡。反观明军因此战而备受鼓舞，并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将领，如祖大寿、祖大弼等。

虽然从结果来看，明朝灭亡，满军胜出。但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那就是明朝并非为满洲人所灭，而是亡于内乱。皇太极曾多次侵入北京附近和山东一带烧杀抢掠，但始终无法攻下山海关外的四座城池，最终无法实现灭明的夙愿。

到了顺治时代，明朝发生内乱而亡，山海关守将吴三桂为报仇雪恨，具体这个“恨”是不是只为“冲冠一怒为红颜”，有争议。于是，吴三桂向满洲提出借兵请求，摄政王多尔衮答应了他的请求，这样一来，山海关不攻自破，满军顺势举兵南下攻破了北京城，建立了清朝。

由此看来，清朝的建立多少有几分侥幸。在大清的建立上，吴三桂的确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但不可否认，他的叛徒身份，也没落个好下场。

到了康熙朝，吴三桂这个云南平西王联合广东平南王尚可喜、福建靖南王耿精忠再次走上了反叛之路，清军与他们的交战也并不占优，基本是败多胜少，如果不是康熙帝指挥有方，布署得当，吴三桂后来也死了，清军想平三番难度还真挺大。

清朝入关之初曾血腥地镇压过汉族人民的反抗，为缓和满汉民族矛盾，康熙新政后调整了各项政策。比如满、汉官员的品级俱行划一，待遇等同，甚至在饮食方面都有所改善，宫廷在宴请大臣时，既有满族菜系，也有汉族菜系，所以才有了“满汉全席”的说法。

当然，康熙也重用了一批汉臣，我们重点看以下几位：

周培公：在历史剧《康熙王朝》中，周培公被刻画成一个雄才大略、忠义正直的诤臣形象，最后孤死于冰雪天地之间，其结局令人唏嘘不已。

实际上，真实的周培公并没有剧中那么神奇，不过他的确长于计谋、忠孝两全，被誉为“一代济世奇才”。

周培公对于康熙最大的功劳就是辅助其平定了三藩之乱。康熙十五年（1676年），康熙任命图海为抚远大将军，出兵十万于陕甘，镇压并招抚王辅臣，周培公以幕僚的身份随军。

康熙撤藩引发了吴三桂起兵叛乱，吴三桂在起兵之初连战连捷，抢了不少地盘，一度想与康熙划长江而治。就在清廷与吴三桂相持于湖南的时候，陕西提督王辅臣成为影响战局的关键。

康熙和吴三桂都有恩于王辅臣，王辅臣在云南时受了吴三桂不少好处，而康熙爱才，对他也是不遗余力的提拔，将他调去平凉上任，信任度还是有的。毕竟陕西是战略要地，关系到首都的安全，战略位置极为重要。

吴三桂在叛乱时就拉拢过王辅臣，结果被王拒绝，后来王辅臣还是由于内讧起兵了，不过很快被康熙招降。之后又复叛，这次的招降大任就落在了周培公身上。

周培公的计策是：陕西关中地区是天下要塞，吴三桂叛军不经四川占据陕西，反而在湖南、湖北与大清官兵打得火热，这实不是明智之举。王辅臣尽管实力雄厚，关乎天下安危，附逆于吴三桂，但在他内心还是念及朝廷皇恩的。所以，对付王辅臣应采取“先招抚，后攻伐”的策略。

实际上，也的确如此，王辅臣一直驻守平凉，既没有南下湖现与吴三桂会合，也没有与四川的王屏藩联手，说明他本身有后顾之忧。

他们先向城中将士喊话，说一旦我们轰城，城中必定生灵涂炭，圣主（康熙）还是希望你们归降。这边忙着喊话，没过多久，图海又在平凉城北大胜王辅臣军，之后又是红衣大炮伺候一顿。

周培公观察战事，见时机已成熟，便主动请命进城劝降。康熙得知此事后，亲自召见了周培公，并封他为参议道台、衔一品，赐黄马褂。

周培公不辱使命，孤身进入叛军营，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晓之以势 、动之以情，先后七次劝降，终于招降了王辅臣。

王辅臣降清后，陕甘全境平定。周培公成功招抚王辅臣，打乱了吴三桂的计划，不仅解除了对京师的巨大威胁，而且剪除了吴三桂在西北的羽翼，使吴三桂失去了一个有力的臂膀，顿时扭转了整个西北战局。

早在康熙平定三藩时，西北的噶尔丹也一直在作妖，只是康熙分身乏术。在平定了三藩之后，才把矛头对准了噶尔丹。时年六十岁的周培公听说这一消息后，再度上书平叛“条呈”给康熙，康熙再度启用他为盛京提督，协助平叛事宜。

在周培公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已是愁病交加，但仍为国事操劳，其忠义之举日月可鉴。康熙四十年（1701年），周培公病逝于任上。

姚启圣：他历任广东香山县知县，福建布政使、总督、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等职。在任福建总督期间，为清政府最后统一台湾作出了贡献。

姚启圣也是以谋略著称，据史料统计，他自康熙十七年始在任福建提督期间，发出有关招抚投诚的照示宣传文告就多达二十余种。可见他以柔取胜和以政治手段谋取台湾守将回归的策略思想。

在台湾问题上，清政府一直都采取以抚为主的策略，主要由于水师力量薄弱，财政也困难。郑成功死后，金、厦、台三地的郑氏集团内部发生内讧，郑世袭与郑经叔侄二人反目，水火不容，人心不稳。

清政府见状，认为正是挑事的好时机，前后有三四次派出了招抚团队都被郑经拒绝，期间也有武力收剿的行动，但由于天气、政治等各种因素没有成行。

至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郑氏集团趁三藩叛乱之际，攻占了厦门、泉州、漳州、邵武、汀州、惠州、潮州等地，其中一些属地不少还在耿精忠的势力范围之下。一时间，郑氏集团与三藩势力给清政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康熙十五年，耿精忠被康熙招抚后，为戴罪立功向郑经发起攻势。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再次向郑经开展招抚工作，这次担此重任的就是姚启圣。

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康熙破格将姚启圣提为福建总督。他最擅长的就是搞策反工作，在领略了康熙“以抚为主，抚剿并用”的方针后，他首先在福建军务上做工作，比如招募兵丁，在漳州一带大破郑军主力等，同时也派人前往厦门招抚，但郑经还是没答应。

既然郑经不答应，姚启圣改变策略，开始了“挖墙脚”的工作，去深挖郑经旗下的官兵来投诚，并给他们及其家属提供优待政策，对于投诚官兵还委以重任，并严格对现投诚政策，这一策略果然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据统计，康熙十七年六月到十月之间，就有1200名郑军军官和11600多名士兵来投诚。到康熙十八年，郑经麾下的五镇大将黄靖、赖祖、廖琠、金福、廖兴和副总兵何逊都率部降清，共计374位武官和12100多名军官来投诚。

除了策反和招降工作，他还运用反间计，扰乱郑氏集团后方。比如在郑军当中散步谣言，郑军旗下的各大将领都曾多次收到清廷的劝降书，最后姚启圣争取过来十三万左右的郑军官兵，这使得郑经集团势力大为削弱，这样清军就变被动为主动，货劣势为优势了。

最终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收复台湾。

李光地：他也是康熙比较宠爱的汉臣，一生得了康熙的“三赐御匾”，与康熙“情虽君臣，义同朋友”。

李光地在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等大事件中也有积极表现，比如他和姚启圣都曾力荐施琅作为收复台湾的统帅，最后得到到了康熙帝的采纳。

此外，李光地在治河、民生和理学等方面都有颇大的贡献。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李光地被任命为直隶巡抚。他一上任就开始了治河工作，仅用十个月的时间就治理了子牙河水系，即今河北省，包括漳河、滹沱河和滏河，为此康熙还亲临视察。

一年后又主持治理了永定河，工期仅用了40天。为此，康熙赐予了他“夙志澄清”的匾额。由于政绩突出，一直升至吏部尚书，拜文渊阁大学士。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他再次得到康熙的御匾“夹辅高风”四字，意思是夸他德才兼备、高风亮节。康熙五十四年，他又第三次得了御匾“谟明弼谐”，其意在称赞他“计谟明智，辅弼和谐”。

康熙崇尚理学，对于编修理学典籍也非常重视，李光地凭借他的理学学识，协助编纂了《朱子全书》《周易折中》《理性精义》等书，并且他倡导对《诗》《书》《春秋》等经典的研究，这对于清初的文化振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康熙在很多问题上都喜欢征求李光地的意见，比如在文字狱《南山集》案中，在李光地的求情下，古文家方苞被赦免；再如在废立太子一事上，康熙也曾参考李光地的意见。

李光地虽然受康熙宠爱，但为官大半生，参奏弹劾之声也是不绝于耳，康熙为此还亲自下场为他澄清。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李光地病逝，康熙悲痛地说：“朕知之最真无有如朕者；知朕亦无有过于光地者”，赐谥号“文贞”。

除了上述三位汉臣，还有于成龙、陈廷敬、汤斌等汉臣，总之，康熙是一位思想开明的皇帝，促进了满汉融合，而实际上对汉臣的好感从顺治帝就有苗头了。

李卫与田文镜：他们俩都不是科举出身，文才也平平，而且此二人在为政上和性格方面都有缺陷，但在雍正年间却得到了雍正的重用，成了封疆大吏。

李卫是如何被雍正发觉的，在正史中没有记载。雍正元年（1723年），他被提拔为云南盐驿道，次年又擢升为布政使，掌管着朝廷的税源大项--盐务。再过一年，他又出任了浙江巡抚，兼管两浙盐政，成为手握大权的封疆大吏。

此后，他还担任过多项职务，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徇私，当然缺点也很明显，但在雍正眼中可以忽略不计。雍正对他的称赞为“操守廉洁，勇敢任事”、“秉公持正，实心奉职”，“为朕所倚信之督臣”，可见，雍正对李卫的信任程度。

雍正经常把田文镜、李卫、鄂尔泰三人并称，说：“在天下督抚诸臣中，朕最关切的人，莫过于鄂尔泰、田文镜、李卫三人”。

田文镜在雍正发现他之前，已经做了四十年的小官，雍正元年时，他已经61了，谁知在晚年仕途却来了个峰回路转。

雍正元年，田文镜因途径山西，亲眼见证了当年的灾情，赶上了雍正亲问，据以实情相告，雍正认为他“直言无隐”，因此破格提拔他为山西布政使，派他前往灾区赈灾。

到达山西后，他救援了七八十万灾民，清理了积压的案件，一时间吏治一新。雍正甚为赞赏，次年任命他为河南布政使，擢升河南巡抚。也就是说，他在两年之内就从一个小官爬到了封疆大吏的位置，可谓老来得势。

到了河南，他大力整顿吏治，整饬河工，开辟荒田，政绩显著。雍正五年（1727年），他以功升任河南总督，加兵部尚书衔，次年还出任河南山东总督，雍正八年又兼任北河总督。

对于雍正的重用，他十分感激，因此办事也是铁面无私，严格执行雍正的命令，推动了不少改革，比如清查钱粮、耗羡归公、发养廉银、摊丁入亩等改革措施。

但由于为官清廉、恪守名节，做了近十年的封疆大吏，家境仍旧贫寒，也得罪了不少官员。

雍正八年（1730年），河南发生水灾，民不聊生，田文镜居然也瞒报了，被人揭发后，雍正念其以往功绩，暗示其告老还乡，他这一生也是挺戏剧性的。

1732年，田文镜病逝，雍正予以厚葬，赐谥号“端肃”。

张廷玉：他是康熙朝的大学士，康熙三十九年中进士，历任检讨（官名，属翰林院），南书房行走、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刑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

至雍正元年时，他已经是一位辈分很高的老臣了。在鄂尔泰入京前，他一度是雍正最倚重的朝臣，接连出任过礼部尚书、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国史馆总裁、吏部尚书等要职，授文渊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还位居军机大臣之列。

张廷玉前后历经三朝，为官达五十年之久，但若细数他的政绩，却似乎平平无奇，这主要是因为他所从事的工作是文字工作，相当于皇帝的秘书，事务琐碎。

雍正对他的文笔很满意，他为此也是常常工作至半夜。他还协助雍正制定了“廷寄”办法，完善了奏折制度，被雍正赞誉为“器量纯全，抒诚供职”、“大臣中第一宣力者”。

雍正临终前，特意交待给予张廷玉配享太庙的至高待遇。乾隆二十年，张廷玉走完了自己的人生，终年84岁。乾隆在他死后遵从雍正旨意，张廷玉配享太庙，由此他成为大清一代汉臣中唯一配享太庙的人。

此外，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年羹尧，他在雍正登基后稳定朝政方面，以及西北战事上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不过宠来宠去，最后还是被宠死了。

大清到了乾隆时代，任用将领的方针也有所改变，乾隆帝虽然汉学造诣精深，但他力保存满洲国粹文化，极力抑制满洲八旗汉化之势。不仅在语言上以汉语译词来扩充满文词汇，编纂满文字典，还在政治上让满人担任要职。

比如，在征战台湾、西藏等地，立下赫赫战功的福康安、海兰察等都是满人，特别还出了一个大贪官和珅，就是最好的证明了。

当然也不是不用汉臣，比较有知名度的有：刘统勋、沈德潜、汪由敦、纪昀、刘墉、王杰等人。

乾隆帝在位长达六十年，退位后还活了四年，仍旧训政。自乾隆时起，清朝军队八旗及绿营腐化，战斗力开始下降，对此，他是有一部分责任的。

慈禧时代的晚清汉人重臣

至咸丰时代，清朝的颓势已逐渐明朗，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八旗军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了。

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咸丰帝不得不进行改制，重新采用旧制办起了团练，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由曾国藩带领的湘军。湘军在曾国藩的带领下，战斗力极强，成为平剿太平军的重要力量。

咸丰帝尽管对汉臣有猜忌之心，但时代发展到这里，清廷不用汉人都不行了。咸丰帝不得不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大江南北的水陆各军均归曾国藩节制。

曾国藩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登上了历史舞台。咸丰在位仅十一年，31岁驾崩之后，大清的江山基本过渡到了慈禧手里。

在慈禧时代，她采取了整顿吏治的措施，其中就包括重用汉人。据《清鉴》载：“听政之初，······内则以文祥、倭仁、沈桂芬等为相，外则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将”。

慈禧对汉臣的倚重，首推曾国藩和李鸿章。重用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得以有喘息的机会与外国列强打交道。

慈禧利用这批汉人重臣，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等一系列的农民起义，并掀起了一系列改革运动，一度开创了“同治中兴”的短暂局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四大汉臣还称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不过，最终也是汉臣掘了大清的坟墓，最终被袁世凯送入黄泉关。

综上所述，尽管满洲贵族在传统不重用汉臣的思想习惯，但在大清历史上，汉臣一直以来都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不时地影响着大清帝国的走向。笔者认为，并不存在汉臣于哪个阶段崛起的问题。

清朝什么时期开始汉族官僚崛起？

和珅跌倒，不是嘉庆吃饱，而是满人本位主义破产。从这个时候开始，汉族官僚就在酝酿崛起了。

当然，满人本位主义不会彻底破产。

因为大清皇帝的支柱力量就是八旗子弟，也就是满人。满人和八旗子弟能撑得住场面，大清皇帝也才能稳坐钓鱼台。

但是，鸦片战争以后，赶上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但逢变局，就一定要唯“才”是举，而不会建制派当道。这时候，大清以及大清皇帝也只能唯“才”是举，而不能在体制设计上偏袒满人或搞满汉平衡了。

所谓唯“才”是举，简单说就是谁有本事、谁上台。没有本事的，即便上了台，也没用，因为根本站不住。

所以，回答汉族官僚是什么时候崛起的问题，首先需要溯因大清官场的建制化特色；其次溯因到乾隆和嘉庆朝的政策转向。

乾隆朝的顶级权臣，非和珅莫属。但和珅的出身和起步并不高。他不是满清宗室，也不属于上三旗，甚至还差点儿被赶出家门。既然是这样，那么和珅是怎么成功的？是因为和珅能力强吗？

公元1769年，和珅参加科举考试，但名落孙山。

这就说明在大清朝官场的建制赛道上，和珅连上场比赛的资格都没有。宦海沉浮是一部连续剧，但和珅在第一集就死了。

考试不行，不代表能力不行。

但是，任凭社会如何多元、任凭资源如何丰富，排位一定是稀缺的。排位稀缺就要互相竞争；互相竞争就要规制赛道。

而科举恰恰就是传统中国最具共识性的赛道。

所以，能力行也好、不行也好，首先都要在科举这条赛道上站得住。站住了，才有资格竞争排位。

在纯建制的科举赛道上，和珅不行。

因为他连上场竞争的资格都拿不到。但和珅只是一个缩影。非但和珅不行，整个满族官僚群体也不行。

这个道理，容易理解。

科举是一只拣选精英的漏斗。谁是精英、谁不是精英，要用科举这个漏斗筛一遍。筛出来的，才算精英。而精英才能做官，也才能在官场上竞争排位。

但是，汉人有多少、满人才有多少。这两伙人的基数，没有可比性。所以，时间长了，满人一定集体走下坡路。

但是，清朝是满人建立的王朝。

所以，它一定不会按照单一科举建制的方式拣选精英，更不能按照完全官场建制的方式来管理干部和使用干部。

所谓建制，就是规划内部排位的成文或不成文规矩。

身处体制内的满汉官员们，必须按照这些成文或不成文的规矩，去竞争排位。科举取士，是一种规矩；论资排辈，也是一种规矩；计功考核，还是一种规矩。

霍去病18岁便封冠军侯，而李广到死也没能封侯，这两个人差在了哪里？

不是差在能力，而是差在了赛道。

霍去病走得是皇帝高兴就好的外戚赛道，而李广走得是首虏封侯的建制赛道。李广穷其一生，都在走建制路线。而霍去病纯属反建制。反建制，就是不讲规矩、不讲道理。

但最不讲理的，还不是霍去病，而是卫青的三个儿子，一出生就封侯。这时候，我们也就能体会到李广的无奈了：官场太黑暗，你们都不按规矩出牌。

组织运行的时间长了，就一定要建制化。

建制才能稳定，稳定才能克服不确定性。一惊一乍地日子，没法过。但，所谓的建制并非一成不变。

你说计功封侯是建制、外戚封侯是反建制，但是时间长了，习惯成自然，外戚封侯也能算建制。

比如东汉，大将军就得是皇帝娘家人。外戚封侯都不行，必须当大将军、必须领导政府。这就是东汉的建制。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得多了，也变成了路”。不管是好是坏，只要大家都认了，就算有了共识；然后规矩也就立起来了，而时间长了，自然建制化。

所以，满人主导的大清帝国，也一定要有自己的建制。而和珅的成功，恰恰是建制博弈的产物。

和珅获得成功的途径，肯定不是科举赛道，但也肯定不是外戚赛道。

古代中国发展到清朝，已经积累的了足够的智慧和经验。宗室和外戚，一定是防范的对象。所以，对于这些人，可以给钱、给富贵，但死活也不能给权力。即便后来成功了，往往也不是依靠纯外戚的身份。

有时候，个人成功，跟个人努力、个人能力，可以毫无关系。

因为很多赛道就不是纯业务表现能决定的。即便是业务表现能决定，但业务表现有时候根本无法测量。

但成功一定跟社会网络评价有关系。通俗而又世故地说，就是组织需要。

组织需要你排位上升，那你就必须上升，即：不行也行；组织不需要你排位上升，那你就必须不能上升，即：行也不行。

而和珅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就是因为满人集团的组织需要。

在当时，满人的当然领袖，是乾隆皇帝。同时，乾隆皇帝还是大清帝国的领袖。自明清之后，因为不设丞相和宰相，所以乾隆皇帝还是整个官僚集团的领袖。

因此，建制化的方向、速度和模式，统统取决于乾隆皇帝。而乾隆皇帝主导的大清建制化，就是彻底的满人本位主义。

满清所有的皇帝，都坚持满人本位主义。因为大清的国策就是“首崇满洲”。但为了团结汉人官僚，满清皇帝必须拿捏分寸，甚至还要做出适当的让步，以争取汉人官僚的支持。

顺治宣称自己对待官员“不分满汉”。康熙还扩充过江南的科举名额。这都是在争取汉人精英和汉人官僚的支持。

而雍正比较奇葩，因为他要走极端。

走极端的皇帝，往往得不到保守派的支持。而既得利益的满人，天然是保守派。“（李）卫、文镜受上眷最厚”，为啥这两个汉人最受器重？因为这俩人能跟皇帝一起走极端、干大事。

乾隆之前，满汉之分的问题，不算严重，甚至可能都被忽略掉了。但乾隆之时，满汉之分的问题，就严重了，而且上升为皇帝必须关注的问题。

但问题的实质，不是满汉之分，而是满人汉化。

在“首崇满洲”的国策下，清朝统治者刻意将满人从汉人中区分出来，最好一眼就能看出谁是满人、谁是汉人。所以，在语言、骑马射箭以及民族服饰上，统治者强调满人要保持满人的传统。甚至还广建满城，八旗军队单独驻防，以保持战斗力。

但是，乾隆朝却出问题了，因为越来越多的满人汉化了。

别说骑马射箭，就是满人说满语都做不到。大清科举专设翻译科，满人只要能够在满语和汉语之间进行翻译，那就能考上。但是，到了乾隆二十二年，因为招不到人，所以只能把这科取消掉。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区分满汉而“首崇满洲”，未必能巩固统治；满人汉化而满汉一家，也未必就瓦解统治。

但，问题本身往往不重要，而怎么看问题才重要。

雍正时期的李卫、田文镜，比满人还支持雍正。所以，你不能说汉人官员多了就会动摇大清国本。但是，大清皇帝未必这么看。他能看到的是：汉人官僚多了，那满人咋办？

同时，满人群体也不这么看。

排位总是稀缺，稀缺就要选择，选择必有标准。而标准是现成的：到底是汉人官僚多晋升一些，还是满人官僚多晋升一些。选择了汉人，则歧视了满人；选择满人，则歧视了汉人。

所以，大清朝的视角，就决定了它一定会关注满汉之分的问题。

于是，乾隆出手了，他的做法就是彻底的满人本位主义，不余遗力地抬高满人在官场上的优势地位。而最直接的举措就是在官员选拔上，加大对满人的政策倾斜。

满清贵族，可以跳开一切的建制化程序，凭爵位便能获得官职。

乾隆朝的首席军机大臣讷亲，就是凭一等功的爵位直接当上了从二品的高官。别人还在学李广计功求官，而满人却可以凭爵拜相。这就不讲理了。

但排位稀缺。所以，这么玩的人，只能是满清的顶级贵族。

然而，一般出身的满人，也不用担心，因为机会有得是。满族的年轻人，可以通过当侍卫和当翻译的方式获得晋身跳板，然后踩着这个跳板直上青云。而且，这条路升迁更快。

如乾隆的小舅子傅恒就是从侍卫起步，24岁任军机处行走、26岁任户部尚书、27岁拜保和殿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这就是火箭提拔的速度。跟傅恒比，汉人官僚一定能体验到李广的憋屈。

傅恒虽然不讲理，但人家有外戚加持。而和珅不讲理，才是真不讲理。他不靠外戚加持，因为本就没有，而是纯靠组织需要和皇帝提拔。

公元1773年，和珅26岁，乾隆62岁；和珅是侍卫，乾隆是皇帝。然后，君臣二人“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和珅正式得到组织重视，并随即得到组织栽培。

然后，和珅这个官，就不是一年升一级的问题了，而是一年升好几级（当然要包括加官）。

公元1776年，正月，和珅被任命为户部右侍郎；三月，和珅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四月，被任命为总管内务府大臣；八月，和珅调任镶黄旗满洲副都统；十一月，和珅任国史馆副总裁，赏一品朝冠；十二月，和珅总管内务府三旗官兵事务，赐紫禁城骑马。同时，这一年，和珅一族抬入满洲正黄旗。

公元1776年，堪称和珅奇迹年。

公元1776年，乾隆皇帝65岁。而和珅呢？26岁。26岁的和珅已经被赏一品朝冠，已经当了军机大臣、已经当了内务府大臣。但前一年，也就是公元1775年，和珅仅是一个御前侍卫。

乾隆这个老皇帝是不是傻了？你可以栽培后生，但也不能这么栽培吧？

组织运行时间长了，一定要建制化。大清的建制，就是满人本位主义的官僚制。但是，乾隆的操作，则只有满人本位主义，而没有官僚制，更没有建制。简单说，就是任命官员完全不讲规矩、不讲理，纯属反建制。

那么，乾隆为什么要这么做？

第一个原因是满人本位主义，而且乾隆做得极端过分，是彻底的满人本位主义。

第二个原因是满人卡住位子，满人本位主义是原则，满人卡住位子是具体手段。

晚年的乾隆，或许感到时日不多（但时日还很多，后来又干了20多年），所以需要抓紧时间，赶紧培养一批满洲后生，以卡住排位。

军机大臣就那么几个、大学士就那么几个，满人官僚卡住了，自然不会有汉人官僚什么事。这就是乾隆的算计。

但是，满人本位主义和满人卡住位子，能解释大清特色建制的方向，却解释不了速度。和珅升迁的这个速度也太快了。除去镶黄旗满洲副都统，和珅一年升五级。大清发展到了乾隆朝，时间已经足够久了。所以，它一定是求稳，而不是求快。

所以，第三个原因最可怕，那就是满人已经无人可用。

摆在皇帝面前的，只有和珅，或者说和珅就是最好的。然后，以乾隆为核心的满人官僚集团，只能倾全力培养和珅、提拔和珅，让和珅去卡住位子。

所以，到了嘉庆朝，这个问题不仅会暴露出来，而且会被彻底掀了桌子。

公元1795年，乾隆传位给嘉庆，但是又当了三年太上皇。这一年，嘉庆35岁、和珅45岁、乾隆84岁。就这个年龄分布，你就能知道和珅跟嘉庆的关系肯定没法好。

乾隆晚年，和珅已经彻底掌握了大清的权力核心军机处。官员任命、案件审判，甚至奏折呈递，都要经过和珅。

上有太上皇、死活不放权，下有和珅、全面揽住权，嘉庆皇帝会是什么滋味，也就可想而知了。

乾隆晚年已经越来越糊涂，凡事都要由人传话，才能操纵整个帝国。而这个传话人，恰恰又是和珅。所以，在当时，和珅就是大清的二皇帝。

公元1799年，老皇帝乾隆终于闭上了眼睛。随即，嘉庆皇帝马上派人控制和珅。乾隆死后15天，嘉庆就送给和珅三尺白绫，让和珅上吊自杀。

老皇帝不放权、大权臣当帮凶，所以小皇帝很生气。于是，等老皇帝死了，小皇帝急不可耐地杀了大权臣，连半个月都不让大权臣活。

如果仅是这么认识，那就把政治当成了宫廷斗争和关系攻略。

宫廷斗争和关系攻略的解释，不是不可以。但是，它们统统解释不了和珅是怎么官场成功的，更解释不了嘉庆朝的政策转向。

问题本身不重要，而怎么看问题才重要。

和珅跌倒的问题，一定要提升到满洲本位主义的层面。因为只有在这个层面才能解释和珅为什么成功又为什么落败。和珅跌倒相当于满洲本位主义的破产。而满洲本位主义一旦破产，那么汉人官僚就一定要崛起。

所以，溯因推理地看历史，我们需要关注和珅跌倒后的趋势影响：

首先是削弱了满洲本位主义的公信力，意味着国家不能这么玩。

朝廷器重、提拔神速、年富力强的满洲精英和珅，竟然是个大贪官。而且，还把贪污数字公布了出来，仅白银就八亿两，所有财产相当于国家十五年的财政收入。所以，廷议认为和珅必须凌迟，后来嘉庆法外施刑，才赐自尽。但是，这已经是对满洲本位主义的啪啪打脸了。

其次是汉族官僚在嘉庆朝及以后逐渐崛起，掀了满洲本位主义的桌子。

和珅不仅贪了钱，而且揽了权。对于这件事，乾隆皇帝要负责。但乾隆死了，而且也没人敢追老皇帝的责任。所以，接下来，就是满人精英要负责。因此，嘉庆朝的政策调整，就从和珅跌倒开始。一大批汉人精英得到了晋升的机会。像董诰、曹振镛这些人，长期担任军机处首席大臣。而从朝廷到地方，汉人官僚的发言权越来越重，甚至主导了整个大清的政策走向。

但是，大清朝是满人的大清朝。难道满人就没有再次崛起的可能吗？满人本位主义就一定会破产吗？

大概率没有这个可能，因为接下来全是趋势的问题。

一是乾隆朝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即满人汉化。正是因为满人汉化，所以乾隆才搞彻底的满人本位主义。一眼望下去，分不清谁是满人、谁是汉人，满清皇帝找不到自己的同盟了。这才可怕。但满人汉化而满汉一家，是趋势。这个趋势，没法变。甚至，到了后来，有修养的满人，能比汉人还汉人。

二是满人官僚已经人才凋零，这也是乾隆搞满人本位主义的第三个原因。只要建制化了，汉人用基数就能碾压满人。这在鸦片战争以后，最为显著。英法联军进北京的八里桥之战，撑场面的是僧格林沁和蒙古马队，而不是大清八旗。天平天国起义，扛住冲击的是曾国藩和李鸿章把持的地方武装，也不是大清八旗。再往后，领导大清洋务运动的，几乎清一色全是汉人官僚。

三是赶上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变局就是东西方必须交流，大清再也不能做老大帝国的春秋大梦。而这时候，能竞争排位的，只能是在干事创业中捶打出来的汉人精英。满人精英被乾隆惯坏了，即便是嘉庆朝也没扭转过来。所以，一群废人已经只能在变局中废掉了。李鸿章死后，摆在慈禧和大清面前的，只有袁世凯，而北洋大臣必须由他来当。这时候，为啥不让满人来当北洋大臣。李鸿章死了，满人也没人接手李鸿章的政治遗产。

所以，成也乾隆、 败也乾隆。乾隆奉行的满人本位主义，区分出了谁是汉人、谁是满人，巩固了满人的优势地位和自信心。但物极必反。和珅跌倒后，嘉庆朝必须做出政策调整。汉人官僚就是在这个时候酝酿崛起的。

而赶上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汉人官僚更要乘势而上。这时候，不管是“首崇满洲”的建制化，还是科举官僚制的建制化，已经统统不管用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与曹操的唯才是举，说的都是一回事。这不是英雄的呼唤，而是时代的需要。但是，大清这艘大船太大，转向不行、加速不行、降速更不行，最后沦落到了改朝换代。

清朝什么时期开始汉族官僚崛起？

汉族官僚真正的崛起实际上是在镇压太平天国之后，在这之前的汉族官员都不成气候，甚至需要依附于满清贵族才能保证自己的地位。

虽然皇太极、康熙、雍正、乾隆这些皇帝都标榜自己重视满汉一体，并且大力提拔汉族官员，但是除了雍正真正地重用了汉人，其他皇帝只是将汉族官员当做政治上的一件工具。在太平天国之前，虽然六部尚书满汉都各有一位，但是能够最终拍板的永远是满族官员，如果要联名上奏，那满族官员的名字也必定排列在汉人官员之前。

就拿纪晓岚来说吧，别看这位看着风光，但当他为尹壮图说情时，乾隆直接对着纪晓岚就开骂了，并且还骂得很难听，原话是：“朕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全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意思就是：我只是看你学问好一点，所以才让管《四库全书》这摊子事，实际上是拿你当戏子一样养着，你算个什么东西啊？竟然还敢谈国事？！滚一边去！

千万别怀疑啊，乾隆就是这么毫不客气地骂了纪晓岚，而纪晓岚从此也开始纵情声色，我们经常说纪晓岚可以一夜御三女，可这荒唐的背后实际上是对于现实的无奈和妥协。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满清的皇帝从来没有把汉人当成自己的心腹看，哪怕这人是汉军旗出身也不行，像年羹尧、岳钟琪这些人，但凡有了功劳、权利，那皇帝立刻会无情的打压，甚至是直接弄死这些汉臣，根本原因就是满清的皇帝只信任满人。

一直在太平天国运动开始，汉族官员才真正崛起，因为八旗、绿营等全部被满清养废了，满清不得不让各地的士绅、督抚开始自行征兵、筹集军饷，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湘军、淮军纷纷崛起，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汉族官僚掌握了地方实权，从此汉人官僚才成为了满清朝堂上一个极度重要的力量。

其实这事从各地督抚人员的数量上也能看出来，在太平天国之前，各地的督抚以满人为主，哪怕有几个汉人，那也大多是汉军旗或者包衣出身，纯粹的普通汉人寥寥无几，而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全国各地的督抚则以汉人为主，特别是南方的督抚几乎都是湘军出身的汉人为主。

不过话说回来，虽然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汉族官员开始崛起，涌现出了以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为代表的汉族重臣，但是满清的最高权利依然牢牢地掌握在满人手上，李鸿章之流顶多就是重要的裱糊匠而已。

清朝什么时期开始汉族官僚崛起？

清朝汉族官僚集团的崛起，首先起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初期力量其实很弱，但屡屡攻城掠地，暴露了八旗子弟己完全丧失了满清成立初期的蓬勃战力，绿营兵更是只会领饷的乌合之众。满人不得不依赖汉族官僚集团组织军队来镇压太平天国，于是以曾国藩，左宗棠为首的湘军，和李鸿章为首的淮军迅速崛起，依靠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成为强大的军事集团，足以跟满人抗衡，地方政权和军权逐渐落入汉人之手。后来的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事件，更加速满人政权的衰落，辛亥革命才能一举成功。

清朝什么时期开始汉族官僚崛起？

一直以来，有清一朝是否有排挤汉人这个说法，其实并不是十分的明确。

清朝入关之前，我们虽然能够看到有各种的地方杀戮，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清初统治下的整个前朝官僚阶层，其实大多也都是顺时事而为的聪明人。

他们不会像少部分人一样，去维系一个破破烂烂、早已经无法挽回的明王朝。

自古以来，读书人的气节一直被标榜为忠君、爱民，但大家都明白，在任何一个王朝的乱世，能够秉持名节，坚持这些信条的人，可谓是少之又少。

此时重要的一点是，在任何一个乱世王朝的末期，大多数的读书人早已经成为了财力相当雄厚的官僚，想让他们去捍卫一个朝代的生死，我想很多人不会干。

清末的乱世也一样，何为爱民？

对于大多数的民众而言，无休止的战乱，无休止的革命，并不叫爱民。他们更希望看到一个平稳过度的王朝，他们更希望有人真正能够带领清王朝走向强大。

所以，清末始终有两波十分重要的群体，他们是改良派和革命派。

改良派也是最不希望革命的那群人，他们更希望清王朝的统治者能够真正的理解改良思维，避免滔天大乱，避免战火流毒百姓。

谁人不明白，真正的革命，伤害的到底是哪些人，真正有利的又是哪些人？

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如果真的改良成功？

华夏大地不会从1840年，经历一百多年的战乱，一百多年大家可以算一算，几乎是三四代人的命运，对于底层的穷苦百姓的生活，我们可想而知。

当时的康有为、梁启超始终秉持的理念就是要用改良的方式，塑造一个新的政权，这个政权可以由清王朝承袭。

因为如此，就可以尽最大的可能避免祸乱世道，避免百姓流于战乱。

这种思维或对或错，至今为止没有明确的定位。

我们如果希望用革命的方式建立新的政权，但至少伤害的是几代人的命运，这样的方式未免有点太残酷。

清王朝在清初和清末的命运以及满汉的格局，也几乎呈现出了一种不同的态势。

在清王朝，汉臣的存在几乎从爱情觉罗家族的龙兴之地东北就已经宣告开始，清初的三王曾经为清王朝定鼎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

此时，汉臣其实在清王朝的地位呈现出极端的两极趋势。

汉臣武将执掌兵柄，而在清王朝的官僚体系中，却很少有大臣能够荣登高位，成为左右朝局的赫然勋贵。

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了康熙削藩时期，我们可以从这个时间段看到一条极为清晰的时间线，那就是清廷的权力框架中，汉臣开始强势进入文官体系，而且朝着高阶文官体系冲击，这一点从康熙时代的张廷玉开始，几乎一直延续到了清末的乱世中。

而清王朝从三藩之乱后始终秉持的原则就是汉臣虽然可以重用，但是更多的时候往往都是在朝堂的文官权力中枢系统中，对于军队的统帅权，无论是在京师驻防，还是地方驻防，任何汉臣不会有染指的机会。

所以我们会发现，以清初三藩之乱为标志，汉臣的文武权力其实处在一个上升和下降的极端趋势。

因为清王朝属于强悍的中央集权王朝，即便是汉臣能够闯入文官权力中枢，但是仍旧无法完全掌控朝局，无论是南书房、军机处亦或是其他的六部机构中，满汉相互制衡的格局始终存在。

清末满汉权力结构的变化以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为明显的分界线。

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暴露了清王朝八旗军队的腐朽无能，咸丰王朝开始重用汉臣，尤其是慈禧太后执掌朝政大权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他开始笼络汉臣，同时让他们有在地方上组建军队的权力。

其实这时候，满汉权力格局已经在悄然发生改变。

其具体的表现无非是汉族官僚阶层在咸丰、慈禧太后的支持下强势崛起，尤其是从曾国藩开始历经奔赴地方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他参与组建地方团练组建了战斗力彪悍的湘军，还支持李鸿章组建了淮军，这两支在汉臣手中发展起来的军队，不仅替清王朝荡平了太平天国的起义运动，还一度成为两人荣升官僚阶层的绝对崇高地位。

不仅如此，随着中央权力的真正转移，地方上的督抚专权局面也开始形成，汉臣不仅掌握了军权，就连地方上的行政权力、财权也一并掌握，构成了晚清汉臣主导中央、地方的双重政治新格局。

清朝什么时期开始汉族官僚崛起？

太平天国起义后汉族官僚开始崛起。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运动，也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太平天国坚持了14年，势力发展到18个省，严惩了中外反动势力。占领长江中下游富庶地区多年，战事波及半个中国，使清廷国力大伤。太平天国的事迹及它提出的一些主张，对日后反清革命有一定影响。由于它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代，时代赋予它新的内容和意义，即在反封建主义的同时，又担负反对外来侵略的任务；同时太平天国的一些领袖主张学习西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种主张在当时是先进的。

由于清廷倚赖由汉族组建的湘军和淮军才能打败太平天国，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大臣平乱有功，使清廷更加重用汉族，汉族在清廷的权位因而大增，同时满人对军队的控制权减弱，军权、财权下放，朝廷给地方大员招募的亲兵以国家军队的编制。朝廷权威下放到各军功大员身上，使权力格局大大改变。

金田起义的浮雕被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是无比正确的。只有推翻满清邪恶统治，中国才有可能强盛起来。推翻满清就是救中国。缅怀为抵抗满清入关而牺牲的民族英雄，缅怀为推翻满清而壮烈牺牲的革命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