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历代秦王为什么不给商鞅平反?
商鞅在秦国推行的变法使得秦国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国家,但最终却被秦国贵族诬陷谋反,最终战死并被处以车裂之刑和诛灭全家,商鞅可以说是被诬陷致死的,但是之后的秦国国君并没有为其平反,只因商鞅推行的变法虽强大了秦国,但也得罪了各个阶层,尤其是秦国贵族,为其平反需要承担风险,并且商鞅是被国君下令处死的,那么后代秦王为商鞅平反就是否认先祖是错误的,加上一些其它原因,历代秦王最终没有为商鞅平反。
秦国能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诸侯国,和商鞅对秦国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有着直接关系,商鞅实行的变法让秦国成为了富裕强大的国家,为秦国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最终秦国到了秦王政时期,如《过秦论》中所说:“及至始皇,六世之余烈”。秦始皇发扬了秦国六代君王的积累和功业,最后通过强大的武力强行统一了天下。
秦国能从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诸侯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和秦国后期几代国君的积累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在秦孝公时期,重用商鞅进行的变法对秦国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诸侯国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商鞅变法使得秦国的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为秦始皇最终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如果没有商鞅对秦国进行的变法改革,秦国的综合是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飞速提升的,如果没有商鞅对秦国进行的变法图强,秦国的综合实力是做不到可以和六国开战这种程度,即使可以,在秦王政时期也累积不到这种程度,商鞅变法是秦国富强的关键之一,如果秦国没有商鞅对其进行变法,秦国很可能到秦王政时期无法统一六国,甚至被其它诸侯国吞并。
秦国能统一六国,商鞅居功至伟,并且可以说秦始皇也是商鞅政治理想的执行者,商鞅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彻底的改革家,商鞅的改革不仅是影响了秦国,影响了当时,更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但最终商鞅却被冤枉致死,尸身还被处以车裂之刑,还被当时秦国的国君秦惠文王下令诛灭全家。然后就有人问,商鞅对秦国的贡献巨大,还被冤死,为何秦国的历代国君不给商鞅平反?
不可否认秦国的强大和商鞅是分不开的,但这并不是秦国历代国君非要为其平反的理由。商鞅对秦国的功绩也让其享受了荣华富贵,被秦孝公封侯拜爵,位列当时秦国的最高爵位“大良造”,可以掌握秦国的军政大权,大良造的权利和相国权利基本相当,在当时的秦国一般只有获得大良造的爵位才能担任相国一职。但商鞅的功绩也为其之死埋下了祸根。
我们对商鞅进行了解之后就明白商鞅为何最终有惨死之结局了。商鞅本名应该叫公孙鞅,其是姬姓,公孙氏,名鞅,虽在秦国担任官职,但商鞅是卫国人,是卫国国君后代,在卫国本国称为公孙鞅,要是去往别的国家,就需要以国名为氏,就需要叫卫鞅,因为先秦时期,只有贵族才有姓氏,普通的百姓只称名,不称氏。在秦汉以后,姓氏就合到了一起,成为一个概念。
商鞅出身于卫国公族,因卫国的国君卫怀君在去魏国之时遭遇魏王的囚杀,卫国因此而覆灭,之后卫国新继任的卫君是魏国的女婿,卫国从此成为了魏国的附属国,卫鞅早年就在魏国效力,卫鞅在年轻之时喜欢刑名法术之学,之后侍奉魏国的国相公叔痤,担任中庶子。魏国的大臣公叔座就向魏国举荐公孙鞅,但是公叔座直到病重之时才举荐卫鞅,是因为怕以卫鞅的才学取代其职位。
《史记·商鞅列传》中记载:公叔曰:“痤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王嘿然。王且去......惠王既去,而谓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岂不悖哉!”
魏国相国公叔座向魏王提议重用卫鞅,并且可以将魏国的国家大事托付给卫鞅,如果不用卫鞅,就不能让其离开魏国,以免为其它国家任用,魏惠王听了相国公叔座举荐,认为公叔座病糊涂了,就没采用其建议,之后秦国的秦孝公颁布了著名的《求贤令》,想恢复秦穆公时期的霸业,在魏国的卫鞅听闻秦孝公的求贤令后,便携带李悝的《法经》投奔秦国,开始为秦国发光发热。
《史记·商鞅列传》中记载:“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公叔痤知其贤,未及进。”......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
太史公司马迁还特意写道公叔座知道卫鞅贤能,但因自私没来得及向魏王推荐,导致卫鞅去了秦国,公叔座的自私让魏国失去了卫鞅这个人才。卫鞅去了秦国,卫鞅用“富国强兵”的办法说动的秦孝公,秦孝公开始任用商鞅进行变法改革,商鞅进行的变法在秦国初期推行的时候有所阻碍,虽然秦国推行了变法,但秦国的不少百姓都认为变法不方便。
“於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史记·商鞅列传》
变法刚推行的时候,秦国的太子嬴驷触犯了商鞅颁布的新法,卫鞅认为新法不能顺利推行是因为上层贵族触犯了它,之后便依照新法处罚太子,这位太子就是之后的秦惠文王,也就是下令逮捕商鞅,并处以车裂之刑的秦国国君。最终因为太子是继承人不能用刑,卫鞅就处罚了监督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和传授太子知识的老师公孙贾,之后新法在秦国顺利执行,但为此也和太子及其老师结下了因果。
商鞅的变法在秦国推行十多年后,秦国无论是百姓还是国家都享受到变法带来的红利,山林没有了盗贼,百姓的生活变的富裕充足,兵士也敢于为国家打仗,因变法中有“军功爵制”,普通百姓也可以靠军功成为贵族,军功越多获得的爵位也越高,并且变法规定了原来的贵族子弟要是没有军功是不能列入家族的名册,商鞅推行的变法使得秦国生产力富足,军队战斗力提高。
卫鞅也被秦孝公任命为大良造,掌管秦国的军政大权。秦国的国力不断增强,逐渐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诸侯国,秦国开始了对外扩张的脚步,秦国多次将魏国的军队打败,魏王此时后悔当初没有采纳公叔座的意见任用卫鞅。之后秦国在打败魏军后,秦孝公将於、商十五个邑封给了卫鞅,封号为商君,后史称为商鞅。
商鞅此时在秦国已经担任相国一职十多年,虽然商鞅的变法富强了秦国,但是变法触动了秦国贵族的利益,导致很多秦国的王室贵胄都很怨恨商鞅,又一次为商鞅之后惨死埋下了祸根。
商鞅推行变法成功后,成功了秦国的国相,但是却不为不为百姓造福,而是大规模地修建宫阙,这样的行为可以说已经不符合为国家建立功业了。推行变法的时候在前文中也有说到商鞅有惩治太子的师傅,而且推行的新法是轻罪用重刑,商鞅本就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从小就喜欢刑名法术之学,之后也尊崇的是法家思想。
商鞅推行的变法虽然起到维护秦国治安的作用,但是变法用严刑酷法残害百姓,秦国的百姓在强压之下只能接受,但是会积累怨恨、最终聚积祸患,就如同秦国之后成为的秦朝,建立之后还推行法家思想,不加以改革成适合治理天下的制度,还是轻罪用重刑,导致陈胜、吴广最终起义,拉开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最终导致秦朝覆灭,因陈胜、吴广遇见大雨无法按时达到目的地,按照秦律是要被处死的。
商鞅在秦孝公封给商於封地称君,天天用新法来逼迫秦国的贵族子弟。商鞅功成名就后的种种行为已经失去了民心,也得罪了贵族,失去民心最终是不会得到支持,而得罪贵族也会有因果,商鞅只是一个人,贵族却是一群,虽然此时有秦孝公的支持,但是如果失去了秦孝公的支持,商鞅的结局可想而知,秦国之人赵良劝商鞅应该功成身退,这样才可能保平安,但商鞅没有听从劝告。
商鞅的末日也最终来到,之后秦孝公去世,太子赢驷即位,是为秦惠文王,赢驷的老师公子虔便联合一些贵族告发商鞅谋反,公子虔不仅是赢驷的老师,还是秦孝公的亲哥,是秦献公的儿子,最终秦惠文王赢驷下令追捕商鞅,商鞅便逃跑,逃到边关时想借宿客栈,但是百姓并不知道其是秦国的相国、商君。商鞅也没有携带证件,按照秦律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治罪的。
商鞅想必此时要感叹到自己制定的新法竟然会遗害到这种地步,这也是成语“作法自毙”的来历。商鞅最终没能逃出秦国,于是返回自己的封地,组织士兵谋求生路,最终被秦国出兵打败,商鞅战死在郑国黾池,秦惠文王还下令将其尸身处以车裂之刑,并诛灭了商鞅的全家。商鞅最终身死可以说是自作自受,其变法虽强大的秦国,但其作为也不得民心。
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商鞅推行的变法,得罪的可不仅仅是一部分人,而是秦国的各个阶层。百姓虽然在变法中受益,但是同样深受其害,变法的根本是将百姓绑在“农、战”这两大立国之本上,百姓虽然可以通过军功成为贵族,但是打仗哪有不死人的,虽然耕地会辛苦,但是几乎没有性命之忧,变法使得农民只有提高生产力和参军打仗两条路可走。
变法用严酷的刑法束缚了老百姓,秦国的百姓生活也并不轻松自在,秦国的百姓势微不能对商鞅做什么,但是秦国的贵族更为痛恨商鞅,因为变法打破了家族世袭的铁饭碗,贵族们恨不得对商鞅“啖其肉、饮其血”。商鞅变法的成果是“富国强兵”,但本质是为君主个人服务,变法中的法是不能对君主使用的,虽然是“依法治国”,但这个“法”还是根据君主的需求制定。
商鞅推行的变法最终目的可以说还是为了君主,把各阶层的力量为这个目标服务,推行的郡县制也是加强中央集权,最终的利益还是归国君所有,贵族被消弱,相对君权便加强了,变法推行则使民众完全成为政权的附庸,这是后世几千年的朝代中,民众被统治者摧残压榨的重要缘起。中国之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制,也是基于这个理念。
商鞅变法的成功也是和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有着分不开的关系,战国时期是一个战乱纷飞的年代,是一个崇尚武力的时代,并且商鞅的变法是以法家思想为基础,其理论基础来自商鞅去往秦国所携带的《法经》,而《法经》是李悝在魏国推行变法过程中制定。之后商鞅带去秦国,在秦孝公的支持下,结合秦国的现状,在秦国将变法全面、深入、彻底的推行。
商鞅虽然对秦国的富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客观上确实为秦国实现了富国强兵,但是对于商鞅个人而言,更多的是展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实现了个人价值、攫取名利,商鞅功成名就便洋洋自得,和秦国历史上虞有贤才的大夫百里奚相比,商鞅的自负和百里奚的为人谦虚是鲜明的对比,商鞅也不听从赵良的劝告,不知到功成身退的道理,最终落得一个惨死结局。
商鞅固然是伟大改革家,但也不是“白莲花”,相反还是一个残忍少恩之人,商鞅对秦孝公所说的富国强兵并不是自身的资质,最终也靠秦孝公宠臣太监的推荐才得以任用,之后就刑罚公子虔,欺骗魏将公子昂,商鞅的种种作为也足以证明其残忍少恩,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其根本目的不是让秦国变的强大,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最终落得谋反罪名导致身死是有缘故的。
商鞅推行的变法对秦国做出的有贡献不可否认,但和商鞅的为人没有直接关系,处死商鞅的是秦国的国君秦惠文王,要是之后的秦国君主为商鞅平反就是否认祖上做错事了,并且在古代有着“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说法,而且秦惠文王即位后,也需要稳定朝政,各阶层都对商鞅不满,尤其是贵族阶层,没有了秦孝公的支持,商鞅可以说是不得不死。
商鞅的变法对秦国有用,但对秦国的各个阶层也有伤害,变法有益,就继续使用变法,但是各阶层也需要一个发泄口,制定变法者的商鞅就成为了发泄口,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的师傅公子虔立马就联合贵族对商鞅进行了讨伐,处于这种背景下,加上商鞅和秦惠文王还有点小过节,商鞅最终落得惨死下场,商鞅之死也起到了稳定秦国朝政的作用。
商鞅的死可以说是必然的,变法成就了秦国,但也得罪了秦国的各个阶层,商鞅因为得罪的人太多,最终才有人故意逼迫他,而且商鞅当时可以说功高震主,并且已经威胁到新任国君,秦孝公都想将王位传给商鞅,无论是试探还是真实,已经为商鞅之死埋下了祸根,而新任国君上位,也需要树立自己的权威,而秦国之人皆遵循商君之法,那么杀掉商鞅可以说是最能树立权威的行动。
虽然历代秦王都知道商鞅是冤枉的,但是全国的利益矛盾都指向商鞅,秦王也没有办法为商鞅伸冤,为了巩固自己的国家是不会冒这个风险的。也没有一个合适的时机,合适的人给商鞅一个说法。之后秦国了秦王政一代,秦始皇建立秦朝,如果秦朝能持续几代,可能会有帝王为商鞅平反,但历史没有如果,商鞅也无法平反,不过商鞅死后,历代秦王依然使用商鞅留下的法制,也认同商鞅颁布的法制,也算是一种变相的平反了。
大家对商鞅之死怎么看?认为秦国的国君有必要为商鞅平反吗?下方留言说说你的看法。
文/历史紫陌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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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历代秦王为什么不给商鞅平反?
给商鞅平反一直是秦国朝野所期望的事,秦法也有给罪人平反的条例;但是处死商君的是秦惠文王,故要平反难度极大,一旦平反后影响也极大。事实上秦惠文王嬴驷虽然表面上没有给商君平反,但是事实上却给商君复仇了,也经常私下祭奠商君。秦法严厉公正,一般很少发生冤案错案,这也是司马迁的《酷吏列传》中没有一个秦朝官吏的原因所在。给商君平反最终由吕不韦主持,在秦孝文王时得以实现;就算秦孝文王不给商君平反,秦始皇也会给商君平反的。
任何法律之下必有冤案错案,秦法之下自然也有冤案错案,特别是商君死后,行法的近一百年里积累了大量冤案错案。但是秦国一直没有对这些冤案错案进行平反,原因只有三点:其一、秦国朝野害怕平反冤案错案会导致世族复辟,进而导致法治崩溃;其二,商君之死是秦国朝野的一个敏感话题,不能提及;其三、没有一个能力与威望俱有的重臣来主持平反之事。秦孝文王在位仅三天,但是他在吕不韦的辅助下完成了平反冤案错案的壮举。
《史记.秦本纪》中记载到: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弛苑囿。虽然史记中没有明着写给商君平反了,但是“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一句包含的信息量是极大的。先王之功臣有谁呢?首推强秦之第一功臣商君,其次连横败六国的张仪,再次就是秦国的战神白起。根据《大秦帝国.阳谋春秋》中的记载,吕不韦主持了给商君、张仪、白起的平反大事,恢复了他们的名誉,褒奖了他们的后人(如果还有),另外还将秦法变法开始至秦孝文王止近一百年的冤案错案进行了平反。
吕不韦之所以能完成平反历代秦国冤案错案的壮举,原因有三:其一、给商君、张仪、白起平反是秦国朝野的愿往;其二、吕不韦个人的巨大声望,以及秦孝文王、秦庄襄王两代秦王的全力支持;其三、吕不韦平反冤案错案的目的是修正秦法,而不是推翻秦法。秦法是秦国富强的根本,谁要推翻秦法谁就不能在秦国呆着。
嬴政时代,吕不韦将儒法道墨等百家精华思想编著成了一本治国大书《吕氏春秋》,将他的治国理念倾注在此书之中。吕不韦希望嬴政能用《吕氏春秋》治国,因为该书包含了百家精华而不仅仅是法家思想。不守嬴政坚持用商君书治国,终与吕不韦的执政理念不同,最终将吕不韦罢官流入巴蜀。但是嬴政并没有推翻吕不韦的平反冤案错案,因为此事吕不韦不做,嬴政也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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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一,商鞅虽然实行了变法,强大了秦国,但商鞅是秦惠王杀的,秦国是世袭制,为了维护秦国君王的形象,杀掉商鞅必须是正确的行为,后世秦王不得推翻先王的案子,否则就是公开揭露自己祖宗冤杀功臣的过错,否定秦惠王,这对后世秦王统治来说没有什么好影响,对自己的王权产生不利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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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二,商鞅变法,毕竟是秦孝公拍板的事,新法损害了秦国原有旧贵族的利益,旧贵族不敢迁怒于秦孝公以及新法,就只能将矛头指向商鞅个人本身,秦惠王为了得到旧贵族的支持,只能顺水推舟将商鞅处死,从心理上安抚旧贵族,同时为了不让秦国在变法后的新贵族受益者担心,继续维护新法,让旧贵族借反对商鞅个人进而达到颠覆新法的真实目的破产,同时又得到了新贵族的支持,可谓政治手腕毒辣到位,商鞅的死换来的是老贵族的愤怒被平息,毕竟秦国老贵族的势力在当时还是相当大的,如果再次给商鞅平反,势必让老贵族担心被清算,这对秦王统治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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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三,商鞅变法虽然让秦国迅速崛起,让秦国道不拾遗,得到大治,但商鞅杀人无数,在百姓心目中印象非常不好,骂声一片,老百姓在某种程度上虽然是新法的受益者,然而舆论上并不认可商鞅,秦王给商鞅平反无疑于站在了秦国先王秦国老贵族以及秦国百姓的对立面,秦王当然不会给商鞅平反了,平反还有可能开了翻旧案的口子,导致秦国许多已有定论的事件被彻底推翻,造成秦国政局的动荡。所以说秦国几代秦王是不能为商鞅翻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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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历代秦王为什么不给商鞅平反?
商鞅被杀,也间接的告诉我们一个事,做人情商别太低,一个人再受领导的器重,也还是要低调点。商鞅可以说是秦国能发展强大,并最后一统天下至关重要的人物,他当时在秦国的地位非常的高,获封十五邑,号商君。他最后被杀,除了因为之前得罪了秦惠文王外,也有他在秦国位高权重,功高震主的原因。
商鞅像
商鞅是怎么死的?在秦孝公执政时期,赢驷还在是太子,因为年轻触犯了法律,这个时期正好是商鞅在推行新法的时候,商鞅可不管赢驷是不是太子,他对秦孝公说:“法令要上行下效,如果真的要推行新法,那么就必须先从太子开始施行,他犯了罪一样要受罚,他的老师公子虔没有教导好他,就让公子虔代他受罚。”商鞅不留情面,虽然新法推动成功了,但是也因此得罪了太子嬴驷。
后来秦孝公驾崩后,赢驷继位,也就是秦惠文王,现在赢驷是一国之君了,他一想到商鞅就来气,但是他还真不敢直接处置了商鞅,为什么呢?商鞅也在秦国推行变法几十年了,有自己的封地,权势又大,他推行新法,可以说在秦国每家每户都知道商君的变法,商鞅的威望很高,贸然对商鞅动手,很可能会动摇秦国的根基,所以秦惠文王需要一个合适的理由来铲除商鞅这个威胁。
秦孝公像
公子虔代替赢驷受罚,鼻梁骨被挖了,他也十分痛恨商鞅,于是就帮秦惠文王想办法,他就去联络了因为商鞅变法被打压的贵族,罗列了商鞅的十大罪状,呈报给了秦惠文王,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商鞅准备谋反,于是商鞅先被罢了官,又被遣返回封地,但是商鞅没有谋反之实啊,所以秦惠文王不断给商鞅施压,于是商鞅只得集结自己封地的士兵反抗,这下商鞅谋反就成了既定事实,秦惠文王立刻下令平叛,商鞅战死,尸体被带回咸阳车裂示众,可见秦惠文王有多恨商鞅。
商鞅该不该被平反?我们如果单说商鞅变法,对秦国的作用和影响,商鞅为秦国一统天下立下了首功,商鞅变法没有错,从之后的秦国国君沿用商鞅变法,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对于变法,历任的秦王是认同的,很多人认为到了秦庄襄王时期,庄襄王是给商鞅平反了,因为《史记》中有这么一句话“庄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商鞅肯定是秦国的功臣啊,所以秦庄襄王这算是给商鞅平反了。
但是,我们别忘了商鞅被处死的罪行是什么,是谋反罪被处死的,当然商鞅最开始是没有想谋反的,但是他在秦惠文王要处置他的时候,没有自杀,而是起兵反抗,虽然这样说对商鞅很不公平,不反抗难道还等死,但是也坐实了商鞅谋反的事实,所以商鞅谋反这一点,即便他有再大的功劳,任何一个脑子没残的秦王都不可能给商鞅平反。
也有人认为,之后秦国没有废止商鞅变法,继续推行变法就是对商鞅的平反了,这种说法也不合理,这只能算是认可商鞅变法对秦国是有积极作用的。就比如手机给我们的生活带了很大的便利,而发明手机的人我们十分痛恨他,但是我们不会因此就不用手机,继续使用手机,也不是就抛弃对发明人的偏见。商鞅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处死商鞅后,在秦国继续推行变法,只是为了满足秦国发展的需求,和平反无关。
影视剧中秦惠文王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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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历代秦王为什么不给商鞅平反?
为何要给商鞅平反?完全没这个必要性、可能性;俗话说“小孩子才讲对错,成年人只看利益”,况且商鞅这事,根本就说不清楚谁对谁错。
弄死商鞅,符合秦国上下的一致利益一将功成万骨枯,商鞅变法,得罪的可不仅仅是某些人,而是秦国的各个阶层。
对秦惠文王而言:即使不说私仇,商鞅也已经严重损害了自己的威严。一朝天子一朝臣,任用商鞅推行变法的,是秦孝公;变法带给秦国的翻天覆地变化,也是在秦孝公任期内展现的。秦惠文王上来,如果任由商鞅继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只会显得自己像一个捡现成的废材,如同《战国策》中的记录:
人说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
在这种“功高震主”的尴尬情况下,新君上任后最能树立权威的行动,莫过于杀掉前任君主麾下的头号功臣。
最痛恨商鞅的,自然是秦国的贵族。商鞅变法,打破了家族世袭的铁饭碗:
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也就是说,原属于贵族的蛋糕,被砍掉了一大块来赏赐军功;不仅如此,根据变法的条令,贵族家的奴婢数量也受到了严格限制,而且要根据人头纳税;再加上刑不避公族,秦孝公的亲哥公子虔也被割掉鼻子,名、利、身都收到了商鞅的侵害,贵族们恨不得对商鞅“啖其肉、饮其血”。
即使老百姓,虽然从变法中受益,但同样也深受其害。商鞅变法的本质,是把老百姓绑在“农、战”这两大立国之本上。但从本性来说,耕地的辛苦、打仗的危险会让人望而生畏,商鞅的办法,就是用严刑峻法,使逃避农战带来的后果比从事农战本身还要痛苦(出自《商君书》):
先王能令其民蹈白刃,被矢石。其民之欲为之,非好学之,所以避害。故吾教令,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
没有老百姓喜欢打仗,他们之所以上战场,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在变法的套路下,想要趋利避害,只有农、战这两条途径可得。在这种思路下,秦国老百姓不可能活得轻松自在:
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沦囚,渭水尽赤,为相十年,人多怨之
可以说,秦国变法的成功,是建立在无数人的血泪、性命基础上的,适当的反弹也情有可原。刚上任的秦惠文王,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树立自己的权威,定会顺势而为、拿商鞅当祭品。这种代表了广大群众根本利益的好事,为什么要平反?如果真的平反,岂不是说秦国的君主、官员、老百姓都是污蔑好人的凶手?那这个国家可真坏透了。
维护君权,是商鞅变法的终极目的,若给商鞅平反,等于否定君权
商鞅变法,体现出的成果是“富国强兵”,但本质是为君主个人服务。虽然看起来是“依法治国”,但这个“法”,是根据国君的需要而制定的;秦孝公需要使秦国强大,所以法令就围绕这个目的,把全国各阶层的力量都引导到为这个目标服务上来;消灭分封制、推行郡县制,是为了将各地的权力与利益都收归国君;削弱贵族,则是为了强化王权。对此,商鞅有过直白的描述(《商君书》):
国之所以治者有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权者,君之所以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权制独断于君则威。
权力独断于君主,这是推进变法的保障,也是变法要实现的目的,更是富国强兵的必要基础;其后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制,也一样是基于这个理念。
那么,秦惠文王杀掉商鞅,显然是行使君主独裁权的正常合理表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何来冤枉、平反一说?如果为商鞅平反,岂不是否定君主专制的合理性?打个比方,如果秦始皇给商鞅平反,那是不是意味着自己也会犯错?手下是不是可以公然违抗自己的王命/皇命?
所以,不会有任何后世秦君为商鞅“平反”;甚至商鞅自己,更不会提出这种违背自己理念的滑稽要求。
商鞅固然是伟大改革家,但也不是白莲花商鞅的变法其实并非原创:理论基础来自李悝的《法经》,实践来自于李悝在魏国、吴起在楚国的变法;他的最大贡献,是在秦孝公的支持下,结合秦国实际,将变法全面、深入、彻底的在秦国推行。
而商鞅变法客观上确实实现了秦国的富国强兵,但于他个人而言,更多的是出于实现个人价值、攫取名利,他并不是个默默奉献的螺丝钉。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发布求贤令:
“”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于是卫公孙鞅闻是令下,乃西入秦。
被封商君、功成名就后,商鞅洋洋自得,他曾问赵良,自己是否能与秦国历史上著名的五羖大夫一较高下。而赵良没给他多少面子:
五羖大夫,相秦六七年而东伐郑,三置晋君,一救荆祸。其为相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
五羖大夫不仅为秦国立功,而且为人低调,从不在意个人的荣华富贵,深受百姓爱戴。而商君则是另一幅模样:
君之出也,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此数者,非恃德也。
商鞅的变法,客观上给各阶层带来了极大迫害;他自己是位极人臣了,但却树敌无数,每次出门必须配备全副武装守卫。因此赵良建议他应当急流勇退,不应该“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政,畜百姓之怨“”。
面对荣华富贵,商鞅坚决的对赵良说不。五个月后,悲剧果然降临到他头上。
历史不是小说,更不是博人眼球的电视剧;秦惠文王之后,秦国并没有改朝换代,后世的君主何来为商鞅平凡的动机、目的?为了一个曾经的臣子而否定自家政权的道德性、合理性、合法性,哪个秦君干得出来?况且,商鞅活着时已享受顶级荣华富贵,死后其法令仍然继续保存,这已经是对其贡献与价值的最好肯定。
秦国历代秦王为什么不给商鞅平反?
这个问题有角度,因为它反映出了秦国的法律问题。我们都知道秦国是依法治国。依法就意味着要审讯、证据、审判等一系列程序去定罪。那么我们来看看商鞅是否经过一系列的法律程序去定罪了吗?
为了方便比较,这里用李斯和商鞅进行比较。先来看商鞅的相关记载:
”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师,弗受。商君欲之他国。魏人曰:“商君,秦之贼。秦彊而贼入魏,弗归,不可。”遂内秦。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秦发兵攻商君,杀之於郑黾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从上文可以确定:
1、公子虔诬告商鞅要造反,于是要逮捕商鞅,商鞅不服逃走;
2、商鞅想要逃跑到魏国,不被接纳,只得返回;
3、商鞅攻打秦国郑县,兵败战死;
4、秦惠王车裂商鞅尸体,告诫后人。
在来看秦国办案程序,以李斯为例:
“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狱,治罪,责斯与子由谋反状,皆收捕宗族宾客。赵高治斯,榜掠千馀,不胜痛,自诬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负其辩,有功,实无反心,幸得上书自陈,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从狱中上书曰:“臣为丞相治民,三十馀年矣。逮秦地之陕隘。先王之时秦地不过千里,兵数十万。臣尽薄材,谨奉法令,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阴脩甲兵,饰政教,官斗士,尊功臣,盛其爵禄,故终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广,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见秦之彊。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亲。罪三矣。立社稷,脩宗庙,以明主之贤。罪四矣。更剋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罪五矣。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罪六矣。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尽其能力,乃得至今,原陛下察之!”书上,赵高使吏弃去不奏,曰:“囚安得上书!” 赵高使其客十馀辈诈为御史、谒者、侍中,更往覆讯斯。斯更以其实对,辄使人复榜之。後二世使人验斯,斯以为如前,终不敢更言,辞服。奏当上,二世喜曰:“微赵君,几为丞相所卖。”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则项梁已击杀之。使者来,会丞相下吏,赵高皆妄为反辞。 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李斯和商鞅都是被人告谋反罪,因此他们的法律程序应当是相同的。从上文可以看出,赵高做了很多的手脚,目的只有一个——让李斯认罪。但李斯想要在狱中上书给胡亥,就说明认罪与否是谋反罪成立与否的关键。李斯和赵高就是在这点成立。因为谋反罪基本上是没有人证、物证的。
因此秦国的谋反罪法律程序是:下狱——审查有否谋反证据——案犯认罪——司法审判定罪——执行刑罚。
现在来看商鞅:商鞅被公子虔告发谋反,但商鞅在官吏抓捕自己之前就已经逃跑,说明公子虔告发商鞅谋反一事并没有进入秦国法律程序。商鞅连下狱的第一步都没有涉及。
那商鞅为什么因谋反罪而被五马分尸商鞅谋反罪的成立,不是因为公子虔告发谋反这个原因,而是商鞅率兵攻打郑县这个谋反事实。这也是商鞅和李斯不同的地方。
商鞅率兵攻打郑县。我们不知道商鞅是出于什么考虑——也许是想要从公子虔手里夺取秦国朝政大权——因为当时秦惠王并没有亲政,秦国必定有人出任大良造。公子虔即是秦惠王的师父,又是宗室,他出任的可能性很高。即便不是公子虔,在有人告发商鞅的情况下,按照商鞅所订立的法律,执政之人必定依照法律的执行。
不管商鞅是否冤枉,他率兵攻打郑县这个事实,已经是造反的事实。而公子虔的告发,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线而已。
事实上商鞅起兵造反,那么请问各位,如果你是秦王,你能用什么理由去赦免商鞅的罪行呢?
商鞅在逃走魏国失败后为什么不逃走到其他国家逃走魏国失败后,商鞅才起兵。但让人困惑的是:商鞅为什么不逃走到其他国家,如楚、齐,甚至韩、赵等。
魏国拒绝接纳商鞅,是因为商鞅用欺诈手段击败魏国,而不是堂堂正正的打败魏军。如果商鞅是和魏军正面对战击败魏军,魏国不会怨恨商鞅。欺诈手段,让魏国对商鞅人品不认可。
商鞅在被封商洛之地后,就开始谋划攻打楚国。这导致商鞅和楚国的关系因此变坏。否则从商鞅变法中和商鞅一起变法的伙伴尸子在商鞅死后南逃到楚国的事实来看,商鞅是可以逃去楚国的。
只有商鞅为什么不去韩国?原因不明,估计也是关系不好。齐、赵和秦国没有接壤,然然不在商鞅的选择之中。
总结:商鞅被定罪谋反,不是因为公子虔的告发,而是因为商鞅率兵攻打郑县这个事实。在事实面前,在依法治国面前,不管你如何变成动机良好都是徒劳无功。再说,历代秦王也没有赦免商鞅罪名的动力:一是没有这个需求,二是商鞅起兵造反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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