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后，于谦拥立朱祁钰为皇帝是大明朝当时唯一的选择吗？

皇帝御驾亲征去打狼，结果狼没打着，皇帝饭被狼叼走了，土木堡事变就这么无厘头，却真真切切地发生在了大明帝国。

明英宗被蒙古瓦剌人强留喝羊奶，紫禁城皇位虚席，留给留守京城的官员们一个难题：要不要换个人做皇帝？换谁做皇帝？

也先俘虏明英宗时，自己都不敢相信，一网下去竟然捞到了一条龙！这么贵重的物品不卖个好价钱，肯定不能撒手。能拿这玩意换啥呢？也先发懵了，没有先例呐，谁也没逮着过龙啊。金银财宝太俗气，大明江山有点大。

也先思来想去也想不出好主意，只能先把龙养在鱼塘里，找大明敲竹杠，能敲多少是多少，走一步看一步吧。

大明这边也发懵，一帮文人翻遍史书也找不到可以参考的先例。不过，瓦剌人会利用明英宗做什么，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为了不让皇帝成为瓦剌人敲诈的肉票，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肉票变成不值钱的臭肉，那就只能委屈明英宗由龙变成虫。

不过这事没那么简单，换皇帝不是做数学题，逻辑推理不管用，至少有以下障碍需要突破。

1.犯忌讳的事谁敢牵头？

大臣们换老婆的事没少干，在家里他们就是皇帝，到了大殿上只有趴着的份，君父君父，君等同于父，谁敢说换爹？

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三日，明英宗“访问”瓦剌部，十八日，大明召开御前紧急会议。会议开了整整十天，做了两件大事：一是讨论是否需要迁都南京；二是集体当暴徒，活活殴打死锦衣卫指挥使马顺和王山（两人是王振的亲信）。

换皇帝的议案在每个人的心里打转转，就是没人说出口！

谈迁都顶多是策略错误，打死马顺表明了同仇敌忾的态度，政治路线正确。一帮老狐狸，绝不做容易落下把柄的事。

朝堂里大臣们较着劲憋屁，那边瓦剌人抬着明英宗，开始扣关。边关将士们更懵，放他们进来丢失城池，不放他们进来，皇帝在人家手里。犹犹豫豫间，被瓦剌人连破数关，直奔京师。

再憋下去，大明就彻底散架了。终于由吏部尚书王文牵头，于谦等人共同参与，向孙太后提出：咱们换个人坐龙椅吧。

2.能不能搬得动旧势力？

孙太后就是换皇帝的最大障碍。别信影视剧里的特定情节，孙老太就是个小女人，谈不上政治家，私心很重。她只有明英宗这么一个儿子，好容易熬了多年，熬死了太皇太后张氏，还没享受到儿子亲政的阳光雨露，怎么会轻而易举地自觉下台。

本来她还可以凭借旧势力，抵御住大臣们换皇帝的心思，结果大臣们很暴力地殴打死马顺，吓住了旧党。老孙太太也画魂，文官急眼了也咬人，况且她也拿不出好办法。

大臣们为何憋了十天，才由名不见经传的王文、于谦领衔出头呢？因为文官集团的首领“三杨”都不在世了，朝中没有镇得住的领袖。况且土木堡事变，把很多重臣同时葬送在战场了。比如靖难之役的老臣张辅，内阁阁臣曹鼎、张益，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等。

所以，只能“猴行虎职”，跟孙太后较劲。

3.换皇帝能不能解决问题？

最关键的是，没有人能保证，换了皇帝就能度过危机。土木堡之变，除了折进去五十多位骨干重臣，还搭进去大明五十多万大军，包括朱棣创建的最精锐的三大营。

没了军队的保障，跟整天啃牛羊肉的蒙古人比牙齿，岂不是大笑话？所以，聪明的官员们不等朝廷决议，就开始悄悄地收拾细软，将家人送往南京，打个提前量，等自己拔腿的时候好轻装上阵。

所以，换皇帝有点像输红了眼的赌徒，压上命最后再搏一把，看客们的心都跳到嗓子眼了。

有人自愿站出来当冤大头赌一把，自己权当看客呗。所以，反对声很弱。那么换谁呢？人选其实不止朱祁钰一人，当然他是最有优势的一位。

1.郕王朱祁钰

宣宗朱瞻基子嗣不旺，除了明英宗朱祁镇外，郕王朱祁钰是他仅有的儿子。朱祁镇亲征瓦剌前，授予郕王监国的权力。本来这只是例行公事，以防不测，就像坐飞机前买了份保险。哪知朱祁镇衰到家了，竟然真的不测了，监国这份保单，瞬间升值。

朱祁钰相对其他候选人有几个优势：其一他是皇帝的亲弟弟，先帝仅有的两个儿子之一；其二他如今的身份是监国；其三他已成年。

朱祁钰最大的劣势，就是孙太后不喜欢他，不愿意他即位。

2.太子朱见深

如果朱见深成年的话，朱祁钰所有的优势都不复存在，朱见深即位唯一的障碍就是年龄太小，那一年他还不满两周岁。明英宗亲征时，都没来得及册封太子，是孙老太太不甘心，在拥立朱祁钰之前，先册立了孙子做太子，故意给朱祁钰设置一个门槛。

3.襄王朱瞻墡

很多人没注意到，还有一个人躲在身后，差点坐上皇位。此人叫朱瞻墡，襄王，明宣宗的同母弟弟。

朱瞻墡一辈子三次跟皇位扯上关系，第一次是在哥哥明宣宗朱瞻基驾崩时。那时候明英宗才七岁，皇太后张氏又是朱瞻墡的亲妈，所以，大臣们有一股势力，主张襄王即位。但是，张氏最终还是没狠下心让朱瞻基泉下不宁，立了他的儿子朱祁镇。

这一次，孙太后主动向小叔子示好，令他来京商议即位之事。当然，朱瞻墡也有弱势，一是从法理上不占优势，大臣们不大赞成；二是朱瞻墡懂得自保，拒绝接受皇位。

朱瞻墡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拥立太子朱见深，由郕王监国。

三个候选人，各有长短，难分高下。当然，这背后都是扯不清的利益冲突。

首先是孙太后的私心毕露。对更换皇帝她是一百个不愿意，被迫接受，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自己的地位不能受到挑战。朱祁钰的母亲吴氏当时还在世，朱祁钰一旦登基，吴氏必然抬高地位，受损的就是自己。

私欲膨胀之下，她竟然宁可将皇位送给小叔子，所谓“宁与外邦不与家贼”的狭隘暴露无遗。好在朱瞻墡没有野心，否则朱瞻墡来到京城参与夺嫡，就是一场轩然大波，也不用瓦剌人来打了，大明自己就打散架了。

可以说，朱瞻墡的自律，阻止了一场内乱，也让孙老太不至于背上千古骂名。

不过，她并不甘心，提出先册立朱见深为太子，在拥立朱祁钰为帝。这个小动作等于明确告诉天下，你朱祁钰只是替朱祁镇看家护院的临时工。

这个想法太自私，既然你觉得你孙子行，那就让你孙子上呗？明知孙子在这种大难之前，承担不起来责任，把锅甩给别人，又想着将来受益的时候，怎么一脚踢开人家。

难怪蔡东藩说孙太后“性情狡黠”，王夫之更是对她破口大骂。

其次大臣们左右为难。按照法理，应该拥立朱见深，假如“三杨”还在世，这个方案肯定会毫无疑义地通过。可问题是，随着“三杨”的离世，和一干重臣殒身土木堡，没了担大梁的重臣。

在这种状况下，谁挑头资历都不够，都不足以压得住阵脚。皇权就显得非常重要，倘若皇帝是朱见深，可以预见，未来朝堂就会演变为朝廷派系斗争。于谦一个小小的兵部左侍郎，凭什么能够左右大局，承担起保卫京城的责任？景泰帝朱祁钰的力挺！

所以，选择朱祁钰是王文、于谦等人迫不得已的选择，他们需要皇帝的支持，需要一位能压得住阵脚的皇帝。

可是如此一来，必然得罪孙太后，也必然给自己留下隐患。

于谦的下场是历史悲剧，从他谏言改立皇帝那一天起，这个结果就注定，因为他只看到了“政”，没看到“治”。

于谦一辈子心系社稷，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政务上，心无杂念，所以，当别人目障时，他总能做出最利于国家的决断。可是他从来不善谋身，不会审视自己个人的处境，更不谋个人进退，所以，他必然会被让政客们倾轧。

“夺门事变”当日，钟声传来，景泰帝朱祁钰竟然惊问：是谁，于谦吗？侍从说是太上皇，景泰帝默然说：哥哥做皇帝，挺好的。

这一段细节清晰表明，于谦从来不是景泰帝的真心腹，他一直提防着于谦，有一点风吹草动，便认为可能是于谦作乱。

不知道于谦听到这个消息，有没有心里滴血！

为了国家安危，于谦冒天下之大不韪，捧朱祁钰登基，为了人伦道义，他又坚持迎太上皇回国。别人是两面光滑，他尽做两面不讨好的事，难怪明英宗恨他，明代宗又提防他。

历史总是那样，把现实留给了政客，把千古留给了柱石！

土木堡之变后，于谦拥立朱祁钰为皇帝是大明朝当时唯一的选择吗？

大明王朝延至英宗时代，虽已走向了下坡路，但实事求是的说，哪时的大明还是一个具有一定实力的大帝国。北元鞑靼虽张牙舞爪，看似强大，实际外强中干，尤其是内部割据势力猖獗，根本不具备灭亡大明的实力，此时期，不断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不是攻城掠地，而且为抢劫财物肥己养兵，游牧渔猎民族积累财富手段比较单一且非常缓慢，抢劫是他们实现原始积累的罪恶手段。海上马车夫、葡西以及大英帝国的崛起无一不是靠劫掠起家的。

根据以上逻辑，即便“土木堡之变”后，大位暂时空缺或立幼子朱见深为帝，甚至没有北京保卫战，至多皇室南迁，还不至于立刻导致明朝的灭亡，此时刻，他们比当年宋朝的处境不知好多少倍呢！

北京保卫战之所以被屡屡提及，除乃为大明治世时期重要事件外，还被冠以了抗击外族侵略的正义之战。

土木堡之变后，于谦拥立朱祁钰为皇帝是大明朝当时唯一的选择吗？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十六，明英宗在亲信宦官王振的撺掇下，决定效法太宗皇帝（即成祖朱棣，这时候还没改庙号），率大军出塞征伐因“朝贡”(其实是互市）不成而悍然入寇内地的蒙古瓦剌部。

但让明军始料不及的是，在擅权开衅、逢君作奸的王振干涉和作祟下，英宗不采用张辅、朱勇、邝埜、王佐等元勋重臣的意见和计策，一味纵容王振插手军政，掌握军事及后勤大权，导致明军自出兵之始就因行军混乱、粮草短缺、组织失当等因素而自相惊乱，人心惶惶。军士和随军民夫多有逃亡，军心显露不稳前兆。

大军在八月初一抵达大同后，王振先是因为瓦剌故布疑阵、主动撤退而欣喜若狂，连连奏请英宗出兵，追击瓦剌军。之后在大同镇守太监的密奏下，得知瓦剌此次入寇的真实情况后，王振又惊慌失措、生怕遭到围攻，一反常态急奏英宗，请求自大同撤军。军令朝令夕改，明军前线一片混乱，无法继续展开作战，英宗只得命令撤军。

在撤军途中，王振又想摆威风，请英宗驾临自己的老家蔚州，以显荣光。走到一半时，想起大军过境，容易踩坏老家的庄稼，于是王振又改变主意，再次请求英宗转道向宣府前行。

在王振一次次的胡乱指挥下，明军多次丧失撤军良机，终于被瓦剌追兵赶上，惶恐不已的英宗和王振接连派出后卫军队阻击追兵，都被瓦剌击败并消灭，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成国公朱勇等宿将先后阵亡。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四，疲惫不堪的明军大队被瓦剌军包围在怀来县土木堡。之后瓦剌首领也先谎称议和，麻痹明军。英宗见瓦刺军后撤，于是轻易相信议和，命极度缺水的明军出营到河边取水。早有准备的瓦剌伏兵趁势直冲入明军大阵，大肆砍杀，并高呼“解甲者免死”。混乱不堪的场面下，明军大部溃逃而散，小部分解甲投降，大军覆灭。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六，中秋节刚过，留守京师的监国郕王朱祁钰和满朝文武就得到了明军在土木堡大败、全军覆灭，勋臣宿将几乎全部战死、连英宗也被瓦剌俘虏的惊天噩耗！消息迅速传遍了京师内外，全城军民人心惶惶、不知所措，有富户开始准备向城外转移财产，甚至个别官员偷偷把家眷子女往南京遣送。

八月十八，依旧在惶恐中的大明朝廷举行朝会，由孙太后（宣宗皇后、英宗生母、郕王嫡母）主持，命监国郕王招集在京大臣召开御前会议，商议如何应对这危难局面，以及接下来必将面对瓦剌大军来袭的战守之策。

会议伊始，以翰林院侍讲徐珵为首的一些大臣主张弃守京师，立即迁都南京，这个意见在朝会上居然应者不少，可见诸臣们都慌了手脚，不知如何应对，想以迁都来避祸。

关键时刻，兵部尚书于谦挺身而出，大声呵斥徐珵说：

“提议南迁的人应当斩首！”

然后对孙太后、郕王及在场的大臣们慷慨陈词：

“不能迁都！京师是国家的根本所在，大明的宗庙、社稷，太宗、仁宗、宣宗的陵墓都在此，怎么能够轻易舍弃。皇帝北迤，天下臣民都在观望京师如何应对，如果现在迁都，则国家根基动摇，大事去矣。难道要让晋、宋南渡的故事重现吗？！”

于谦的激烈陈词打动了孙太后和郕王，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户部尚书陈循等人也出言表态支持，而徐珵等人遭受呵斥，情绪沮丧，不敢再提迁都之事。于是孙太后下达懿旨，委托郕王代摄朝政，协同于谦等主战大臣筹划京师防御决策，坚决守卫京师，并提升于谦为兵部尚书（原兵部尚书邝埜已在土木之变中阵亡）。

于谦就任后，立即向郕王奏请，调南北直隶及河南等地的备操军、山东班军、南方沿海各地的备倭军、临近运河各府的漕军立即集中，汇集精锐后马上奔赴京师，增加京师守卫力量。再依据京师现有力量经营筹画，部署九门守卫，派兵士巡查城内各处，平息骚乱。京师人心逐渐开始安定。

八月二十三，例行的五日一朝，郕王摄朝主持朝议。在朝会中，右都御史陈镒上奏，请诛王振全族，并痛哭流涕说：

“振倾危宗社，请灭族以安人心。若不奉诏，群臣死不敢退。”

深受王振当年荼毒之害的朝臣们纷纷响应。郕王缺少执政经验，一时无法决定，于是决定以后再议。朝臣们情绪激动，大声哭号，不听从郕王旨意。

在王竑带头下，群臣纷纷跟随、刻蜂拥而上，拳脚相加，马顺猝不及防，被当场打死。之后诸臣们又把王振的亲信党羽毛贵、王长随二人搜出，殴打致死，一时间局面大乱，血溅朝堂。

看到如此混乱场景，毫无经验的郕王心中大惧，于是起身准备避回宫中。在场的于谦担忧郕王时候会因此降罪群臣，于是奋力挤到郕王身边，拉住他的衣袖诚恳的说：

“殿下！王振罪魁祸首，不降罪不能泄群臣之愤。马顺等人依附王振，罪也当死。群臣此举是心为社稷，无他想。还请殿下不要降罪群臣！”

郕王随即同意了于谦的请求，发布令旨，晓谕群臣各归官署理事，众人打死马顺一事不再追究。诸臣也觉得在郕王驾前公然斗殴太过无礼，心中惭愧，于是拜谢郕王后依次离开皇宫。

事后郕王奏请孙太后，降令旨把王振及其党羽彭德清籍没全家，族人全部斩首，其侄王山凌迟处死。王振的党羽至此被从权力中枢中清除，诸臣得以齐心协力、展开京师保卫战，人心也因此得以凝聚。

虽然处置罪魁的事情圆满结束，但是京师形势依旧严峻。皇帝英宗亲征被俘，皇位空缺，皇太子时年不过两岁，无法承担起社稷重任。而郕王虽然有监国的名号，但一没有实际经验，二也是为了避嫌，并不愿意过多的主持国事，大明朝廷实际上是群龙无首的尴尬境地。这对于即将面对的瓦剌入侵，是非常不利的局面。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二十八，例行朝会中，左都御史王文首先上奏，以国家危难、不可一日无君的理由，请监国郕王以大明江山、祖宗社稷为重，早日承继大统，以应对危急时刻。郕王惶恐不已，坚决拒绝，并立即奏报孙太后，请她决断。

虽然郕王和英宗都是明宣宗朱瞻基的儿子，是亲兄弟，但毕竟同父异母，郕王只是宣宗的贤妃吴氏所生，并不是孙太后的亲儿子。在孙太后的心中，并不是很愿意看到自己的庶子继承皇位、导致亲儿子英宗一系失去皇位的。

孙太后拥有决定大明皇位归属的最终决定权，而郕王朱祁钰其实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在英宗“北迤”后，大明皇位有以下几位有资格承袭的人可以选择。

在英宗亲征前，皇长子朱见濬就被立为皇太子，是大明毫无争议的皇位继承人。如果这一次不是因为英宗出征被俘、国家陷入危机，而是英宗在自然情况下驾崩的话，时年三岁（实际一岁半）的朱见濬毫无疑问会凭借皇太子身份继承皇位，成为大明第七代皇帝。

郕王是皇帝唯一的兄弟，在皇太子年幼、皇帝亲征在外时，按照制度，担任监国责无旁贷。当然，在英宗乃至郕王自己看来，这个监国其实就是个招牌，名义上作为英宗出外后朝廷的象征而已，军政大事自然由英宗在行在处理。即使在京师中，各留守大臣们也可以自行处理庶务，不需要（也不必要）向监国奏报。郕王自己也有自知之明，只不过坐在这个位子上，向天下臣民表示大明社稷稳定无忧。恐怕他自己都没想过可以凭借监国名头去搞些什么冒犯皇权的事情。

朱见潾生于正统十三年（1448年）四月，时年两岁（实际一岁）；朱见湜更是生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英宗亲征前的三天，这时候刚满月。这两个皇子都是庶子，而且比皇太子还要幼小，自然不会具有承袭皇位的优先权。但是他们也是一个备选，如果瓦剌入侵，真的攻破了京师，皇太子和监国在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情况下出了意外，那么这两个皇子，就是大明江山社稷的承袭者。所以，他们也有资格被选为新帝。

襄王是宣宗的弟弟，而且是同母弟，同为诚孝张太后所生。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时候，宣宗的弟弟只有郑王朱瞻埈和襄王朱瞻墡在世。郑王是庶子，自然不可能被考虑，而襄王是张太后嫡子，宣宗的同母弟，时年四十三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

襄王素有贤名，在朝野中风评很好。宣德十年（1435年）宣宗突然驾崩，皇太子朱祁镇（即后来的英宗）只有八岁，年幼不能理政，大明社稷一时间出现权力真空。于是宫中有传言太皇太后（即张太后）想要让自己的亲儿子襄王来京师承袭大统。后来张太后亲自出面解释，直接让皇太子登基称帝，这才消除群臣和天下臣民的疑惑。

这次英宗“北迤”，孙太后考虑到如果郕王登基，必然尊崇生母（吴贤妃尚在世），从而冷落自己这个嫡母，所以曾经考虑过是否让襄王赴京即位。在八月二十八朝会之前，孙太后就命人取襄国金符入宫，颇有立襄王为帝的意思。

但是接到消息的襄王心里十分清楚，这复杂的局面不是自己能够参与的，而且他很有自知之明，立即上表，以皇太子是英宗的亲儿子、郕王是英宗的亲弟弟为由，请皇太后在二人中选择一位承袭大统，或者直接让皇太子登基，以郕王为监国。襄藩所在地襄阳距离京师路途遥远，等到襄王的奏表抵达京师时，郕王已经登基几天了。

在英宗“北迤”、朝廷无主的时候，大明社稷一共有以上几位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人选。而在孙太后看来，其实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用重金和割让土地向瓦剌赎回英宗，这样一切事情都完美解决。

但是想要身为皇帝的英宗平安返回，大明将被迫和瓦剌议和，同时必将遭到无休止的勒索和恐吓，所付出的金帛财物、土地版籍都将无法估算。而且一旦议和，所遭受地屈辱和轻侮也将使大明朝廷威信荡然无存，对于国家安稳危害极大，最终这一方式被断然排除。

孙太后接到奏报后依旧在考虑，而同时得到消息的郕王却惶恐不安，再三向皇太后和群臣推辞、不敢即位。僵持时刻，还是于谦挺身而出，向郕王当面请求：

“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人计。请殿下以祖宗社稷为念，担此重任！”

在以于谦为首的文武诸臣强烈要求下，孙太后只得顺水推舟，同意了群臣的请求，正式下懿旨，立郕王朱祁钰为帝。

在孙太后的坚持下，代宗在登基的时候，也同时宣布了皇太子朱见濬继续担任储君，作为自己的继任者，另尊英宗为太上皇。这也是孙太后、代宗以及群臣们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折中办法，不至于在大敌来临之前大明内部还产生权力斗争的内讧（当然，为了此事，日后皇室内部还是发生了激烈斗争，这都是后话了。）

在新即位的代宗和于谦等主战大臣的策划和指挥下，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月初一开始的抵抗瓦剌入侵的作战中，大明朝野上下齐心协力、君臣同心、士气高涨，多次挫败了瓦剌军队的进攻，终于在十月二十迫使瓦剌军队主动后撤，并遣使到京师向大明要求议和。

代宗和于谦等大臣受命于危难之际，承担重任，挺身而出，带领百官军民坚决抵抗，最终获得了京师保卫战的胜利，从而使大明度过了这场立国以来遭遇的最严峻危机。

这表明，在土木之变后，郕王朱祁钰被拥立为新帝，是完全正确的选择。（再多说一句，代宗得以登基，并不是于谦拥立、或者说于谦有能力能够拥立的。他是在社稷危急时刻，由群臣奏请、并最终在具有最后决定权的皇太后孙氏同意下，依照正常流程在众望所归的境地下登基称帝的。）

综上所述，在土木之变后，在大明一时间无主的混乱局面下，虽然郕王朱祁钰并不是唯一的新帝人选，但他确实是最佳的人选。之后的历史也表明，登基后的代宗（朱祁钰）没有辜负那些寄希望在他身上的大臣们，很好的承担起了护卫江山社稷的责任，并逐渐整顿改革大明吏治、推动朝政发展、中兴大明。虽然在关于皇储更替的事情上、以及对待归来的太上皇英宗态度上，确实存在私心，并因此举措不当，但是究其在位功业，笃任贤能，励精政治，面对强寇能保宗社安宁，对社稷有再造之绩，明君的称号当之无愧。

土木堡之变后，于谦拥立朱祁钰为皇帝是大明朝当时唯一的选择吗？

土木堡之变，明英宗朱祁镇被俘，数十位明朝高官也壮烈殉国，这次事件对大明王朝的统治造成了严重冲击，对于瓦剌而言，居然抓住了大明的皇帝，那么大明不就成了嘴边的肥肉吗，不宰他一刀天理难容，于是瓦剌大军浩浩荡荡的来到了北京城下，想要逼迫大明开城谈判。

土木堡之变

结果我们都知道了，于谦等大臣拥立朱祁钰为新皇帝，果断拒绝和瓦剌谈判，从各地抽调兵力入京勤王救驾，发动北京保卫战，最后击退了瓦剌大军，瓦剌见大明软硬不吃，啥便宜也捞不到，最后还被揍了，只能和大明议和，大明在一分钱没付的情况下就把明英宗朱祁镇给弄回来了。

那么于谦等人，在土木堡之变后，面对瓦剌南下，除了拥立朱祁钰为新君，发动北京保卫战，还有其他的选择吗？选择这玩意，永远不是唯一的，就以当时大明面对的情况而言，至少还有三条路可以选择，第一个是扶朱见深登基，死守北京，第二个选择是往南方迁都，朝政稳定后另立新君，第三个选择是和瓦剌和谈，割地赔款，赎回明英宗。

明英宗朱祁镇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这些不同的选择可能导致的不同结果，第一种让朱见深继承皇位，于谦等大臣从各地调兵，死守北京城，这个时候朱见深才两岁，朱祁镇准备亲征时才将他立为了太子，如果让朱见深继承皇位，多半会导致人心不稳。

当瓦剌大军逼近北京城时，不论是大臣，还是百姓心里都清楚，抵抗瓦剌大军怎么可能靠着一个两岁的小屁孩来指挥，这种事情大家都心照不宣，但实际上就会出现对朝廷的信任危机，这样的政权是否能保护百姓的生命安全。

即便有于谦这样的大臣力挽狂澜，守卫北京城的将士们，各地调往京师勤王救驾的将领们也会考虑一个问题，为幼主抛头颅，撒热血，他以后能知道吗，自己到底图个啥？进而就会影响到军心稳定，虽然处于同样的条件，明军很大概率会不敌瓦剌，如果北京城破了，中原将再次陷入混乱。

于谦

第二个选择是往南方迁都，这在土木堡之变后，也是朝廷中的主流建议，毕竟皇帝还在瓦剌手上，不少大臣对是否能抵抗瓦剌是持怀疑态度的，并且瓦剌一路南下，几乎就没有遇到什么对手，也导致了一部分大臣出现了畏战的心理，迁都多半会迁回到南京，这个选择是权宜之计。

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即便大明迁都回到了南京，瓦剌对大明北方的威胁仍然是存在的，朱祁镇还在瓦剌手上，并且还会让瓦剌知道，明朝不愿意和瓦剌决战，那么瓦剌很可能会以朱祁镇做挡箭牌步步紧逼，明军只有和瓦剌决战，重创瓦剌才能化解危机，不过就算危机度过了，但是朝廷在百姓心中的形象恐怕是要大打折扣了。

至于第三个选择和瓦剌谈判，选择这一条意味着将要放弃抵抗，答应瓦剌的所有条件，割地，赔款等一系列屈辱的协议，最后把朱祁镇给弄回来，这不但会让一个政权颜面尽失，并且还存在着很大的风险性。

也先

瓦剌是非常有野心的，他们俘获了明英宗，而没有直接提条件与大明议和，而是带着明英宗一起南下，还说送他回京，恐怕瓦剌也先是有入主中原的野心，而大明如果彻底放弃抵抗，正好中了瓦剌的圈套，这个时候整个国家都要任人宰割了。

所以对比这几种选择后，我们就能明白，于谦拥立朱祁钰登基，虽然不是当时大明唯一的选择，如果说稳妥，往南迁都才是更好的选择，但是于谦拥立朱祁钰登基，组织北京保卫战对于当时的大明而言却是最正确的选择。

大明国力远强于瓦剌，瓦剌没法长时间消耗，拥立朱祁钰可以稳定民心，在局势十分不利的情况下，明军击退了瓦剌也能为大明提振了士气，威慑了外敌，虽然具有一定风险，但对大明未来的发展而言却是最佳选择。

朱祁钰

土木堡之变后，于谦拥立朱祁钰为皇帝是大明朝当时唯一的选择吗？

正统十四年六月，瓦剌太师也先入侵明朝边境。明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亲率50万大军欲与瓦剌决战于明朝边境。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明军在土木堡遭遇惨败，伤亡过半，明英宗朱祁镇被俘虏，成就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土木堡之变”。

姑且不讨论“土木堡之变”明军战败的原因，就作为皇帝的明英宗朱祁镇被俘虏一事，对大明朝的影响可谓翻天覆地。一来，天朝上国的大明王朝被蒙古瓦剌给战败了，颜面尽失。其次，大明王朝最高权力象征的皇帝被俘虏了，堪称奇耻大辱。最关键的是，这次事件对于整个大明王朝的局势造成了动荡，上至文武百官，下至平民百姓都生活在惶惶不安之中。可以说，“土木堡之变”甚至对大明的根基产生了动摇。

此时的大明已经岌岌可危，处在最危险的时刻。如果没有人站出来力挽狂澜，那么大明王朝很有可能提前走向衰亡和覆灭。

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为了稳定大明朝局，选择合适的国君继承皇位，带领大明走出困境成了当务之急。

按照明朝祖训，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继位原则。此时年仅两岁的太子朱见深是第一合法继承人。但是考虑到当时大明面临的特殊局势，将一个年幼不能亲政的婴孩扶上皇位，非但不能起到安定人心“主心骨”的作用，反而会让天下百姓更加惶恐不安，让蒙古瓦剌人看了笑话。堂堂大明王朝在战败、皇帝被俘虏后，居然扶持一个小屁孩当皇帝，这岂不是说大明不行了吗？因此，朱见深此时继位是不合时宜的。

那么，谁是合适人选呢？

以于谦为首的众大臣在取得了孙太后的同意后，果断的将朱祁钰推上了帝位。朱祁钰是朱祁镇的弟弟，是明宣宗的次子。在朱祁镇一脉无法继位的前提下，朱祁钰以“兄终弟及”的方式继承皇位符合法制。况且，明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时，朱祁钰就是监国，可见朱祁镇对他的信任。可以说，在朱见深不能继位的情况下，朱祁钰作为皇位第二继承人被扶上帝王是合理合法的。

礼制上，朱祁钰符合继位原则，他的继位是朝臣举荐、皇太后首肯的，是正统。并且朱祁钰是当时大明唯一可以依靠的“主心骨”，皇位最佳人选。从朱祁钰继位后的表现，也的确值得起这个皇帝的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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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堡之变后，于谦拥立朱祁钰为皇帝是大明朝当时唯一的选择吗？

把政治小白朱祁钰推上皇帝宝座，对当时风雨飘摇的大明朝廷来说，是无可奈何之下的最优选择。

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八月十五日，对于建国近百年的明朝来说，是个灾难性的日子。就在这一天，皇帝朱祁镇亲自率领的大军在土木堡全军崩溃。在瓦剌人的屠刀之下，包括靖难元勋英国公张辅在内的扈从文武高官几乎被一网打尽，京师三大营精锐建制被打残。至于皇帝本人，则干脆做了俘虏。消息传回北京，留守大臣在震惊之余，需要立即对现在的恶劣形势做出反应，大明何去何从？

土木堡之变

由于皇帝出征带走了大部分京营主力，因此北京城虽然在得到消息后立刻戒严。但当时城内几乎没有可战之兵，史称“羸马疲卒不满十万”。

朱祁镇在出征之前，曾经留下弟弟郕王朱祁钰居守京师（注意不是监国）。皇帝出征，亲王居守，长久以来都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朱祁钰是宣宗朱瞻基次子，其母吴贤妃又是传说中的汉王府罪臣之后，因此母子二人在朝臣眼中一直都宛如空气一般透明。

现在突然面对这种大明百年来未曾得见的复杂局面，无论是郕王也好，还是朱祁镇生母孙太后也罢，都有力不从心的无力感。而在廷议之时，翰林院侍讲徐珵以“星象有变”的理由，提出迁都南京。南京是大明陪都，本来就有一套完整的政府机构。从明末崇祯帝的结局来看，很难说徐珵的建议就一定是出于胆小。

及土木难作，郕王召廷臣问计。珵大言曰：“验之星象，稽之历数，天命已去，惟南迁可以纾难。”—《明史卷一百七十一·列传第五十九》

于谦剧照

对于“南迁”的建议，兵部侍郎于谦斩钉截铁地吐出五个字：“欲迁者可斩”。并且指出为今之计只有坚守北京，同时号召天下兵马勤王。四朝老臣、礼部尚书胡濙，以及大学士陈循等人都坚决支持于谦的意见。消息传回宫内，孙太后尚举棋不定，太监李永昌以北宋“靖康之耻”的故事鼓励太后坚守宗庙。这样上下合力，明廷最终决定与瓦剌人硬碰硬。

而禁中尚疑惧，皇太后以问。太监李永昌对曰：“陵庙、宫阙在兹，仓廪府库、百官万姓在兹。一或播迁，大事去矣！独不监南宋乎？”因指陈靖康事，辞甚切。太后曰：“吾由是中外始有固志。”—《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一》

既然统一了意见，下一步自然是具体实施。但在此之前还有个问题，皇帝被俘，大臣们现在应该向谁汇报工作？上文说过朱祁钰的居守只是象征性的，很多事情他并没有决策权。

因此在八月十八日的时候，孙太后命朱祁钰暂总百官，又命文武群臣大小事务都听郕王令旨行事，算是从形式上确立了朱祁钰代理国家元首的身份。

但是对于孙太后来说，虽然可以让郕王暂时管理朝政，但皇位还应该在自己儿子的子孙后代中传承。现在皇帝生死未卜，当务之急是赶紧册立皇太子。于是在八月二十日，孙太后下旨立朱祁镇庶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

丁卯，司礼监太监金英传奉皇太后圣旨：“今立皇帝庶长子见深为皇太子。该衙门便整理合行事宜，择日具仪以闻。”—《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一》

孙太后剧照

土木堡一战竟然俘虏了大明皇帝，这个始料未及的天大喜事乐坏了瓦剌太师也先。他看向朱祁镇的目光，就好像看见了一台自动取款机。

八月十七日，也先押着朱祁镇来到宣府，要求城内打开城门迎接皇帝。守将杨洪闭门不纳，这也为其家族日后朱祁镇复辟时受到清算埋下隐患。

八月二十一日，瓦剌大军回到大同。这一次镇守大同的广宁伯刘安不但出城见驾，还送上了两万两千两白银作为打赏瓦剌士卒之用。作为一个没有骨气的皇帝，朱祁镇还让刘安赶紧回报孙太后，派人带更多的金银财宝来赎人。到了这种地步，这位皇帝陛下还天真地以为瓦剌人拿了钱就会放人。乃至于镇守大同都督佥事郭登要安排明军特种兵“夜不收”趁夜劫营救驾之时，朱祁镇赶紧予以否决。

乙亥，镇守大同、广宁伯刘安启：“臣出城朝见，皇上谕臣曰：‘也先欲将其妹与我结姻，送我回京，仍正大位。’又谕臣：‘尔奏报皇太后，朕虽虏中，身体无恙。若再遣使臣，多赍表里、物货前来给赏。可得早回。如来迟，恐深入虏地。’”—《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一》

瓦剌太师也先剧照

朱祁镇在宣府城下的拙劣表现，很快就传回了京城。在朝文武大臣在失望之余，也要考虑如何消除来自皇帝本人的背叛。

八月二十一日，郕王传令沿边诸将，称土木堡之变后所有御用器物都被瓦剌人俘获。今后若有人拿着这些东西作为信物，要求你们打开城门之时，务必要“相机出奇剿杀”。

八月二十三日，大臣又得到了皇帝在大同把为国捐躯的武进伯朱冕、西宁侯宋瑛的家赀及蟒衣都作为礼物送给也先，更是群情大哗。这样的皇帝，显然是不能要了。

八月二十三日，即发生了著名的左顺门血案。朱祁镇和太监王振的亲信、锦衣卫指挥马顺，以及内官毛贵、王长随等三人被百官当众打死。王振的侄子王山被押赴刑场凌迟处死。

朱祁镇、朱祁钰兄弟剧照

左顺门血案，标志着文官集团和皇帝朱祁镇彻底决裂。

八月二十四日，朱祁镇在瓦剌人的裹挟之下离开大同，往京师方向而来。八月二十九日，瓦剌大军抵达八宝山，距北京城只有一步之遥。

在这样的危难关头，如果瓦剌人真的押着朱祁镇在北京城下叫门，这门开还是不开？别的地方守军还可以用不认识皇帝的借口糊弄，京师内皇亲国戚、文武高官总不见得不认识朱祁镇吧？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让太后垂帘听政，还是把皇太子推上前台，都不能解决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让皇帝不再是皇帝。想必孙太后也已经权衡考量了利弊，因此当群臣合辞上请的时候，她也果断同意了由郕王即位。

丙子，文武百官合辞请于皇太后曰：“圣驾北狩，皇太子幼冲，国势危殆，人心汹涌。古云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请定大计，以奠宗社。”疏入，皇太后批答云：“卿等奏国家大计，合允所请。其命郕王即皇帝位。礼部具仪，择日以闻。”—《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一》

结语：太后不能垂帘听政，是大明的基本国策。皇太子朱见深年仅两岁，根本无法履行挽狂澜于既倒的重任。虽然《明史》上说孙太后曾经考虑过立朱祁镇兄弟的亲叔父、宣宗皇帝的亲弟弟襄王朱瞻墡为帝。但襄王殿下远在湖广襄阳，一来一回起码一个多月。朱祁镇已经到了八宝山，没有多余的时间留给大明了，只能让郕王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