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与《史记》对舜的形象描述有何不同？为什么？

《竹书纪年》是战国魏国史书，自西晋由盗墓贼“不准”发现出土后，一千多年来，关于它的真伪、版本及学术价值争论不休。司马迁的《史记》所记载内容，与《竹书纪年》存在不小的差异，他在《史记》中坦言，五帝时期的历史，所有文献言之不详，他根据各家资料，自行舍去编撰。

也就是说，司马迁承认《史记》关于《五帝本纪》的内容，存在不可靠性。那么《竹书纪年》可靠吗？也很难说完全可靠，史学家发现了《竹书纪年》中很多明显的错误，它与《尚书》、《国语》、《春秋》的记载也存在较大差异。即便《竹书纪年》的版本真伪，学术界也一直没有定论。

因而，《竹书纪年》历史价值虽大，但是也不能迷信。关于舜帝的记载，《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出入就很大。

基本概况上的差异

• 1.自然状况

《史记》记载：舜，名“重华”，冀州人，有虞氏，黄帝八世孙，父“瞽叟”（瞎老头），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叫“象”。

《竹书纪年》记载：舜的母亲叫“握登”，当年看到天上的彩虹，“意感”而孕生舜（难怪瞽叟一直想害舜，原来不是他生的）。舜天生异象，第一个特征就是“重瞳子”，即双眼仁（项羽、重耳都是重瞳人），所以取名“重华”。

舜的相貌是“龙颜大口，黑色”，威猛吓人。身长六尺一寸，如果按古代尺寸换算，大约不超过1.5米，接近侏儒。如果按商代比例换算，六尺一寸还不到一米！

按《竹书纪年》描写，舜的这个形象有点吓人！

• 2.基本履历

在舜受命之前，两本史料记载大致相同，主要集中在三件事：一是舜多次遭受父亲、后母和弟弟的迫害，凭借智慧逃生；二是百官向尧举荐舜做接班人；三是尧将两个女儿嫁给舜，以便考察。

在受命之后，《史记》有舜代政时期的详细描述，《竹书纪年》则一笔带过。

• 3.年龄及在位时间考

《史记记载》，舜二十岁闻名，三十岁被举荐，五十岁代理天子政务，五十八岁即位（尧去世），六十一岁正式登基（上古必须先王去世，三年丧期后，才算新王登基元年），在位三十九年，驾崩于苍梧。按这个推算，舜活了一百岁。

《竹书纪年》记载，舜在位五十年去世，与《史记》记载差了十一年。但《竹书纪年》只记载了帝王在位时间，没有年龄记录。五帝中，黄帝在位一百年，颛顼在位七十八年，帝喾在位六十三年，尧在位一百年，舜在位五十年，禹在位五十二年。都长得吓死人，不可信。

得位方式上的差异

差异最大的在舜得位的方式，《史记》记载尧禅位于舜，而《竹书纪年》则披露了舜夺位的本质。

“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尧乃知舜之足授天下。尧老，使舜摄行天子政，巡狩。舜得举用事二十年，而尧使摄政。”——《史记》

以上记载就是上古君位的禅让之风，要受到众人举荐，尧按照遗风，先令舜代行天子之权，八年，后又摄政二十年。尧去世后，舜正式受禅登基。

可是《竹书纪年》的记载，在时间节点上相同，但是表述的内容，和透露的本质完全颠覆了《史记》！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意思是尧发动了政变，抓捕了尧，并将他囚禁，自己由此获得了帝位。丹朱是尧的儿子，被后稷放逐于丹水。要被囚禁的事情，大约发生于尧七十二年，七十一年，要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舜，七十三年，舜在文祖庙正式承受帝位。

一百年，尧驾崩于陶唐，三年丧期过后，舜正式登基，即舜帝元年开始。所谓尧考察舜二十八年，就是指从尧七十三年至一百年期间，舜接管政权的二十八年，此时尧已经失去人身自由。

失位方式上的差异

跟舜受禅于尧一样，舜禅让禹，在历史上也存在争议，《史记》记载：

“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

对应与《竹书纪年》，有“三十三年春正月，夏后受命于神宗，遂复九州”的记载。两个史料都说明，舜帝最后十七年，政权掌握在禹手上。但是都没有明确说，禹也是通过政变方式获得权力。

历史上，孟子有舜夺位的观点，也没有对舜失位发表见解，而韩非子则明确说舜是被禹所逼失位，不过不见其证据。所有人为禹篡位的说法，大致有以下几条理由：

1.舜四十九年居鸣条

苍梧山就在鸣条，舜就死在了那里。当年舜的年龄应该是九十九岁，或一百零九岁。这么高龄的老人，出那么远的门不合逻辑，应该是被逼，甚至被流放。

2.选定候选人时间太早

按《竹书纪年》记载，舜十四年，就确定了禹作为接班人，并由禹行天子事，三十三年禹正式受命。这些时间节点，与舜取代尧如出一辙，明显不正常。

3.其他证据

还有人以鲧遇害，以及大禹治水经历，这些西细节分析证明舜与禹之间，存在的政治分歧和个人恩怨，不过略有夸大的嫌疑。

总的来说，禹取代舜只能说存在“篡位”的疑点，没有确切记载。

记载差异的原因分析

为何两本史料，在同一个事件的记载上，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呢？

• 1.上古历史口口相传失真严重

文字从什么时候诞生尚没有确切的证据，但是商朝时期存在甲骨文，从这个事实可以推断，上古时期文字很可能没有诞生，至少书写工具和书写方式非常困难。所以，上古的史料只能口口相传，其真实性大打折扣。

比如《竹书纪年》中的五帝年龄，动辄一百多岁，在位好几十年，在平均寿命不到三十岁的上古时代，显得太夸张。《竹书纪年》中曾经说，从皇帝到尧帝，中间有三十世，而史料留存的仅有少昊、颛顼、帝喾。很可能人们把其他帝王的事迹，附会在了五帝身上。

• 2.史料真实性辨析困难

《竹书纪年》是战国时期编撰，距离尧舜禹时期至少两千多年，很难保证其真实性。另外《竹书纪年》发现人“不准”是个盗墓贼，他进入墓室后，竟点燃竹简当火把，烧毁了大量史料。

竹简本来在墓中五百年，就已经出现大量自然损毁，可想而知，当时出土的《竹书纪年》残损一定是非常严重。

《竹书纪年》、《尚书》、《春秋》等史料，至少历经两千多年，在漫长的历史中，很多资料出现过遗失的情况，后经历了后人的编撰整理，所以，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看到最原始的记录，其真实性值得怀疑。

• 3.后世政治需要和作者个人目标篡改

伪书在古代层出不穷，比如今天我们看到的《尚书》，基本确认是伪书，真正的《尚书》可能永远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了。那么《尚书》中的《尧典》、《舜典》等史料记载，很难保证其真实性。《竹书纪年》也是这个情况，今天我们看到的版本，至少有古本、辑录本和增补本，谁也说不清哪一个更接近原貌。

另外，史作者在选择史料和创作过程中，因为个人的目的和政治需要，也会对史料加以修订，未必真实。比如《史记》中的尧舜禹禅让，很可能是司马迁出于维护王道正统思想，描绘一个心目中的理想政治体系，而将相关情节故意修改成更符合其理念的禅让。

司马迁的思想中，有强烈的反专制基因，对汉武帝的独裁霸道非常反感，内心深处，希望社会回到帝位禅让制结构，恐怕是寄托自己的情感吧！

《竹书纪年》与《史记》对舜的形象描述有何不同？为什么？

两本史书对舜的描写的反差是极其大的，简直就是两个极端的人物形象和政治环境。两者具体内容就不在此处描述，太多资料可以查阅，我们主要来分析他们为何不同会更有意义。《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总共记录了从黄帝至汉武帝时期共3000年历史。为什么打引号？史记本身是否严谨？我们逐一来分析一下：

说它并不是第一，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有一本《竹书纪年》，“竹书”是春秋时期的史官共同编著的编年体通史，并且比“竹书”更早的还有《三坟》以及主流不认可是历史的奇书《山海经》，所以相较后面所提到的书，“史记”就显得太“年轻”了。毕竟作为我们后人研究历史从科学角度，年代越久远的史书可信度越高，咱们谁也没法去古代验证对吧。

再来说说“史记”本身是否严谨（不是否认史记的地位和重要性），史记的撰写年代儒家思想已经是主流，必然会潜意识里会增加一些当时年代的主观判断在里面。再者司马迁在借鉴古籍方面是非常有限的，因在这之前中国经历了周史典籍消失、大秦焚书坑儒事件，其中司马迁本人还曾多次请教自己的老师孔安国（孔子后人）。

最后我们聊聊“禅让”，根据人类的历史（不分中外）政治本就没有那么美好，每次更迭都伴随阴谋、战争、牺牲，而史记偏偏把上古的事情写的符合当时的价值观（因为无法对证），根据竹书的记录，历史上唯一两次禅让（尧让给舜，舜让给禹）其实全都包含残酷的政治斗争。由以上分析可以证明“竹年”的内容更接近事实，人类对于权力的控制欲是与生俱来，并且是人都会有犯错的时候，包括圣贤。

《竹书纪年》与《史记》对舜的形象描述有何不同？为什么？

谢邀，简单说下。

首先《史记》对舜的描述简直了……根本不合逻辑。他家那些破事，怎么传出去的？他家里人自己舔着脸说出去的？还是舜自己说出去的？要么是司马迁黑舜，还是高级黑；要么是司马迁听信传说，不过脑子的抄写。

至于《竹书纪年》相对靠谱点，但也不见得对，毕竟第一历史早就不可见了。这事现在本来就说法不一，我个人认为最接近第一历史的样子应该是：尧舜分属两个集团，唐和虞，虞战胜了唐，逐渐统一了中原地区，并由禹通过某种方式掌权建立了夏。当然，这纯属一家之言，重点在上一段。

《竹书纪年》与《史记》对舜的形象描述有何不同？为什么？

两书本人均有涉猎，史记精读通书，竹书属于范范涉水，兴趣而已。

小点两项，以抛砖引玉，铺路小石子。

①治史的态度不同，出发点不一样。司马公《史记》，基本秉承了孔子的儒家立场，符合汉武尊儒的大背景。

孔子，所谓儒家的创始者，他的所有努力都在于稳定一个理想的社会形态，“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治六艺五经，“韦编三绝”，实际上是把上古遗留文献作了大量的删减，同时润入自己的观点，包括史观。这里应该有文篇排版的次序，有删减不符合儒家理想观的篇章，甚或有为其宗旨而宁可引入野史而抛却某些正史的可能。一切为了需要，历史没有绝对客观可言，是个小姑娘，各有打扮；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这个角度看，焚书，孔夫子做得更早，更高明。没有不敬的意思，太平社会，我们总体上都算儒的一部分。

《竹书》，这类书的出现，是挑战当时社会秩序的需要，从理论上找理由，正当性，以服务于想挑战当时统治者的目的。象《韩非子》等这类书，都是同类，如出一辙。

再如，孔子推崇的文武周公，周文王姬昌，他演易，研究《易》，把先天易改为后天易，“天行健“，形成理论，以“革天命”，伐商。他可不是真只为做个算命的先生，他是要人命的！

总而论之，两种治史态度，都是出由自身需要。这一点是完全一样的。

②上古史料，现在是找不到书作的，太过久远。但是，我们可以推，推上古人的生态，史存。怎么推？人之为人，以人，人性的思维和手段来推理。

上古观念，直朴，《诗经》依悕有这个影子。比如“德”这个字，在上古，可能并不包含现在的道德良知等诸多泛义，这个德是很具体的，比如，首领能狩猎，能播五谷，能修兵戈抵御野人等等，这都算作“德”。《史记》，某某德衰，“神农氏衰”、“周德衰”，衰的，并不是现代人理解的“德”，多半实际上是统治的前提，武力不能及，武力的衰退。

治史，或者说是玩味历史，致良知，听从内心，然后作判断，任何史书，都只能是参考工具，做为参考而存在。

那怎么看舜？哈哈！萝卜青菜！

《竹书纪年》与《史记》对舜的形象描述有何不同？为什么？

先说结论：没有什么不同，舜是上古时期一名伟大的领袖，他的德一直泽被到战国时候的田齐政权。

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同一件事情，观察者的角度不同，立场不同，所给出的描述一定是千差万别的，记录历史的史官对于这些史料的综合归纳，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史记》和《竹书纪年》成书的时候，史官都是家传的职业，换句话说，不是从小接受训练的根本没法做这个。

同样的，对史料的选取，也需要读者自己斟酌选取，需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史官的立场等等，得出属于自己的理解。孟子就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话。他说武王伐纣是正义的不能再正义的战争，所以根本不可能发生流血漂橹的事情。他在史书中发现了矛盾，那么两种可能：

1：武王伐纣没有流血漂橹，记载有误；

2：武王伐纣没有《尚书》里描述的那么正义。

哪种可能大家自己判断。

言归正传，提问者的意思大概是觉得竹书纪年毁三观，和印象中的千古仁君——舜的传统印象不符，那么我们看看看《竹书纪年》中怎么这位上古仁君的。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尧于平阳。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好像反差是挺大的，原本尧是部落领袖，但是晚年他的统治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大家都转而支持舜，他的统治也就被舜所取代了，他的儿子也一样被舜牢牢控制。

但是舜不这么干，他怎么当领袖呢，他难道应该乖乖的在丹朱手下打工吗？

权力斗争必然是残酷的，我们回过头来对照《史记》看，很多事情就清楚了。

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舜很快发展了自己的地盘，有了自己的部落。

瞽叟尚复欲杀之...得不死。後瞽叟又使舜穿井...象乃止舜宫居，鼓其琴。舜往见之。象鄂不怿，曰：“我思舜正郁陶！”舜曰：“然，尔其庶矣！”舜复事瞽叟爱弟弥谨。

作为部落领导家族的成员，舜在家族中威胁到了他父亲瞽叟的地位，舜在这一系列的权力斗争（类似于周朝的大小宗斗争？）中占据上风，笑到最后，而他的弟弟象夺位失败，在瞽叟和象迫接受这一结局后，“舜复事瞽叟爱弟弥谨”，他们关系又和从前一样。

舜入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尧乃知舜之足授天下。

没说舜为什么“入于大麓”，很可能是打仗，舜的部落在若干年后又和尧的部落发生冲突，尧“德衰”，打不过舜，在自己最熟悉的地方使出气象战，召唤烈风雷雨想阻挡舜，结果舜有指南针，找到了尧，尧“知舜之足授天下”，和汉献帝“知曹丕足授天下”，曹不知道什么“知司马炎足授天下”一样了。

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

舜欺负完尧欺负尧的儿子丹朱，欺负完了还表现的很无辜，是大家不来你这，不是我不让你。如果曹丕对汉献帝的儿子来一出“辟”，结果估计也差不多。

权力斗争就是这样，一把手的位置只有一个，如果一定要表现的充满仁义道德，那只能说明对阵双方的实力不在一个量级上。舜之所以被后人铭记，不是因为他夺取权力的手段，而是因为他当上一把手后的种种行为。

比如“至于文祖，谋于四岳，辟四门，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论帝德，行厚德，远佞人，则蛮夷率服”。

拓展交通，加强的华夏周边部落的联系

再比如“三岁一考功，三考绌陟，远近众功咸兴。分北三苗”。

确立了官员选拔任用制度。

再比如“于是禹乃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皇来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明确了社会的道德标准。

由于《竹书纪年》是残本，没有舜即位后有关作为的记载，因此无法进行印证，但总的来说，拟取可以顺守，只要在位子上干得出色，没有人会计较是怎么登上这个位子的。汉文帝在汉后少帝在位的时候就进京准备称帝，唐太宗更是杀兄杀弟逼父，没人认为他们不是明君。同样，《竹书纪年》里的这些只言片语也不应该成为评价舜的历史障碍，舜是一名伟大的领袖。

《竹书纪年》与《史记》对舜的形象描述有何不同？为什么？

个人认为竹书纪年更贴近真实历史，史记我一直是当小说来看的，鲁迅说的“无韵之离骚”还可能是一种讽刺。文明的发展史实际上是弱肉强食的血腥屠杀史，东周之后大部分的史书记载都是存在美化的，毕竟胜利者不可能自己说自己是屠夫！史记记载的很多人物都是体现司马迁个人喜好的，比如项羽和李广（司马迁的贵族情节很重，瞧不起亭长出身的刘邦），项羽实际上嗜血好屠杀，被他攻下的城市基本都会有屠杀发生，特别是坑杀降俘，这是严重违法天道的事。而李广更是被美化了，李广作为一方主将不仅被俘虏，打仗竟然还会迷路，这种错误放在哪个朝代都是违反军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