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关于北宋初期换都问题上，赵光义的“在德不在险”？

开宝九年，赵匡胤和赵光义一行巡视西京洛阳，就在这次西巡中，赵匡胤提出要将都城从开封迁移到洛阳。结果遭到了起居郎李符和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的反对，赵匡胤没有采纳，赵光义以“在德不在险”劝阻，赵匡胤听后，只得放弃了迁都的念头。

关于赵匡胤迁都之议，后世一般认为，赵匡胤的意图其实是想通过迁都，削弱开封府尹赵光义的势力，因而遭到赵光义的激烈反对。

甚至有人认为，赵光义所谓“在德不在险”，是对赵匡胤赤裸裸的挑战，意思是我赵老二的地位，靠的是德行，你想通过迁都削弱我没有用！这个说法虽然有点夸张，但赵光义也不是随便一说，背后还是有意图的。

甚至有人认为，正是赵匡胤迁都释放出来的信号，让赵光义闻到了火药味，当年十月份的“烛影斧声”就是因此爆发的。

一次搬家事件的讨论，引出这么多是是非非，这些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真相究竟是什么？

迁都之议《宋史》并没有记载，而是记载于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这是一本个人史学著作，博采正史、实录、野记、政书、个人笔记等资料，被认为是历史参考价值极高的一本史学著作。

不过，关于迁都事件最早并非出自《续资治通鉴长编》，而是另一本著作，即王禹偁的《建隆遗事》。《建隆遗事》因为记载的内容多有谬误，已经被认为是一部伪书，不可靠。

既然记载不可靠，李焘还是采用了，要么李焘有其它史料证明这段记载是可靠的，要么李焘别有深意，那么他究竟为何采用呢？

我们先放下这个问题，继续往下探讨。

按照记载，赵匡胤迁都的意图，有以下几点：

• 一、“见洛阳宫室壮丽, 甚悦”。洛阳宫殿壮丽，毕竟是古都，前朝建筑尚存，比开封更具皇家气度。

• 二、“上生于洛阳，乐其土风，尝有迁都之意”。赵匡胤本人出生在洛阳，喜欢洛阳的风土人情，个人偏好。

• 三、“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迁都洛阳还不是最终的结论，将来早晚要迁都长安，洛阳只是权宜之计。

• 四、“吾将西迁无它, 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 以安天下也”。洛阳和长安有山河之险，可以免除都城防御大量养兵之弊。

四条理由角度各不相同，第一条是基于未来统一天下后，必然需要一个与之匹配的皇宫建筑，开封基础条件差，重新建耗费颇多；第二条纯属个人偏好；第三条基于现实，不能一步到位，分步实施；第四条才是最关键，都城的天险有利于防守，仿效汉唐。

不过，从这四个理由的逻辑关系来看，其实有点混乱，也就是说，赵匡胤对迁都的问题，很可能是临时起意，并没有做深入分析。也有另一种可能，他是顾左右而言他，这些理由或许并非真正的动因。

比如，既然将来要迁都长安，何不一步到位？既然条件不成熟，为何不等一等？赵匡胤为何要迫不及待地“欲留居之”，迁都有那么急迫吗？

起居郎李符的反对理由有八条：

这八条理由大致可以归类为“二不二有”：配套设施不完善；经济条件不具备；供应体系有缺陷；时间节点有问题。李符认为，洛阳既存在天然缺陷，又难满足现实条件，不可行。

李怀忠的反对理由只有两条，很关键：

开封这地方优势和劣势都很明显，它的优势在于四通八达，漕运体系完备，作为京畿重地，有利于全国的物资运送。它的劣势也在于四通八达，没有天险，军事上叫“四战之地”，很难防守。

所以李怀忠认为，都城定在洛阳的话，这么多士兵吃啥喝啥，运送任务太繁重。另外目前的府库重兵都在开封，根本一动，国家就可能出现大的动乱。

相对于李符，李怀忠直击根本——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

李符和李怀忠的话都没有说动赵匡胤（上亦弗从），这时候赵光义站出来了，他先说“迁都未便”（迁都洛阳条件不成熟，不利的地方太多）；赵匡胤抛出最终目的地是长安，赵光义又叩头“切谏”；最后赵匡胤说，迁都是为了据天险去冗兵安天下，赵光义抛出了那句名言：

最终，赵匡胤虽然认为不迁都，早晚会搞得天下民力殆尽，但也不得不听从了赵光义的建议，下诏回京。

“在德不在险”出自于春秋时期吴起的一段话，意思是说，要想让国家长治久安，靠的是君主的德治，而不是依仗山河天险。起因是，魏武侯看到魏国山河险固，很高兴地说：“哎呀太好了，我们魏国有这么多天险，真是国家的宝啊！”吴起说：“不修德行，再多的天险也靠不住！”

这话没毛病，但是赵光义把这句话放在这个环境里就有问题了。假如赵匡胤不修德行，企图把都城搬到有天然防御优势的洛阳，然后以此为恃，安于享乐，你赵光义可以这么说。赵匡胤既不是安于享乐的人，也没有仪仗天险享乐的意图，你这么说岂不是驴唇不对马嘴？

“修德”是大帽子，任何时候都没错，可是“修德”就不需要“险”吗？辽国人跟你讲“德”吗？西夏人跟你讲“德”吗？赵光义这话显然是混淆概念，把天险对军事的重要性这个概念，强行扯上德治，似乎这两样东西是矛盾的。

赵光义这么说岂不是有点“蛮不讲理”，至少文不对题！那么，赵匡胤就没听出来吗，他怎么就听从了呢？

毫无疑问，从个人得失来看，迁都受损最严重的就是开封府尹赵光义。

这一点史学家早有定论，赵光义在担任开封府尹期间，已经营造了一个政治势力集团，迁都就意味着他的政治优势遭受重大打击。

所以，人们认为赵光义这句“在德不在险”，内含个人私利，用这个大帽子扣在赵匡胤头上，其实是口不择言的说法。

赵匡胤迁都难道仅仅就是他所言的四条理由？显然不是，从他混乱的表达中就可以看出其内心的矛盾之处。赵匡胤不是不明白迁都有利有弊，没有证据表明，李符和李怀忠是晋王党，这说明，迁都却是“弊大于利”，可行性比较低。

那么，赵匡胤在思考不成熟的情况下，为何匆匆忙忙抛出迁都的说法呢？我觉得赵光义的势力已经到大到了非常危险的程度，赵匡胤不得不出手了！问题是，赵匡胤对这个危险发觉太晚了，一时很难找到不引起动乱，又能迅速瓦解晋王势力的对策，所以，迁都之策即便可行性地，也要尝试！

对赵匡胤来说，迁都何尝不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虽然希望渺茫，也想试一试。

长期以来，关于赵光义即位的疑云一直没有定论，“烛影斧声”也成了永久的历史迷案。关于赵光义弑兄夺位的说法，在当时就存在。

不过，作为大宋的臣民，大家即使心知肚明，又有谁敢说破呢？别说没有证据，即便证据充足，又有谁敢触龙鳞呢？

不过，史学家有史学家的智慧——曲笔！他们可以用曲笔的方式，记录下一些影影绰绰的事迹，给后人留下一些疑点和证据，让后人有迹可循。

我认为，李焘采纳《建隆遗事》中的这段记载，其目的就是为此！

如何理解关于北宋初期换都问题上，赵光义的“在德不在险”？

“在德不在险”，只是赵光义为自己反对迁都找的一个完美说辞。我们先看看这句话本身的出处和涵义。

公元前387年，魏武侯即位后，前去视察河西地区，当时陪同他的不仅有一众朝廷大员，还有镇守西河郡的最高领导吴起。

富饶险要的河西之地，位于秦、魏两国之间，是魏文侯在位期间从秦国手里硬生生抢下来的。失去了这一重要粮仓后，秦国不仅国力被大大削弱，在战略上也失去了重要屏障，从此被压制在关中。可以说，河西的归属，关系到秦魏两国的国运。

当初的夺河西之战，关键人物吴起自然功不可没；但在前期，时任太子的魏击（即魏武侯）也作为领军统帅痛击秦国。因此，此时处在国君的位置上视察自己曾经奋战过的土地，魏武侯不禁感慨颇深:

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谓吴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

山河壮美险固，真乃魏国的瑰宝啊！

魏武侯刻意对吴起这样说，既有坐拥得天独厚要地的骄傲，也有对当初二人先后在这一土地上战斗的感慨，更有对后者镇守此地工作的肯定。

但吴起的回复却有些煞风景:“在德不在险！当初的夏桀、商纣，都坐拥险要的国土，但他们不修德政，最后一个被商汤放逐、一个被武王杀掉。君侯您要是不修德政的话，可能这船上的所有人以后都会成为你的敌人！”

这话好有道理，竟然让人无言以对……常言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根据儒家传统观念来说，国君施行德政、团结人心，自然是比依仗地理优势来得重要。但你不能因为桀纣的极端例子，就否定地势带来的客观优势。再说了，魏武侯刚刚上任，并且在当太子时并没有失德的言行，你这一来就用桀纣诅咒人家是几个意思？而且难道强调地理的重要性，就是在忽视德政？这是两码事好吗！

所以听到吴起的这番话后，魏武侯也只能尴尬的回了句:说得好！

后来，这句看起来无懈可击、实际上顶心顶肺的儒家用语（吴起儒、兵、法三修），就常被人用来建议帝王勤修德政、不能过于依仗客观优势。

开封也叫汴梁，五代十国时期，除了后唐，其他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都把都城设在这里，赵匡胤篡权后也照旧。经过多年的经营，这里交通发达、人口众多、经济繁荣，但从军事方面来说有个大问题:地处大平原，周围无险可守，在没有控制燕云十六州的情况下，契丹骑兵很容易长驱直入、兵临城下，因此赵匡胤时常考虑迁都洛阳。但在公元976年他准备着手考察落实此事时，赵光义的一句“在险在不在德”，把他哥哥给顶了回去。

赵光义如此反对迁都，自然有他的小算盘，他的职位是同平章事、行开封府尹、兼中书令，后来又被封为晋王，位列宰相之上。当时的他，已经有了觊觎大统之心。

其实不能怪赵光义，他这个职位和爵位实在太令人遐想。当初郭威建立后周，他的义子郭荣（即柴荣）也担任了开封府尹并被封晋王，最终他也继承了皇位、成了人称“五代十国第一君”的后周世宗。

所以，如果北宋迁都，那么赵光义的开封府尹一职，就会从首都的行政长官降级成地方大员。平台不同，资源就会天差地别，这对他的职场规划是很不利的，为了阻止迁都，他不得不祭出“在险不在德”这种看似充满道理、实则坑你没商量的场面话。

那么，既然这个小算盘我们都能猜得到，赵匡胤这种顶级政治家难道不明白？他最终没迁都，其实另有原因。

为了解决晚唐及五代十国以来藩镇割据的现象，北宋建立后，赵匡胤采取了重内轻外的政策。

在这种体系下，国家军事力量的主体-禁军的一半驻扎在京城附近（顶峰时有数十万人），他们的家属更是作为人质要待在皇帝的眼皮底下；再加上其他从事农、工、商的人口，决定了北宋的首都一定是全国人口最多的城市（据统计，北宋年间开封人口多达150万）；人口最多，就对后勤补给、运输及当地的经济情况提出了最高的要求。

而在当时，能够解决这么多人口吃喝拉撒问题的，只有开封。唐代中后期，由于藩镇割据、连年战火，隋唐时期的政治经济中心长安、洛阳已逐渐颓败；朱温灭唐建梁后，更是将长安城摧毁。其后，经过后梁、后晋、后汉、后周的经营，开封（汴梁）已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原第一大城市、政治经济中心，再加上完善的水路运输，使其成了北宋首都的唯一选择。

此外，北宋的最大外在军事威胁来自东北方，而应对外患的主要力量是朝廷的中央军，所以就要求皇帝所在的朝廷不能离幽州边境太远。与洛阳相比，交通便利的开封更加合适。

总而言之，北宋重内轻外的政策，要求首都维持最大的兵力；庞大的军人及其家属数量，要求首都是国家的经济中心。同样因为重内轻外的政策，要求首都要尽量靠近北方。根据这样的条件，开封就成为首选。

然而，与北有虎牢关的洛阳相比，开封所在的开阔平原无险可守，使北宋都城很容易直接面对金军的铁骑。这个时候，“险”真的比“德”更有用。

如何理解关于北宋初期换都问题上，赵光义的“在德不在险”？

976年，赵匡胤人生的最有一年。雄心勃勃的他率领群臣到西京洛阳巡游，期间赵匡胤突然提出了“迁都洛阳”一事，大臣们只有几个人支持迁都洛阳，而群臣大部分都反对迁都，双方相持不下。生气的赵匡胤在洛阳住了下来，而且一住就是两个月，大臣们大都没有妥协的迹象。此时，晋王、开封府尹、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出来打圆场，他称建都汴梁（开封）是“在德不在险”，赵匡胤只好打道回府。11月14日，赵匡胤在“烛光斧影”的疑云中去世了，迁都洛阳也从此搁浅。

“在德不在险”这一典故出自吴起和魏文侯之间的对话，战国时期的魏国建国区域就在中原地区，后期将都城迁移到大梁城，因此魏国也称“梁国”，而大梁城就是宋朝的“汴梁”，现在的开封。

魏文侯感叹魏国处于四战之地，少不了战争的威胁。而军事家吴起则提出了反对的意见：

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龙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

吴起举得实例有三个：三苗氏据险要之地，大禹灭了他；夏桀居山河险要，商汤灭了他；商纣王也拒守险要之地，周武王杀了他。（吴起像，他提出的“在德不在险”并不完全成立！）

后世王朝的很多大臣都主张君主修“仁政”，这样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如唐朝宰相张九龄曾经赋诗一首，主张“在德不在险”：

嶙嶙故城垒，荒凉空戍楼。 在德不在险，方知王道休。

其实“在德不在险”这一说法就说明了王朝国都的两个方面，一是国都地势险要性，二是管理国家的“仁政”，修“仁政”则内乱不起。在这里强调了仁政，而忽视了地理位置的险要的作用。

河南开封号称八朝古都，分别是夏都、魏国后期都城、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金后期首都。除了夏朝古都不可考证之外，这一国都的王朝存在时间大都非常短，战乱频繁，就北宋时间有157多年，其实汴梁城不是一个王朝首都的最佳选择。

战国魏国都城大梁被秦军用水淹了，城破；而五代中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加起来也只有几十年，而且战争频繁；金朝将汴梁设置为南京，真正使用作为首都之时也就几十年的时间，不久城破国灭。（洛阳和汴梁地形图，洛阳更适合做都城）

战国的魏国没得选择才定都大梁，五代时期的作为国都主要的原因是便于将江南各地的粮草聚集，由此出发征讨四方，其实就是一个后勤大基地，前提是掌握此地的人兵精粮足。

再者，后世王朝的统治者衰落，这个首都很容易被人攻破，苟延残喘的机会也少很多啊。（汴梁地图，整个防御系统花费巨大）

赵匡胤迁都也不是人来疯，突然就提出来的，他认为汴梁“形势涣散”，也即是说汴梁城四周大都是平原地区，国家强盛之时算不得了什么，外敌不敢轻易进入；国家衰落之时就是任人宰割的都城，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北宋末年，金朝的骑兵部队经常可以深入到汴梁周边溜达一圈。

赵匡胤也是熟读史书的，自己之后的宋朝皇帝难免昏庸之辈很多，鼎鼎大名的大唐王朝有名望的君主也就那么几个，其他大都是平庸之辈。赵匡胤不会天真的想自己后世的君主个个都是明君吧。因此，找一个地势险要的地方做首都，可以利用地势修建稳固的国都，这样还可以少动用国家的劳动力、财力。国家衰落之时，首都并不那么容易被攻破，王朝可以持久一些，万一发生了大变化，说不定还可以中兴！

洛阳建都初期投入成本大，但后期的效果十分显著，唐太宗李世民攻打隋炀帝修建的洛阳时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攻破。况且，洛阳还是赵匡胤的老家。

一、群臣反对意图何在？

赵匡胤的大臣们为何群起反对迁都洛阳呐？难道洛阳的好处都看不到吗？其实这些大臣都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他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切身利益。

赵匡胤的手下在汴梁城周边的根基雄厚，涉及很多房产、田产、商业活动，如果迁都，这些利益必定受损严重，很多人要从头来过。面对这一切的损失，他们不是从国家利益出发，大都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发，反对迁都工作。（汴梁城仿古建筑群，那时是赵匡胤大臣们的命根子）

二、赵光义的“在德不在险”是否应用适当。

其实吴起的“在德不在险”的说法是有一定前提的，并不是完全正确的。赵光义提出“在德不在险”也是迎合了大多数大臣的意见，大臣们不敢单独给赵匡胤建议。赵光义一开始就置身事外，从未出言相劝，其实受损害最大的就是开封府尹赵光义了，一旦迁都，涉及的很多人事变动，财富变动，对赵光义是最不利的，苦心经营十几年的根基有可能一朝断送。但这个时候，赵光义不能首先跳出来反对，等很多大臣求到他的头上时，人心赚够了，才劝说赵匡胤“在德不在险”。

三、赵匡胤迁都动议的弱点。

赵匡胤迁都的动议首先应该和大臣们商讨一下，估计反对的浪潮非常大，他不敢拿出来进行公议。他还是缺乏建国帝王的大气概，迁都就要雷厉风行，说干就干，一味地仁慈、妥协是干不了大事的。

迁都之事，赵匡胤也没有预估到反对的力量这么大，这是赵匡胤始料未及的。虽然自己一直坚持，但没有拿出切实可行的政策，鼓励迁都，利用利益导向，促使群臣做出自己的判断。自始至终，没看到赵匡胤迁都的一系列政策出台，只是动议就搁浅了，说明自己的信心还是不足的，并不是赵光义一句“在德不在险”而左右的。

汴梁城地处四战之地，确实不是一个大统一王朝应该选择的首都，后期对首都的防御维护、人员劳动力的使用维护、国家财力的支出都是非常巨大的，不像洛阳哪样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修之后，以后的投入少，防御的兵力也少，对国家后来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况且赵匡胤的大臣们依赖的黄河根本不是什么天险，冬天的黄河结冰、水流变小，骑兵部队可以轻易穿过黄河，直逼汴梁城下。（北宋都城汴梁复古模型图，瓮城在各个城门可见）

不过也是有代价的，北宋灭亡，赵光义的这一支帝王世系断绝，南宋除了赵构之外都是赵匡胤的后人做皇帝了，这也是人心所向啊！

如何理解关于北宋初期换都问题上，赵光义的“在德不在险”？

不请自来。

中国古代帝王之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这三种条件的支撑。一个王朝的首都，那也必定是政治经济文化都很发达的地区。那么，如果在以上六个条件当中选出最重要的两点来说，人和与政治则是必须具备的。

在封建王朝中，有很多迁都的例子。有的如大明永乐皇帝一样成功了，有的则像隋炀帝一样失败了。客观来讲，他们迁都的目的，最根本的原因则是自己的势力可能在原首都当中被某人或者某势力集团给削弱掉了。

永乐皇帝迁都是想要摆脱建文集团势力的束缚，而隋炀帝则想拼命挣脱关陇贵族给其施加的枷锁。前者由于靖难之役前后的时局动荡，成功将首都从南京迁到了北京。而隋炀帝，为了迁都，耗尽了人力物力财力，兴建东都洛阳，开凿大运河，反而却因此而丢了自己的性命。

因此来说，宋太祖迁都一事，则是多方面的政治博弈所造成。与宋太祖下棋的那个人，便是他的二弟，任开封尹的晋王赵光义。

首先来说，北宋初年，东京汴梁的建设的确要比长安洛阳好得多。前者经历了两代王朝的建设，俨然是一派生机勃勃。而长安洛阳，则因为多年的战乱而残破不堪。所以，宋太祖在王朝初期并没有打算迁都，毕竟这不是一件小事。

可是，在宋太祖晚年，他真的动了迁都的念头，甚至来说，他也做了很多的准备活动。只不过，他的这一想法被他弟弟的一句话就否掉了，“在德不在险”。赵匡胤和他弟弟说了很多迁都的好处，诸如靠着地势险要，可以裁汰军队，更好的护国安邦一类的话。但赵光义一句话，就断了赵匡胤的念头。

实际上，仔细分析来看，赵匡胤也是在迁都问题上首鼠两端，拿不定主义。毕竟，这个时候中国的政治走向是从西向东，经济走向是从北向南。当然，赵匡胤可能看不到这条线索，但是他一定知道长安那个地方，离着西北少数民族太近，不便防守，再者在粮食供给运输方面也会造成很大的困难。

所以来看，赵匡胤也就没再迁都。

不过，东京汴梁这个都城选的，确实在天时地利上都不占优势。以至于在宋真宗时期，辽圣宗伐宋，真宗做出的第一反应便是迁都。这个地方就是无险可守嘛。

如何理解关于北宋初期换都问题上，赵光义的“在德不在险”？

赵光义这句话说的非常阴险，看似让人感觉无懈可击，但是一个非常大的违命题。

当初赵匡胤选择迁都洛阳，乃是举天下之计，为百世而后想。如果宋朝迁都洛阳，也许北宋存在的日子会长久一些。赵匡胤贵为开国之君，英明神武，但是，在立继承人方面，一直犹豫不绝。他没有封自己的儿子为王，反而封自己的弟弟赵光义为开封府尹。而宋朝的国都正是开封。赵光义以开封府尹之名，拉拢京城文武，培植自己的势力。相对于赵匡胤这个大老粗，赵光义无疑更受那些文臣的欢迎。赵光义本身也有些政治手腕，他对满朝文武封官许愿，连赵匡胤身边的太监王朝恩也被拉拢了。如此一来，赵匡胤身边几无可以信任的人。

晚年的时候，赵匡胤对此也有所察觉，他想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就动了迁都的心思。

如何理解关于北宋初期换都问题上，赵光义的“在德不在险”？

赵光义说“在德不在险”，其实是宋初关于是否迁都的争论。这场争论源于宋太祖赵匡胤有意从开封迁都洛阳，当时遭到赵光义和群臣一致反对。

除了赵光义说“在德不在险”之外，李怀忠也说，“东京有汴渠之漕，坐致江淮之粟四五千万，以赡百万之军。陛下居此（指洛阳），将安取之？军府重兵皆在东京，陛下谁与此处（洛阳）乎？”

这话代表了当时朝堂内外的普遍看法，因此迁都洛阳也就不了了之。

然而终北宋一朝，开封作为国都存在的缺陷，都时常激起迁都的争论。

“在德不在险”，出自《资治通鉴•魏武侯与吴起论山河之固》。

魏武侯本意是说有了如此山河形胜，江山必然永固。可吴起却说“在德不在险”，意思就是江山永固不靠山河之险，而是要靠德行、仁政。

这话当然有他的道理，江山永固当然要靠德政，要靠民心。

然而，一味强调“在德”，而反过来又完全忽视“在险”，是片面的也是很机械的。有关北宋建都开封或者迁都洛阳的争论，也是如此！

国都是什么？用韩愈老先生的话说，就是“四方之腹心，国家之根本”。

因此，对于国都的选择或选址，就必须十分慎重。史念海先生就曾说，“任何王朝或政权都期望它能永久存在下去，……所以对于都城所在地的选择莫不极为慎重”。

北宋王朝也不例外，对于它的都城选择，也肯定是慎重的。无论一开始选择开封，还是后来准备迁都洛阳，都是为了国家长久的慎重考虑。

北宋建国之初，选择建都开封，主要是基于四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利用前朝旧都，少折腾有利稳定。五代时期，开封先后作为四朝首都，在当时人们心目中有国家象征的意义。同时，在硬件上城池宫殿都很完备，人口也很集中稠密。

二是宋初的开封具有地理中心的地位。“大梁四方所凑，天下之枢，可以临制四海”，也就是有利于控制国家，尤其是当时的重心关东地区。

三是漕运交通便利。漕运是开封相对洛阳最大的优势。开封周边运河密布，“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足以支撑大量人口和军队，经济上优势明显。

四是希望用无险可守的开封，以聚兵为险的理由，把全国军队都集中起来控制，避免重蹈五代的覆辙。这可能是宋代统治者定都开封，内心最根本的想法。正所谓“不以山河之固，以兵屯为险阻”。

赵光义就曾说，“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也印证了北宋朝廷对定都开封的深层考虑。

在宋初那场关于迁都的争论中，宋太祖赵匡胤曾有过一句长长的叹息，“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意思就是，像这样把天下兵力都聚集在京城，百年以后将会因此耗尽民间财力，不堪重负。不得不说这句话切中要害，它指出了定都开封不是长久之计。

因为这是一个连环套，开封无险可守，就只有聚兵为险，从而增加大量用度开支，久而久之民众就会不堪重负，所谓的德政也就不存在了，从而打破了“在德不在险”的逻辑。

“在德不在险”，就会大打折扣，江山永固自然也就成了一个奢望。

开封的无险可守，在与洛阳、长安的对比下，最为明显。开封“天下四冲八达之地，非如函秦天府百二之固，洛宅九州之中，表里山河，形胜足恃”。

如前所述，宋廷上下（以赵光义为代表）长期只防武将内患，轻视外敌，以为北方辽金只是边事，不会对首都开封形成威胁。

在思想意识上，对迁都就显得十分消极。即便国力已经强大，可以疏通漕运，消除定都洛阳的不利因素，还是由于积重难返，没法实施。

赵光义又寄希望夺回幽云十六州，重建北方屏障，然而两次北伐失败，梦想只能落空。

百年之后的靖康之变，几乎就不可避免了。没有金国，也会有蒙古或其他北方政权打进开封。

因此，片面强调“在德不在险”，并不能保证江山永固。有德之君、有德之国，有山河形胜的屏障拱卫，岂不更好？

“在德不在险”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北宋也不是战国时期的魏国。德固然重要，险也不可或缺，二者都有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