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教育主张是什么？

两千多年来，孔子被后人奉为至圣先师，他关于教育的主张非常多，很难在这里一一列举。因此，这里我们只探讨问题的核心：孔子关于教育的主张，可以分为“教育目的”的主张，和为实现其教育目的，“教育方法”的主张。

我们都知道，孔子生于东周末年（春秋）这样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面对这样的春秋乱世，应该如何救世呢？孔子知道，想要救世就必须要找到这个乱世的病因。

（图 | 《孔子问礼》）

天命又是什么？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这样的乱？

孔子认为老天爷是人格化的，他是通人性，有道德的。周礼，即代表天道（天命）。然而，世间确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礼崩乐坏”就是当前乱世的答案，为何“礼崩乐坏”？那是因为世人不认周礼。

政治秩序也是人的秩序，孔子认为政治的最高形态是教育，这种教育首先应该是当政者们的自我教育，也就是和而不同的君子人格和情操陶冶。君子能在具体的行为选择当中，随时遵从周礼，从而树立人事的典范。只要教导世人向往成为君子，那么这个世界的秩序也就恢复了。

因此，孔子的毕生理想就是将“礼崩乐坏”的社会恢复到之前周礼的秩序中。为实现这一理想，就必须要以教育的形式教化世人。

孔子的教育核心可以由一句话概括：以文化教养实现对个体人格的整体提升。正所谓“克己复礼”，这是孔子“教育目的”的主张。

“儒”在最初的时候，是对某些职业的概括，其来源分别是以六艺教民的“儒”，和以德行教民的“师”。而孔子既是“儒”也是“师”，所以为后世的儒家奠定了基本面貌。

以六艺教民的“儒”，是当时社会上掌握特定专业技术的人员。比如观星象、辨别农时、预报天气等，以及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礼节、仪式的专家，尤其是治丧礼仪顾问。礼坏乐崩之际，朝廷之礼虽然被贵族们抛弃了，但在民间还完整地保留着一部分周礼（如丧服、相见、昏姻等礼），在人们的生活当中持续地起作用。

以德行教民的“师”，则与官学中的乐师有关。先秦典籍中若单单提到“师”，则往往特指是乐师。乐师所教授的乐舞，一方面保留了很多上古巫觋传统的遗迹，如祭祀、祈雨等仪式。另一方面，周代的乐舞教育已经人文化，乐教主要以培养人的协调的德性、“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为目标。这是一种以艺术教育的形式呈现的德育。然而，这种教育面向的不是普通人，而是贵族子弟和未来的政府官员。

所以，孔子一生所关切的内容，就是礼乐文化。无论是授徒、从政、还是删诗作史的事业，孔子都是为了学习礼的内涵、恢复礼的秩序、发扬礼的精神，而这些主要是通过美育（乐）的途径来实现的。

然而，实现复礼的目的并不容易，必须克服多个问题：

首先，他能教育的人，只是贵族子弟和未来的政府官员。为了实现将“天”引入到人的精神世界和行为方式当中，孔子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扩充“人”的内涵？

孔子答：有教无类。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论语·述而》

孔子说：“我的品德是上天所赋予的，桓魋能把我怎样呢！”，这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宗法架构崩溃、个人意识觉醒以，个人的精神世界进一步扩大的历史潮流。孔子格外注重周文化中天人关系的传统，因而提出了“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观点。这里的“人”也不再指贵族，而是一般意义上的所有人。

要知道，在春秋之前，只有贵族阶层才能接受完整的教育，这本身就是礼的一部分。而当时周朝的贵族或者其他文化人，不是依附于君权，就是被贵族豢养的门客。贵族依附君权，那些文化人呢，为君主和贵族服务，也通通都是官家人。

孔子认为，这样的人既没有独立的身份，更谈不上心灵的自由。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礼崩乐坏，原有的社会制度逐渐解体。于是，那些贵族和文化人逐渐地流落到社会中，这样一来，他们的身份独立了，心灵也解放了，也就可以自由地传播自己的思想了。

孔子把“学在官府”变为“学在民间”，自己办学的时候，所主张的是“有教无类”。

那个时代的人想跟他学习，只要交适当的学费就行了。孔子拥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弟子当中，从事什么职业的人都有。所以，他是历史上第一个，可能也是那个时代独一无二的老师。

孔子将“人”的内涵扩充了，问题又来了：

孔子答：礼教为体，诗教为用。

比起那些形式性的礼乐仪节，春秋贤者们其实更关心曾作为天人秩序之载体的“礼”在当下混乱社会形势中呈现的实际生命力。这一点，从《左传》中各种“礼也”和“非礼也”的评论就可以体会到，当时的人们已经把礼作为规范、衡量人的行为的基本正义原则。

那时代的贤人，一方面想要完整地保留古礼的典章仪式，另一方面还想将礼的精神、礼的本意提炼出来，并且通过适当的方式作用到现实当中。而《诗》就是那个时代贵族社会共同的语言来源，是最能保持礼的精神的文化载体。

《诗》（即《诗经》）最初是民间口口相传的诗歌，在当时闭塞、信息稀缺的古代社会，是人们最得力的精神共享手段，它包含了地方风土人情的多样形态，成为沟通上下、远近的桥梁。

那时的人们通过《风》来沟通王政和民情，通过《雅》来讽喻和抒情，还要通过《颂》来完成庄敬典雅的仪式。所以，《诗》在那个时代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着巨大的社会功能。

这么说可能略显干巴，那么举两个例子：

在诗经中有这么一句话：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小雅·鹿鸣》

这句话意味着什么？诗》是当时是各诸侯国间进行沟通交流的话语平台。歌诗待宾和赋诗言志，是上层社会流行的交往和表达方式，也是贵族交往礼仪中所必需的手段。无论邦国外交还是宴飨宾朋，都要歌《诗》并伴以优美的音乐。

外交官掌握了《诗》的内涵，就可以在樽俎鼓乐之间，得心应手地曲抑强权，展现本国的文化实力。如果一个士人大夫不具备欣赏和灵活运用《诗》的素养，就无法在往来酬酢的场合中合适地发言。这不仅自己丢人，更让国家蒙羞。

孔子曾经对他的儿子孔鲤说：

“不学诗，无以言。”

——《论语·季氏》

意思不是说，不学诗就不会说话，而是说，如果不学习《诗》的话语和表达方式，你就不知道如何恰当地与人说话（如何恰当地表达复杂的、微妙的意思）。

你看，《诗》不仅塑造了贵族文化，而且向世人传递了一种恰当、含蓄、得体的表达习惯。

其实，在之前周代的王官之学当中，已经有了诗教，主要是教导人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这样的功利作用。而孔子扩展了《诗》的用途，提出了“诗可以兴”。

“兴”其实有两个意思：

• 第一层意思，是作为一种与“比”和“赋”并列的创作方法。郑玄指出，“兴者，托事于物。”“兴者，以善物喻善事。”（《周礼注》）兴与比经常联用，都是产生一种意象以指喻他事。
• 第二层意思，是作为欣赏诗而产生的升腾高越的情感效果，也就是所谓的怡情。

诗歌的兴，用情景合一的审美意象来让普通人的情怀具有文采，让君子士人的忧怀得到宣释，让这些幽微的情愫感人益深，流传久远。客观自然世界没有改变，然而人们当下的精神世界意蕴却因为“兴”而变得不同。不仅如此，诗教的荡涤使人们从日常局限当中跳脱出来，由贫乏的“小我”而成为“大我”。人的精神世界因为“能兴”而变得前所未有的自由、开阔、包容，逐渐摆脱了小人的习气。

因此，解放并提升人们的精神思想，这是孔子诗教的最终理想，孔子为诗教注入了审美式教育的新内涵。

孔子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复礼，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要让审美式的教育与政治发生联系。

孔子答：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

用政令来治理百姓，用刑罚来制约百姓，百姓可暫时免于罪过，但不会感到不服从统治是可耻的；如果用道德来统治百姓，用礼教来约束百姓，百姓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会纠正自己的错误。

孔子主张用审美式的教育方式把秩序、条理化入理想人格的修养当中，使人成为丰富与协调相统一的“君子”。

“君子”常常和“小人”一起出现，那时候的“君子”和“小人”只是社会等级与分工的分野，还不包含价值褒贬的意味。“君子”是中上层贵族与社会的管理者，“小人”则是承担具体职事的下层贵族或从事生产的庶人。概括地说，前者是协调组织者，后者是具体执行者。

而孔子强调了“君子”精神意象层面的意义，弱化了“君子”与“小人”身份、社会分工方面的意义。“君子”与“小人”最明显的差异，在于对“道”的把握：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论语·子路》

孔子说：“君子在人际交往中能够与他人保持一种和谐友善的关系，但在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上却不必苟同于对方。小人习惯于在对问题的看法上迎合别人的心理、附和别人的言论，但在内心深处却并不抱有一种和谐友善的态度。”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观念，作为人格素养的“和”，至少有如下两个层次的内涵：

• 一，“和”意味着一个人具有协调各种要素、创造新意义的能力。
• 二、“和”也意味着君子拥有广大的气量、心胸。

因此，君子的“和而不同”，是一项美好的情操。

孔子煞费苦心地教导世人成为“君子”，想让人“克己复礼”，然而，问题又来了：春秋时期，人们眼看着不遵循周礼的诸侯越来越强大，天命并没有对其制裁，那么人们有何动力一定遵循周礼呢？因此，孔子必须要为礼找到一个内在动因。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论语·八佾》

孔子认为，仁是德性之根本，是一个人对道德规范的内在自觉。它并不仅限于诸德目之一，而是具有统御功能的基础性的道德概念。

“仁”还是善恶、美丑评判标准的最终依据：“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孔子认为美恶并没有一个外在的、客观的标准，唯有仁人能准确地辨别善恶与美丑。

对于现实世界的政治，孔子主张实行“仁政”。仁政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以对待家人的态度爱护生民，以文化、道德来维护秩序，反对滥用战争、刑政。周文化以民为天命之源，看重生命的尊严。殷人杀俘虏，周人则不杀而迁之。

管仲曾以大智大勇维护了周文化的尊严，他当政期间没有导致生灵涂炭，而且惠泽长远。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史记·管晏列传》

所以孔子不吝把“仁”的至高评价许给这位被世人认为品行有瑕的政治家。

孔子反复地强调，仁是人的心灵秩序，失去这个秩序，礼就找不到内在动因；仁是礼乐的精神内涵，丢弃了这个内涵，礼乐就成了没有生命的死物。

孔子主张以文化教养实现对个体人格的整体提升，以“克己”实现“复礼”的“教育目的”。为实现这目的，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主张，把“学在官府”变为“学在民间”，实现了“人”之内涵的扩充；孔子主张“礼教为体，诗教为用”，最大限度地保持礼的精神；孔子主张用审美式的教育方式把秩序、条理化入理想人格的修养当中，使人成为丰富与协调相统一的“君子”，让审美教育与政治联系起来；孔子提出仁是德性之根本的主张，为礼找到了内在动因。

正是因为这样，孔子是中华文明当之无愧的“先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