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胡人汉化，有没有汉人胡化的情况？

从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在胡汉杂居的北方地区，各民族逐渐被汉文化融合的同时，其实也出现了汉族百姓被胡化的特例。最为代表性的就是唐朝时的河朔地区（也称河北，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的汉族胡化，这也为安史之乱的爆发提供了土壤。

汉族胡化，为安史之乱创造了条件

大唐王朝以关中腹地为文化中心，经过西魏、北周、隋朝的过渡，这里汉胡文化已经彻底融合，胡人早已奉华夏汉文明为正统。虽然是多民族杂居，但这里的胡人说汉化，学习儒学经史，无论民族背景有多大差异，其思想内核都是以汉文化为根基。东南地区更不用说，从东晋到南朝时期都一直保留着纯粹的汉文化，这种文化传统一直延续到隋唐。

但是，黄河以北的河朔地区就不一样了。河朔地区自秦汉以来，一直处于华夏汉文化圈。“永嘉之乱”后，这地区被胡人控制，胡汉杂居的北朝，也致力于推动胡族汉化。但是，自唐朝开始，河朔地区先后接纳了东突厥人、契丹人等胡族部众，这里的胡人一直保持着本民族文化，久居当地的汉人非但没有促进胡人汉化，反而自己被“胡化”。

唐朝时期，河朔地区“胡化”严重，政治、经济、军事已经独立于中央管制，自成一体。大唐为了维持唐太宗那“华夷如一”的指导思想，往往会挑选兼具军事才能和外交手腕的人才。这样，安禄山这样的人就被李林甫选中了。据史书记载，安禄山能征善战，又是个语言专家，能说各个民族的语言。经李林甫的推荐，唐玄宗任命安禄山为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让他统治河朔这个高度胡化的地区。

世人都赞美大唐文化海纳百川的开放气度，仰慕西域、日本各国学者在长安学习汉文化并入朝为官的包容精神，骄傲与华夏文明能够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养分以壮大自己的强大向心力。但是，恰恰是在“华夷如一”的大唐时期，河朔地区重新走向胡化，与关中、洛阳、江左地区形成鲜明的文化差异。河朔地区在文化、军事，经济上的独立，也为安禄山，史思明的藩镇割据创造了有利条件，割据也逐渐演变为动荡八年的“安史之乱”，大唐王朝因此由盛转衰。安史之乱被平定后，河朔地区依旧保持着藩镇割据，直至唐朝灭亡。

再谈民族与文化

胡汉的差别，在于胡文化和汉文化的不同，而非胡人与汉人的人种不同。祖辈是游牧民族，但接受汉文化，融入汉人文化，就算是汉人。而祖上是汉人，却按照游牧民族的习俗生活，就算是胡人。这就是所谓的“夷入夏则夏，夏入夷则夷”。

所以，“崖山之后无中国”的口号，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的无稽之谈。试问，隋唐王朝都有鲜卑人的血统，怎么不说那不是中国的王朝？还有，清朝是女真人建立的王朝，他们全面接受了汉文化，难道就不是中国的王朝吗？

华夏文明之所以几千年来屹立于神州大地，是因其以海纳百川的气度来解决民族矛盾。近代中国正是因为摒弃了“贵中华而贱夷狄”的狭隘民族主义传统思想，才有了中华民国的五族共和，才有了新中国的多民族百花齐放。

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我们谈论民族文化时，总是陷入民族主义和开放主义的论战。

其实，民族和开放看似矛盾，但恰恰是这种矛盾产生一种制约的张力。开放是民族发展的动力，而民族则与开放同轴共舞。我们要做的是，在开放中坚持民族的主体性和差异性，开放的民族主义不是超越民族和国家的形式，全球化不会最终取代民族国家，而是要造成和加强民族国家之间的依赖关系。

因此，我们当代人需要双管齐下，一方面吸收外来文化，另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我们的传统文化，二者相互结合，取长补短，融合成新的华夏文化，这才是我们文化发展的正途。

都说胡人汉化，有没有汉人胡化的情况？

汉人的胡化，古已有之。广义的说，从汉语文化圈移民到欧美，后代变成“香蕉人”，也是一种胡化；狭义的说，胡仅指中国北方少数民族，这种胡化也是历史悠久。胡化，也有深浅之别，像唐朝武惠妃试穿胡服，杨贵妃跳一支胡人舞蹈，这些很浅，甚至都算不得胡化；深度的胡化，除了语言、生活习惯、服饰的胡化，还伴之以民族心理认同的变化。我以清朝的例子说一说。

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的八旗组织，从一开始就是多民族的。《八旗通志》记载，在创业时期的400个牛录中，就有汉人牛录16个，有满洲蒙古牛录308个，蒙古牛录76个。308个满洲蒙古牛录中，也有编入了少量的汉人。

随着后金、清朝的不断壮大，旗下的汉人也逐渐增多。从崇祯二年到崇祯十一年（1629~1638，天聪三~崇德三），十年中四次破关而入，掳掠汉人约二三十万。入关后，畿辅一带被迫投充旗下的汉民大约5万人。这些沦为奴仆的人，绝大多数被编入了满洲旗下。

《广阳杂记》中记载：“满洲掳去汉人子女年幼者，习满语纯熟，与真女直（指满洲人）无别。” 被掳汉人女子，无论为奴为妾，衣服穿戴均改满洲式样。这些汉人子女，自幼在满洲人家庭内生活，最易被同化。何况当时满洲人正处盛朝时代，依仿满俗是一种时尚。他们在讲满语、着旗装的同时，生活起居无不率同满俗，男子剃发，女子天足，放弃汉姓，改称满名。

满洲旗下一部分汉人，原来是辽东地方的平民，因为在关外时期曾与满人一同戍守边台，被称作“台尼堪“。入关后，他们的子孙仍与满洲人同编一佐领，享受同等的待遇。随之，陆陆续续的将汉姓隐去，改用满姓满名。取“台尼堪”中的“台”字的谐音，改姓“台”或者相近的“唐”、“谈”。化到这种地步，说明在心理上认同满人，而不是汉人。

乾隆五年曾经有过一个谕令，特准蒙古、高丽、尼堪（汉人）、台尼堪、抚顺尼堪等在清朝兴起初期加入八旗的族群，附于满洲姓氏之后。这些人与满洲人长期共处，感情深厚，生活习俗和精神面貌，甚至心理状态都已经满化。所以清政府放心的批准他们载入《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法国传教士白晋称八旗中的汉人为“鞑靼化的汉人”。

都说胡人汉化，有没有汉人胡化的情况？

胡人汉化，汉人胡化，在中国历史上象车轮战，一直在发生。只不过中国历史是由儒家士大夫所写，他们怕打断一脉相承的关系，忌讳这些历史事实，将它遮遮掩掩而已。

公元385年，鲜卑拓跋珪建立北魏；439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大举汉化，将110个鲜卑姓改为汉姓，其中就有：穆、陆、刘、楼、娄、于、连、梁、陈、周、李、骆、葛、乌等等，就是后来宋代的百家姓。

汉化的北魏后来分裂成东魏、西魏，东魏变北齐；西魏变北周。北齐的高洋、高欢开始又一次胡化，变成了“禽兽王朝"；北周文帝宇文泰也开始胡化，赐姓杨忠为“普六茹氏，“官之柱国、大司空。西魏的李虎，赐姓“大野氏"，官之八大柱国之一、太尉。

普六茹坚是杨忠的儿子，承袭父爵，官之司空。581年，统一中国建立隋朝，上台废除了鲜卑化和胡化的政策，自己改为杨坚，采用了汉字、汉姓、汉文化，否则中国汉文化将被打断。大野虎的儿子大野昞承袭父爵，成为了“唐国公"，隋朝建立改为李昞。李昞的儿子李渊承袭父爵，也成为了“唐国公"。618年唐朝建立，李渊和李世民都否定他们是鲜卑族，说自己是陇西李暠的子孙。但是，当时就有人指出，李氏父子的鲜卑祖姓是陇西的“拓跋达阇"。

唐朝建立以后，唐太宗李世民将许多胡人融化到汉族中来，给他们赐汉姓，其中就有：匈奴、鲜卑、羌、氐、柔然、突厥、回纥等等。到了唐朝灭亡，建立了五代十国，这些王朝都是唐分裂出去的国家。其中五代中有三个是沙陀族，这些都是又一次从唐的汉族中胡化出来的沙陀族。

（西夏的党项文）

西夏（1038-1227）是中国历史上由党项人在宋朝西北建立的一个政权，历经十帝，享国一百八十九年。实际上，它也是唐分裂出来的一个国家，它的文字是模仿汉字所写，只不过它是汉化了胡人，又一次胡化而已。

（辽国的契丹文）

辽国（907-1125）是中国历史上由契丹人建立起来的朝代，它在宋朝的北面，它也是从唐朝分裂出来的一个国家。它的文字也是按照汉字而模仿的，实际上它也是胡人汉化，再一次胡化的契丹人。

总的来说：在中国历史上，胡人汉化，汉人胡化，总是在不断循环的。到了辽被金灭，西夏和金被蒙古所灭，一部分契丹族变成了蒙古族，一部分变成了汉族；同样，一部分党项族和女真变成了蒙古族，另一部分变成了汉人。最后到了明朝建立，那些留在中原的突厥、蒙古、党项、契丹、沙陀、回纥等等，全部变成了汉族！

都说胡人汉化，有没有汉人胡化的情况？

有啊。典型的就是南北朝时期。当时北方对峙的两个政权，宇文家是汉化的胡人，高家是胡化的汉人……

陈寅恪说：

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往往以文化来划分，而非以血统来划分。少数民族汉化了，便被视为“杂汉”、“汉儿”、“汉人”。反之，如果有汉人接受某少数民族文化，与之同化，便被视为某少数民族人。南北朝时期，北方便有汉人因为久居鲜卑地区，接受鲜卑的文化，与之同俗，不仅被人们目为鲜卑人，他们自己也把自己视作鲜卑人。在少数民族中间也是这样。某一少数民族人如果接受另外一个少数民族的文化、风俗习惯，与之同化，便被视为另一个民族的人，他的本民族反而隐蔽不显。……在研究北朝民族问题的时候，不应过多地去考虑血统的问题，而应注意“化”的问题。

接下来具体举几个例子。

（图文无关）

北齐政权的皇室高氏，就是一个例子。

高欢的祖父高谧，在北魏朝当侍御史，后来因犯法被贬谪到边境怀朔镇（北魏六镇之一）居住。在这里生下高树，高树生高欢。因为高家三代都居住在北边，因此渐渐被鲜卑风俗同化。

神武（高欢）既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北齐书·神武纪》

高欢的妻子就是鲜卑人。在外族风俗的影响下，高氏一族把自己的身份认同定义为鲜卑，而不是汉人。有例为证：

高洋曾经问杜弼：“治国应该用什么样的人？”杜弼回答：“鲜卑人是车马客，治国还是应该用中国人。”高洋听了很不高兴，认为这是在讥讽自己。

高家人自认为是鲜卑人，所以杜弼说鲜卑人不能治国，高洋才会觉得是在讥讽自己。

显祖（高洋）尝问（杜）弼云：“治国当用何人？”对曰：“鲜卑车马客，会须用中国人。”显祖以为此言讥我。——《北齐书·杜弼传》

又比如说韩长鸾（韩凤，字长鸾），昌黎人，血统上是汉人。但他却经常骂：“狗汉人都该杀光。”活脱一个反向皇汉，可见已经不把自己当做汉人看了。

凤于权要之中，尤嫉人士，崔季舒等□酷，皆凤所为。每朝士谘事，莫敢仰视，动致呵叱，辄詈云："狗汉大不可耐，唯须杀却。"——《北齐书·恩幸传》

不过反过来的例子也有。比方说和韩凤一同并列在恩幸传的和士开，这位老兄的祖先是西域胡人，但自己却被认为是汉人。和士开后来被琅邪王高俨所杀。高俨是皇上的弟弟，所以斛律光表示：“天子的弟弟杀一个区区汉人，有什么关系。”（天子弟杀一汉，何所苦。）可见他已经被定义成汉人了。

总而言之，当时有血统是胡人却自以为汉人的，有血统是汉人却自以为胡人的，所以民族身份的判定，不能根据血统，而是根据文化认同。

参考资料：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都说胡人汉化，有没有汉人胡化的情况？

历史上胡人的汉化是主流，汉人的胡化是非主流，汉人的胡化数量少、程度轻、水平低。而胡人的汉化恰恰相反，数量多，程度重，水平高。要说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胡化，什么是汉化？

所以谓汉化，是指北方游牧民族放弃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接受汉人的生产生活方式，最基本的就是由游牧生活转变为农耕的定居生活，这基本上是所有的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宿命，有了这一点，游牧民族要么不来中原，只要有入主中原的心，来了就最终必然被汉化，因为民族的风俗习惯、精神气质，都是附加在生产生活方式上面的一些“软件”，是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精神气质。

因此胡人的汉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档次上，初级的一档，是改说汉语，改穿汉服等等所谓的改从汉俗上，高级的一档，是全面认同汉人创造的思想文化，如接受儒学教化等，成为精神上的汉人。达到这一步，汉化基本上就完成了。历史上的鲜卑人、女真人、满人的汉化都是走的这条路，而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蒙古人汉化不成功，因为他们始终没有放弃游牧生活。

那么所谓的胡化呢，按汉化的标准，最基本的应该是汉人放弃农业生产转而从事游牧生活，这是所谓的胡化的最根本的东西，这在历史上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但汉人不一定非要去过游牧生活才算胡化，事实上只要汉人放弃了农业生产，就会使汉人失去本身的精气神，而染上强烈的胡化色彩。

举例来说，从汉朝一直到唐朝，河北、山西北部边境地区的汉人，因为远离农业核心区，农业经济不占主导地位，逐渐从农业生产中脱离出来，成为“游民”，他们虽然不一定从事游牧生产，但却不过定居的农业生活，而是以当游侠和职业军人为生，这些人就是汉人胡化的主体人群。

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南北朝时代的“六镇汉人”，这个群体世代居住在代北边境，是世世代代都是职业军人，他们的职业就是打仗，这跟游牧民族的职业是打猎一样，所以生产生活方式跟胡人很像，因此出身六镇的北齐皇室高氏家族，完全不把自己当汉人，而是认同鲜卑人。

同样的是唐朝的河北三镇的汉人，基本上也是人高马大，但就是不喜欢种田，宁愿世代当职业军人，或是四处游荡，做生意也好，做豪侠也罢，就是不肯好好种田。安史之乱的基本盘，除了他自己带的胡人以外，就是这群汉人。所以那怕安史两家被唐朝灭了以后，唐朝仍然管不了河北三镇，只能维持藩镇割据的状态，从这里可以理解到，后来幽、云十六州被契丹拿去，绝不是偶然的，这些地区本来就有接受胡人统治的经济基础。

说句题外话，为什么现在我们会觉得当今汉人越来越不像汉人了，就是因为今天的汉人已经进入工业经济时代，过去建立在农业生产生活方式上的汉人的文化传统基本上被现代汉人所抛弃了。

汉人确实有可能被胡化，但汉人胡化的程度事实上完全无法和胡人汉化的程度相比，因为汉人除了成为“游民”以外，基本上不可能真的在中原地区过上“游牧生活”，所以无论是哪个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了中原，汉人的农业经济的根本是不会变的，这就决定了汉人的胡化最多是一些皮毛的东西，比如强迫汉人改穿胡服，以及汉人主动去学学胡语，这些都不算真正意义上的胡化，因为不是根本的转变，只是一些表皮的东西。

像北魏时的汉人士大夫让小孩学点鲜卑语，元朝的汉人跟着蒙古人学点蒙古语等等，都是方便混官场用的，并不表明他们真的觉得鲜卑语、蒙古语更高级，反倒是今天，考大学，评职称，都要英语，英语似乎就是比汉语高级哟！

更重要的是，游牧经济基础差，社会财富集中程度低，游牧文化很难世代积累，更难像汉文化那样发展出高级的精神、思想出来，像诸子百家、汉唐经学、宋明理学这些高深的思想，塑造了汉人的精神气质，这是汉文化的精髓啊，游牧民族，不管军事上有多厉害，像诸子百家、汉唐经学、宋明理学这些高深的思想，绝对创造不出来，所以汉人就算想去胡化，也找不到可以值得他们去被“化”的精神内涵。所以汉人的胡化最多就是一些低水平的内容。清朝强迫汉人剃发易服，但汉人还是汉人，满人虽然占统治地位，但还是得学孔孟之道，读四书五经，凡是有文化的满人，都是精神上的汉人。

最后，我想说的是，看历史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要看到根本的东西，不要被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给搞晕了，见到穿胡服就是胡化，看到穿汉服就是汉化，全是扯蛋，现在我们平时穿T恤，重要场合装西装，但还是中国人嘛！

都说胡人汉化，有没有汉人胡化的情况？

有，不但有，而且还很多。

虽然中国有冠绝全球的5000年灿烂的历史，虽然在绝大部分时间内，以汉人为主的中原文化占据了绝对优势，但是，这依然无法阻挡中原王朝在低谷之时，大量汉地被胡人占据，当地的汉人胡化现象的出现。因此，历朝历代均有汉人胡化的现象，只是多少的区别而已。女真人建立的清朝自然也不例外。

盛唐

众所周知，清朝是以努尔哈赤所创立的八旗制度为根本，最终入关占领天下的。而清朝倚之为根本的八旗，其组成部分，除了女真人本身，还有大量的汉人。这些汉人，有的是被编入八旗的八旗汉军，有的是八旗满洲内务府汉姓人，也有投充随旗的汉人。

而这些汉人的来源更是五花八门，有的是原居住于东北地区，随着女真人的崛起被纳入了清朝的统治范围的东北汉人居民，有的是被俘虏的明军将士，有的则是清军入寇时被掳掠的汉地百姓，当然，也少不了主动投靠八旗的汉奸。无论哪种来源，这些人最终被编入了八旗，而随着清朝占据天下，他们也开始被称为旗人。

八旗

不得不说，清朝对中国的统治是极为成功的，站在满清的立场上，他们不但打破了胡无百年之运的诅咒，统治中国长达近300年，而且，还始终牢牢控制着政权。的确堪称中国数千年来众多少数民族政权的异数。

但与此同时，由于汉人文化的先进性和强大的包容性，大量进入关内的八旗子弟开始不可逆转的汉化。包括八旗子弟的姓名，都开始使用汉人的方式，为此，乾隆皇帝还曾想过极为严厉的谕旨禁止这种行为，然而，这种满人汉化的趋势却根本无法阻挡。

但是在这种趋势之下，八旗之中部分汉人的选择，却令人瞠目结舌，这些八旗汉人，不但没有如同他们的祖先一样保持汉人的民族文化特点，反而出现了满化的倾向。

清末八旗子弟

例如明朝开国大将常遇春的后代，现在居住于吉林的常氏家族，就是如此。根据常氏宗谱志记载，常遇春的第十八代子孙在清朝之初入旗之后，迅速出现满化的特点，到第二十代时，常氏子孙姓名与汉人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出现了“七十”、“二格”的名字。

随着时间的推移，常家子孙后代的名字，更是完全满化，出现了例如南珠勒、阿库哩等等，已经完全看不出汉人起名特点的满化名字、甚至，他们完全按照满人习惯，名字之前连姓氏都不在冠有。而其他的生活习俗及习惯，他们都竭力向满化靠拢。甚至到清朝灭亡之后国家登记民族时，他们也将自己登记为满族，而不是汉族。

八旗旗帜

为什么会出现汉人满化这个现象呢？

首先，这些蛮化的汉人，都是八旗制度内的旗人，也就是说，他们共同生活在八旗制度的管理之下。长期与占据多数，且居于强势地位的满洲人生活在一起，因此，他们的生活习惯等诸多方面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八旗制度的整体性和严密性，也使得旗人内部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

其次，这些满化家族，往往在清朝时期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例如，前面提到的常氏家族，就记得记载了家族内部几十位在清代为官的人物。而这些人显然也是本家族的骄傲，他们也以家族众人在清代八旗的经历和取得的功绩荣誉感到自豪。而这些人能够完成自己高官厚禄的梦想，旗人的身份占据了很大的原因，自然，他们在感情上就倾向于满化。

享受种种特权的八旗子弟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这些满化的汉人在八旗制度内获得了大量的特权。众所周知，八旗入关占领天下之后，清廷对于八旗极为倚重，也给予了八旗子弟大量特权。比如我们所熟知的铁杆庄稼，比如八旗子弟远比汉人更容易为官。

而与此同时，这些在旗的汉人还面临着一个他们担忧的问题：他们并不是女真人，在八旗内部本身就是二等公民，一旦被出旗，就意味着这些特权将彻底失去，变得一无所有。因此，为了保住这些特权，他们极力向满洲靠拢，而这样靠拢的结果就是，家族彻底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