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于谦，张居正和王阳明哪个是明朝第一人？

王守仁，于谦和张居正是明朝时期的三个了不起的人物，但是如果在这三个人之间一定要排一个顺序的话，我个人的排名是于谦，张居正，其次才是王守仁这个圣人。

于谦的功劳在于力挽狂澜，将明朝从靖康之耻的悬崖边上给拯救了出来，力挽狂澜于既倒！于谦人生最高光的时刻就是北京保卫战，当时的情况是瓦剌大军在土木堡打败了明朝20万主力，甚至俘虏了皇帝明英宗朱祁镇。

作为首都的北京城内空虚，人心惶惶，有不少人已经主张南逃。这种情况和南宋初期何其相似，朝廷一味地逃跑，将大好河山弃之不顾。对于当时的明朝而言，一旦离开北京，那么他们最好的结局就是另一个南宋。

就在这个时候，于谦挺身而出，先是拥立朱祁钰作为大明朝的皇帝，让在瓦剌人手中的明英宗成为了前皇帝。一来表明了大明帝国抵抗到底的决心，另一方面也使得瓦剌人想借用皇帝来讹诈大明朝的梦想破灭，然后积极组织北京保卫战，并且亲自出战。

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以二线兵力，成功的打退了瓦剌人的进攻，保卫了伟大首都北京。当明英宗参加完大明版的变形记回来之后，他发动了夺门之变，推翻了弟弟朱祁钰。

其实在此之前，于谦就已经得到了情报，但他选择了隐忍。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出手干涉，会造成极大的混乱，会使得刚刚平稳下来的大明政局出现动荡。他也知道，如果自己不出手的话，英宗复辟，他就是第一个上断头台的人。但是他没有选择，他宁愿牺牲自己，保全国家。

所以在对于大明朝的忠诚这方面，张居正也好，王守仁也好，都不能和于谦相比。在历史贡献上，他使得大明朝避免了灭亡的悲剧，在这一点上，首席活太师张居正，圣人王守仁，都远远不及。

在我的榜单里，第二名的是张居正。张居正这个人，之所以能够被历史记载，就在于他的改革。他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不惜和别人所看不起的太监合作，强势推行一条鞭法，推行考成法。

一系列新政的推出，使得一项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明朝官员，迸发出了无比的工作热情。大明朝的国力在经历了近200年的统治之后，重新又迸发出了活力，万历新政所取得的成绩可比所谓的同治中兴要含金量高的多。

在对外上，他重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尤其是戚继光，他对于戚继光几乎是单方面的盲从，属下不如意，换，监军不如意，换，上司不如意，依然是坚决撤换！戚继光投桃报李，在他驻守边疆期间，敌人不敢轻易扣关。

张居正的时代可以说是明朝自仁宣之治后，最好的一个时代，真正做到了军队强大，国库充盈，商业繁荣，百姓有钱。他的存在给进入暮年的大明帝国打了一针强心剂，让大明朝，重新回到了世界之巅。

他的一系列政策使得明朝积攒了足够的力量，在明朝行将就木的时候，打赢了万历三大征这样大规模的战争！可以说，张居正是为大明朝续命60年的头号大功臣。

第三才是王阳明。对于明帝国来说，王阳明的功劳，主要就是平定了江西宁王叛乱，以及在断藤峡打败叛军。王守仁打仗的特点就是一个字快，他是谋定而后动，用脑子打仗。

王守仁平叛的功劳不可谓不大，但是和于谦力挽狂澜于既倒，张居正为大明续命60年，这样的功劳相比，黯然失色。当然，王阳明的主要成绩并不在于他出色的军事能力，而是在于他创造的阳明心学。

阳明心学不仅仅局限于国内，他影响到了亚洲的每一个角落。日本名将东乡平八郎曾经说过一生俯首拜阳明，他就是一个阳明心学的海外弟子。

如果单论国际影响力的话，王阳明绝对是大明第一人，也是唯一的公认的思想家，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大明帝国唯一达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但是我觉得和于谦和张居正相比，他对于大明帝国的贡献，略逊风骚，所以我觉得他只能屈居第三。

一家之言，欢迎大家，一起来探讨。

明朝于谦，张居正和王阳明哪个是明朝第一人？

从他们三人的经历看，应当是在土木堡之变后。力挽狂澜救大厦于将倾的大明兵部侍郎于谦了，他处事不惊，纷繁中有定力，力排众议决不迁都，在孙太后支持下立朱祁镇之弟朱祁钰监国。又下令各州府镇勤王，并释放了关在牢中的大将总兵官石享，排兵布阵，临危不惧对大明王朝有再选之恩，无语伦比，与日同辉，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伟大胜利。张居正是一位伴食宰相权臣伟才，知权谋善管理，精于治国理政，内修政治，外治吏治，其一条鞭法大气磅礴利国利民，是中兴之举类同于商君变法。打江山难，守业更难。张居正知人善任礼贤下士，如果上天在给他十年的天寿大明必中兴鼎盛万邦拜服。他的伟大霸气也令后世称目结舌，对万历皇帝管教太严，导致了天怒人怨墙倒众人推，鼓破万人击。功在于谦之下，王阳明之上，王阳明乃一个大儒术士国士无双，天下少有，以柔克刚，仅用屈屈几千名兵丁虚张声势，不战而屈人之兵制服了宁王叛乱，无愧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仁志士。

明朝于谦，张居正和王阳明哪个是明朝第一人？

明朝最出名的三个大臣，莫过于于谦、张居正和王阳明。那么，这三个大臣谁对明朝的贡献最大，对历史的贡献最大呢？

（于谦画像）

咱们先来对这三个最出名的大臣，在历史上所做的贡献，集中概括一下。

于谦的贡献，当然就是在瓦剌挟明英宗朱祁镇南下，一直打到北京城的时候，力主拥戴朱祁钰为新皇帝，对瓦剌进行坚决的反击，组织军民死守北京城。

最终的结果是，明朝在于谦的力挽狂澜之下，击退了瓦剌的进攻，保住了大明江山，让大明江山没有走上当年晋朝和宋朝的老路。当年晋朝和宋朝，也遭到了来自北方少数民族的强力攻击。但是最终他们没能扛住，只好南迁。而于谦通过自己的努力，力保大明不残。这对于大明的历史，贡献自然是相当大的。

张居正的贡献，主要就是他的改革。张居正的改革，是一次重要的改革。明朝延续到万历皇帝的时候，整个国家已经出现了非常多的疲态。政府松懈、腐败，经济凋敝、困顿。张居正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发动了一次重要的政治经济的改革。虽说张居正的改革不是很彻底，但是也算是比较成功的，对明朝的提振作用是很大的，也使得明朝能够往前延续下去。

而且张居正的改革，实际上比商鞅变法和王安石变法更有意义。因为商鞅变法，主要是在军事和法治上的成果，王安石变法最终是失败的。所以说，从对社会推动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张居正改革，实在不逊色于商鞅变法和王安石变法。

（张居正画像)

王阳明在政治上的作用，主要是平定了宁王的叛乱。

藩王问题，一直是明朝的一个大问题。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时候，重视了外戚问题、宦官问题、权臣问题等等，但是并不怎么重视藩王问题。或者说，他虽然对藩王问题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但是效果并不明显，最终引发了“靖难之役”这样的藩王造反的大灾难。朱棣上台以后，虽然继续削弱藩王的权力，可是也并没有彻底解决藩王问题。也因此造成了宁王的叛乱。

王阳明一介儒生，而且手中并没有兵权，但是，王阳明却能够筹集兵马，迅速就打败了宁王，体现出了他不但具有旷世的文才，同时也具有卓越的指挥作战的能力。而王阳明的努力，也确保了明王朝内部的稳定，此后藩王叛乱的问题，明显就减少了。

那么，这三个大臣，究竟谁对大明对历史的贡献最大呢？

这三个大臣，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对于挽救大明，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于谦是打击外族的入侵，王阳明是打击内部的叛乱，张居正则是从明朝自身下功夫，让自己自强自立，从而让别人打不败。

可以说，从保家卫国的角度来说，大家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过，如果非要对这三个大臣进行一番对比的话，我认为，对于明朝的贡献，张居正的历史贡献更大。对于整个中国历史的贡献，王阳明的历史贡献最大。为什么这么说呢？

张居正所做的，是增强明朝内部的生命力。只有内部的生命力变强了，无论是对待外部的侵略，还是对待内部的反叛，当然都是不怕的。

(王阳明画像）

不过，要说到对整个中国历史的贡献，无疑是王阳明。

王阳明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思想家。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大爆发以后，后来就停滞了。之所以停滞了，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春秋战国的思想水平太高的，后世很难再出现这个样的高度。二是秦始皇、汉武帝等皇帝，都对思想文化进行了残酷的专制，这种专制自然就造成了思想文化的发展停滞不前。

从秦汉到明朝，中国思想史的发展，除了在宗教上有所突破以外，思想上没有更大的突破，也就是在儒学上想些办法。到了宋明时期，儒学发展成了程朱理学。程朱理学实际上也造成了儒学发展走向了僵化。

不过王阳明在这时候提出的“心学”，应该算是思想史的一个突破。王阳明的心学，我们现在把他叫做主观唯心主义。但事实上，用现代西方哲学的观念，来框我国古代的思想，是没有道理的。王阳明的心学，实际上是对人心的一种解放，也是对人性的一种解放，让人们反抗封建禁锢，寻找心灵的解放，并同时寻找人身的解放。

所以说，王阳明对于历史的贡献，显然要大得多。乃至于直到现在，我们依然还在受王阳明心学的影响。

（参考资料：《明史》《明实录》）

明朝于谦，张居正和王阳明哪个是明朝第一人？

我个人心目中，对于明朝政治、社会、民生来说，张居正排第一；对于汉民族来说，于谦排第一；对于世界尤其是亚洲精神文化的影响来说，王阳明应该排第一。

明朝于谦，张居正和王阳明哪个是明朝第一人？

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中，给明代诸多厉害的人物排过名次，他给于谦的评价是“应该排在第二名”，理由是于谦德才兼备，朱元璋和张居正能力虽然高于他，但品行比不上于谦。

《龙门客栈》这个系列的电影相信大家并不陌生，但恐怕很多朋友不知道，这部电影正是以于谦先生被冤杀后，他儿子于冕被发配龙门后的故事为原型，虚构出的一系列故事。

不过，故事的背景虽然来源于现实，但是现实却远比故事要来得残酷。

成化初年，明宪宗在给于谦翻案的诰文里曾这样说道：

“当国家多灾多难的时候，是于谦保住了社稷使其安然无恙，他独自坚守公道，遭到了权臣奸臣共同的嫉妒，而朕实在怜惜他的忠诚。”

很多人喜欢于谦，或爱他清白的人格，或爱他挽大厦于将倾的救国功绩，而我独爱他敢于直面黑暗、敢于抛弃自身利益几十年如一日与贪官奸臣做斗争为民请命的伟大，哪怕代价是“粉身碎骨”，他依旧“浑不怕”，正如陈奕迅《孤勇者》里唱的那样：

“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

爱你孤身走暗巷

爱你不跪的模样

爱你对峙过绝望

不肯哭一场。”

于谦是一个伟大的英雄，他历事三朝，服官三十五年，位极人臣，却始终过着清贫的生活，他衣无絮帛，食无兼味，“所居仅蔽风雨”，寻常市民家都比他过得好，哪里看得出来这是一个从一品大员的家？当别人忙着争权夺利的时候，唯有他两袖清风勤于政事，似他这般“不但才能过人，品德上也几乎无可挑剔，所谓德才兼备者，千古又有几人！”

于谦的英雄梦源自于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人：文天祥。

很小的时候，于谦便在家中供奉上了诸葛亮和文天祥的画像，他将这两位视作自己的偶像，立志要如他俩一般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4岁那年，于谦中了进士，他实现理想的机会来了。

于谦所处的时代，正处于大明朝由盛转衰的节点，当时的大明朝历经洪武、建文、永乐几十年的建设与发展，期间虽经历过“靖难之役”，但总体来讲依然是处于蓬勃发展的青年阶段。

越是在这样的时期，像于谦这样的人才，越是有实现理想的机会。

于谦很幸运，在他考上公务员的第五年（1426年），他得到了第一个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那一年，汉王朱高煦起兵谋反，明宣宗朱瞻基御驾亲征击败了汉王，在汉王投降的仪式上，明宣宗下令让于谦代表天子数落汉王的罪行。

老实讲，这个活并不好做，汉王毕竟是皇室成员，说得太过火有损皇室尊严，说得不到位，又容易让领导不满意，谁也没料到，于谦这个新人不仅把这门差使完成了，还办得相当漂亮，史书记载：汉王在于谦的凌厉攻势下，被彻底击垮了内心，只能趴在地上瑟瑟发抖，嘴里还自称自己罪该万死。

于谦这活办得让皇帝非常满意，大手一挥就赏给他一个差事：巡按江西。

可别小看这个正七品的巡按御史，他们“代天子巡狩”，位地而权重，“凡朝会纠仪，祭祀监礼。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这个职位一般是皇帝亲信担任，等于是皇帝的眼睛。

于谦没有辜负皇帝的信任，他上任不久，就给皇帝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他在江西平反了数百件冤假错案。

于谦杰出的能力，让他在民间获得了很高的声望，爱戴他的人民为他起了一个很贴切的外号“于青天”。

但从这数百起案件，我们也能看出一个很大的问题：明朝的地方官腐败问题很突出。

究其根本还是在于明朝的低薪制度和监察、升迁制度不完善上面。

明初的时候，朱元璋十分痛恨贪官，他曾下令如果地方有贪官，老百姓可以把贪腐的文武百官直接绑到京城去，到了宣宗时期，这条政策就被废除了。

政策的调整虽然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但是不从根本上解决官员的工资问题，只是降低惩罚，这不仅不能解决贪污问题，反倒会加大官员贪腐的力度。

以于谦为例，他当七品监察官的年收入为46两左右，约等于一个繁华地段的屠夫或者富豪家马夫的收入，老实说，这个收入与其它朝代的官员相比，算是相当低了，仅够勉强维持一家五口在城市的生活开支。

嘉靖年间的名臣何孟春曾经说过：“四品以上禄厚，则家不可以言贫。”

换言之，四品以下的官员收入算不上多高。

除了底薪低外，导致明朝官员收入低的另外一大原因就是：朝廷发的俸禄并不是实打实的给，很大一部分会折算成布匹、香料、粮米之类的物资发放，而这些物资的定价往往比市价高几倍，这也就导致官吏到手的实际工资比他应得的少很多，底薪本来就不多，如此一来基层官吏的生活也就更加困难了。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于谦那样，认为“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明宣宗之所以重用于谦开展反腐工作，原因很简单，当时明朝的腐败现象已经相当严重了。

明宣宗曾经召集阁臣杨士奇、杨荣询问满朝文武贪污的原因，杨士奇答道：自从太宗生病，不再经常外出后，那些到京城的官员便开始公开行贿谋求升迁。

明宣宗又问道：“朝堂之上，现在谁贪污最为严重？”

杨士奇的回答超出了明宣宗的预料：“时任都察院主管的左都御史刘观。”

左都御史主思“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换言之刘观这个负责监察百官，考核官员业绩的一把手自己就成了贪污的代言人，可想而知，下面是什么情况了。

体制的崩坏会导致政府公信力的丧失，长此以往，地方上就会陷入混乱的局面，严重点还会激发民变。

明宣宗要想改变这个局面，就必须选择那种心怀正义，为百姓敢于不顾前程、得罪权贵的人，于谦便是这样一个完美人选。

于谦是一个纯臣，他不仅能力出众、志向高洁，他还有一个很伟大的特质：一心为民。

于谦30多年为官生涯中，他有19年都在做监察的工作，这活苦不说，还很得罪人，在当时他的同僚普遍贪污的情况下，于谦硬生生把这个职业的上限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一，1426年，于谦在江西平反了几百件冤案，完事后，他还为陕西百姓出头，希望朝廷将当地骚扰百姓的各处官员捉拿问罪；

二，1430年，因地方藩王、官吏侵占田地，导致军民生活困难，朝廷赋税严重亏空，明宣宗便派于谦等6人到各地“总督税粮”。

朝廷本来只是派于谦去收税，谁也没想到，于谦在完成基本工作后，顺手就把侵占田地的官员者 “ 审问明白 , 解送京师 ”，敢于阻挠者，直接一封奏折呈报中央。

三，于谦担任江西、河南两省巡抚期间，因公务繁忙，无法照顾家人，他便把9岁的儿子送回老家，陪伴在自己父母身边，十几年来，他舍弃了自己的私人生活，一心致力于为百姓谋福祉。

以致于于谦离任的时候，有数千百姓在宫门前联名上书，请求于谦留任。

在他的同僚看来，于谦是一个清高，不近人情的人，因此有些人在点评于谦的性格时，就觉得他不知变通，但这些人哪里知道，于谦以高标准要求自己和他人，为的只是老百姓日子能过得好一点，国家的未来能更加美好一点。

于谦打骨子里瞧不上那些整日庸庸碌碌，忙着阿谀奉承、争权夺利的权贵，在他看来这群人锦衣玉食，出行还要搞个排场，有什么用？

老百姓早上四五点起床，晚上七八点还在做农活，结果到头来，大半收成归了地主乡绅，自己连个饱饭都吃不上：

“路徬遗老亦堪悲，问着仓皇只泪垂。恒产卖馀无业次，比邻逃尽少亲知。 衰残满冀升平日，饥困仍逢旱涝时。见说朝廷宽赈恤，也来叩首拜恩私。——于谦《路傍老叟》”

于谦面对农家不堪剥削的现实，他一方面责怪自己能力不足“济世愧无书满腹”，另一方面又呼吁官吏收敛贪婪之心，给百姓留一条活路。

于谦的伟大如同黑夜中的一盏明灯，他负重前行为百姓照亮前行的路，但也正因为此，他成了贪官污吏眼里的眼中钉。

一个小人，若是看到一个让他自惭形秽的人，那他首先想到的必然是毁灭对方，不幸的是，于谦面对的是一群这样的小人。

《明史》的评价每每看到，都让人叹息不已：于谦为巡抚时，声绩表著，卓然负经世之才。及时遘艰虞，缮兵固圉。景帝既推心置腹，谦亦忧国忘家，身系安危，志存宗社，厥功伟矣。变起夺门，祸机猝发，徐、石之徒出力而挤之死，当时莫不称冤。

史书太小，写不下于谦波澜壮阔的一生，他以完美的人格和卓越的才华向我们展示了何为“英雄”：

哪怕身处最绝望的炼狱，也不要放弃希望，要活得清清白白，坚持为自己、为他人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明朝于谦，张居正和王阳明哪个是明朝第一人？

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即倾，大明无人能与于谦于少保相提并论。

没有于谦，大明要么不足百年便灭亡，要么南渡――南明提前到来。对于大明来说，于谦的作用关系到生死存亡。

论思想上的穿透力和在后世的影响力，大明无人能与王阳明相提并论，在儒家思想中，孔孟朱王当为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此外，王阳明不仅仅是思想家，其堪称全才，甚至在军事上也有成就（平定宁王叛乱），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这在我国历史上极为罕见。

论权势和在改革上的影响力，大明无人可与张居正相提并论。一句“吾非相，乃摄也！”道出了张居正在万历朝的地位。

同时，“一条鞭法”改革经济，“考成法”改革政治体制，如果成功，大明或许会是另一番局面，但随着张居正的去世，大明无可奈何的滑向了深渊。

因此，我认为对于大明来说，于谦是第一人；对于整个中国古代思想史来说，王阳明是大明第一人；而从政治家和改革家的角度来看，张居正是大明第一人，堪与商鞅、王安石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