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可以通过君主立宪走向近代化，为何满清却不行？

近代，清朝与日本都受到了西方殖民者的入侵，被迫打开了国门，然而双方的命运却天壤之别:清朝丧权辱国割地赔款，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灭亡；日本力挽狂澜迅速崛起，摇身一变成为了亚洲唯一与西方列强一较长短的强国。

众所周知，日本有明治维新，清朝有洋务运动他维新变法，然而结果一个巨大成功，一个非常失败，为什么呢？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专制发展到了一个巅峰，皇权至高无上，加上满清的特殊性，当时的清朝已经被奴役数百年早就已经麻木不仁，鸦片战争后没有惊醒，反而仍旧沉迷。

而当时的日本虽然也是封建主义国家，但是天皇大权旁落，虽然有幕府将军掌权，但是各地的大名、武士也拥有相当的权力，日本的情况反而更加类似于曾经的欧洲，封建势力其实相对薄弱。

被列强入侵以后，双方都开始了变革，清朝的维新变法与日本的明治维新。

然而，虽然都是自上而下的变革，清朝的维新变法依赖的只不过是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而维新变法却得到了日本天皇与大量实权人物的全力支持。

清朝无论洋务运动也好，维新变法也好，还有最终变成一场笑话的“清末新政”，其主要目的并不是所谓的富国强兵，而是维护满清的封建统治。在变法过程中，但凡会威胁到满清统治的都被抹杀，如此一来又如何成功？

而日本的明治维新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脱亚入欧”，成为与列强一较长短的强国。日本是单一民族，而当时的清朝满清没有这种条件。一旦“开民智”、“兴民权”，那就等于是自己摧毁自己的统治，满清统治比当年的元朝更持久，靠的是什么呢？

清朝与日本相比，本身就缺乏变法成功的先天条件，即便是有日本那样的心气，最终的注定是一场失败。慈禧太后一再拖延新政，也并非没有道理，她也知道，不可能像日本那样能够一蹴而就。

日本可以通过君主立宪走向近代化，为何满清却不行？

从国家的政治体系来说，满清的封建制度已经完善无懈可击。也就是说固话了，依靠自身的力量已经无法完成君主立宪的变革。明朝也不行，而日本则不同，始终完全是虚君制度。从各个方面有条件完成君主立宪。再就是，中国的封建帝制的土壤太丰富了。缺乏这样的环境和机制。

就日本明治维新而言，虽然是外力促使。但实际上也是日本自我的需求。日本在明治之前国家是藩幕制，类似现代的联邦制，地方具有实际权力。明治维的最初目的就是让中央有权力即“大政奉还”。中期明治维新中期则是福吉愉则的“脱亚入欧”---实现近代化。明治后期就是富国强兵、制定宪法，成为现代国家。而满清的皇帝始终拥有实际权力。让满清仿照日本行使自下而上的变革根本不现实。第二就是满清在意识上的错误。‘’洋务运动‘’以为学会西方的科技就可以。这显然是错误的，不从制度入手，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立宪，就是要限制和剥脱君主的权力，日本天皇本来就没有权力。而中国自古就是皇权至上，你让皇帝革自己的命。这实在是太过天真。应该说，全世界最不忠于皇帝的就是中国，，中国人只是害怕皇权，其实根本不是忠于皇帝，否则中国就不会有朝代更替。日本却很忠君，要不然日本也不会天皇万世一系了。不畏皇权而忠君，这是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条件。满清不具备，这和是否是异族统治两码事。再就是中国经济结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产阶级没有形成政治集团，也没有相应的政治势力支持。在意识和政治两个方面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满清的君主立宪自然是不会成功。

而思想固化。缺乏一次剧烈的思想变革运动。思想的凝固使得立宪派无法在舆论支持。皇权的巨大利益以及依附在他们身上的利益集团根本不愿意实行君主立宪。再就是晚清的时局中央政府已经失控。地方已经掌握实权。满清这时候已经没有时机了，如果在过去，满清和藩镇割据已经差不多了。所以武昌起义一爆发，地方分分独立。不到一年。满清倒台。君主立宪制彻底成为历史。一句话，中国没有君主立宪制的土壤和机制。

我是清水空流，历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关注和点评。

日本可以通过君主立宪走向近代化，为何满清却不行？

道理很简单，大部分中国人不允许。

这种实话说起来非常伤自尊，但却是事实。正如楼下克罗采和春天的回答，日本是走向近代化的进程中施行了君主立宪制，而不是反过来。

大多数中国人谈论历史的时候，都有一种奇异的错觉，就是伟人挥挥手，敢叫日月换新天，但是往往没有意识到，伟人挥手之时，往往是顺势而为，是早已经看到了趋势，才独立潮头。

如果是逆势而为，底下一群愚氓，挥挥手，也不过是对牛弹琴，甚至会被汹涌的潮水拍倒在地，成为“先烈”。

注意，中国从古到今的成功政治家，没有一个是当“先烈”当出来的，他们都是斗争的胜利者，所以，他们的政治选择，保证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也就是“保平争胜”才是他们行为的通行逻辑。

正因为如此，哪怕恭亲王、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看到了未来，也不代表他们会与天下为敌来做这个“先行者”。

事实上，晚清的中国传统社会，根本没有进行所谓的“近代化变革”的土壤，这一点上与日本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明清以来中国社会的基本经济底色，并不是教科书上胡扯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长江、运河和沿海地区的发达水陆交通为基础的国内贸易，以及对东南亚的短途海上贸易，非常发达。

借由清政府对于蒙古草原和西域的征服，晋商为代表的汉人商帮的足迹，终于扩展到了草原地带，并与万里而来的俄罗斯殖民者、商人握上了手，用双脚开拓出了一条自汉口起步，以内蒙古归化城为基地，以外蒙古库伦城为中转，贯穿蒙古草原，远达恰克图，甚至莫斯科的内陆贸易网络。

但是，这些发达的商业网络建构的基础，全部是附着于清朝的军事和政治统治之上，包括运河航运的保持，包括对蒙古的军事威慑等等。

这种政治和商业互相依存的经济模式，深刻地塑造着所有受到影响的区域的经济组织与社会形态，周而复始的“旧商业线路”和“旧商业惯例”的“暴利”，让所有与这个体系相关的阶层，包括晋商、徽商、陕商，十三行的行商，乃至于为这些商业体系服务的松江棉布商、苏宁杭的丝绸商、武夷山、祁门的茶商，以及比他们更加卑微和资本微薄的棉农、丝户、茶农，漕运的漕丁、出海的水手等等等等。

没有人想改变，也没有欲望去改变。

如果不是太平天国席卷东南，太平军和官兵、团练们轮流对江南富庶地和长江水道沿线的湖广、两江反复蹂躏，上述这些“商品化”的生活方式会一直维持下去，直到王朝覆灭，社会秩序崩溃，生意做不下去为止。（也就是明末的结局）

事实上，西方人的入侵和世界市场的开启，至少在40年左右的时间里，并没有对这些传统中国主导性的富裕阶层和生产者产生多大的影响，得益于中国人早已习惯的低水平生存能力，尽管各种利润收益不断被压缩，只要能够有口吃的活下去，这些“经济人”就能够熬下去。

这部分人，已经是晚清中国社会中最活跃，也是最开放的一群人，而他们对于“近代化”的兴趣，也薄弱得让你吃惊。

以英国人修建的中国第一条铁路——吴淞铁路为例，当地的绅商并不是傻瓜，也不会拿什么风水、坟地之类的理由要求拆除，反而在当时朝廷上要求拆除铁路的声浪之下，地方沿线的绅商，却对朝廷的督抚大员们情愿，希望能够保留下来，方便经济。

然而，清朝政府的洋务派和顽固派在这一事件上，达成了惊人的共识，在买下这条铁路之后，枕木、铁轨全部拆得干干净净。

为什么？

这里面有一个“政府”主导一切的“权力尊严问题”，即铁路好坏且不论，但是在“政府”没有统一意见的情况下，外国人私自让中国近代化，这是“丧权辱国”！

换句话说，近代化与否，在当时的评判标准，不是今天我们编写历史教科书的那群人所谓的历史大视野，即搞工业，搞铁路，搞新学，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这种进步对于当时的清政府而言，没有意义。

他们关心的是，这些“近代化”是否“可控”，“可控”的基础上再谈“利还是弊”，“可控”放散到当时的民间，就是对旧的生活方式的冲击是否可容忍的问题。

比如，当时清朝督抚反对修铁路的一条理由就是，火车载重量极大，搞起来，沿途的车船脚夫全部失业，会造成社会的动荡。

这种思维，恰恰是弥漫着整个清朝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在此条件下，进行所谓的“近代化”，只能是像李鸿章一样，搞“个案”，搞“试点”，让天下人把“近代工业化”的正经事儿理解为李二先生本人的“私心”和“玩物”，这种社会的冲击，才能减少到最小。

事实上，恰恰是李鸿章这些根本没有办法介入到旧体系中的“私心玩物”，为日后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比如他的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淮军各个营头都不要，因为他们是亲戚掌军，用不着洋学生。

而北洋海军的一群管带，也是日后中国海军的种子，再有就是他经营的江南制造总局、开平矿务局，盛宣怀搞出的电报系统，甚至于他派出的留学生，都或多或少的在这个不想变化的国家身上，撕开了一道又一道的口子。

反观日本，早在18世纪，也就是1750年左右，日本的德川幕府就已经开始大搞荷兰文翻译，对荷兰文的造船、造炮，军队训练、作战，医学著作大量翻译和引进，在其国内也形成了以“兰医”为基础的“兰学者”群体，在明治维新前，已知名字的就多达9000多人。

在美国佩里舰队逼迫日本开国，也就是所谓的“黑船来航”之后，德川幕府也好，各个强藩也好，都对西方的科技和贸易往来趋之若鹜，日本的传统豪商们，也在积极了解西方人的行为方式，改造自己的行为方法。

可以说，哪怕是当时提着武士刀，大喊着“尊王攘夷”劈砍外国人的日本武士，也大体知道自己国家与人家的差距，他们更关心的是，由谁来组织日本人，与这个强大的外来者对抗，而不是要不要对抗，要不要学习。

正是这样的背景，日本的近代化进程其实早已在其上层形成了共识，争的无非是谁带着日本来进行现代化。

相比之下，同时期的中国的情况，简言之，是连“要不要近代化”这个问题都不要讨论，对于想搞的，你自己搞，自己弄，不出圈子，就当给你块自留地让你自己玩儿了，直到被人一通胖揍，而且是一次又一次地打得鼻青脸肿，舆论终于转向了，原本不想变的人们发现在自己无法控制的情况下，世道已经变了，只好顺水推舟，也要求变革。

这时候，变革就不再是禁忌，所以才有了“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说到底，就是逼到份上了，真的假的，就算是做个姿态也得做一下了，至于是不是真的能够进步，真的能够实现“近代化”，谁在乎？可能袁世凯在乎？反正慈禧太后是不在乎的。

这种政治人物的政治思维，实实在在地又延续了100年，可算长盛不衰，只有懂得了这一点，才能明白，为什么近代以来，中国的所谓“近代化”、“现代化”总是踩不到点上，不是因为伟人们不聪明，恰恰因为他们“太聪明”，也就不会干什么正经事儿了。

日本可以通过君主立宪走向近代化，为何满清却不行？

这个问题之所以引起了这么大的争论是因为提问者自己本末倒置了，日本是走向了近代化然后实行了君主立宪制而不是反过来因为实行了君主立宪制实现了近代化。

（明治維新今天被看作是一个开启民权反对专制的改革，但事实上明治的自由民权运动和明治维新完全是两个彼此斗争的运动。王政复古之后的日本确实约束了君权，因为天皇本来就没有什么权力，但约束君权是为了让寡头把持权力而不是如他们许诺的那样广开会议搞立宪。）

明治维新里大政奉还、王政复古、小御所会议发生在1867年，伏见鸟羽之战发生在1868年，天皇进入江户城，改江户城为东京也是1868年。换而言之倒幕的事业到1868年就基本上完成了，但是颁布宪法是在1889年，第一届国会召开是在1890年。在这之间存在这二十多年的“有司专制”时期。日本的近代化道路是在这段“有司专制”时期里决定的，颁布宪法召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制也是在这二十多年的有司专制时期里。

在这二十年多年间执掌明治政府的“明治元勋”们，在内部受到被他们排挤出政治中枢的倒幕四强藩里的佐贺藩为首的九州派，还有土佐高知藩为首的四国派的猛烈攻击，在外部则遭到幕末战争中战败的旧幕府的关东派，和奥羽越列藩同盟为首的东北派的猛烈攻击。最终不得不颁布宪法和召开国会。

（帝国宪法模仿了普鲁士式制度就是为了让政府能够尽可能的不受议会的约束）

虽然召开了国会，但是明治元勋们依然不愿意和这些政治上失意的反对派分享权力，所以竭力在宪法和政治运作上强调政府对国会的独立性。形成了“萨长藩阀”独霸政府，而所有的其他诸藩势力则转而支持民党的局面。比如说日本第一大党立宪政友会的四股主要势力就是关东派、东北派、九州派和四国派，也就是佐贺、高知、幕府和奥羽列藩同盟的势力。

而反过来随着立宪政治的发展，萨长藩阀已经无力继续超越于国会之外独霸政府，所以只好和民党合作，比如伊藤博文就和旧自由党的党人势力结合组成了立宪政友会。山县有朋虽然本人一直批评伊藤的这种做法，但是以山县的“副官总理”形象出现的桂太郎自己却也组织了日本的第二大党立宪同志会，也就是日后的民政党。

（诸藩的不同立场是理解近代日本史的一个非常有趣的角度，比如说山本五十六就是贼藩长冈，海军的那个亲英美的大臣米内光政和陆军的极端派大臣东条英机还有最初的党人总理原敬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贼藩盛冈人）

这种和明治寡头结合产生的政党其实本身就是违背民主制度和立宪制度的游戏规则的投机行为。立宪政友会的缔造者之一，著名的党人星亨就说过“日本的体制与欧洲宪政国家不同，在欧洲只要赢得大选就一定能够组阁，但在日本没有元老的奏荐即使赢得大选也无力组阁，所以必须和元老合作，甚至推戴元老来作党首。”政友会实际上是对组阁已经绝望的民党和觉得自己没有党人的合作就玩不远的伊藤博文个人的合作。与其说是立宪政治不如说是寡头政治与政党政治的互相利用和妥协。

明治国家第二大党的民政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实际上是由党的总裁加藤高明一个人提供党的日常经费的。在护宪运动时期民政党的干部和犬养毅的立宪国民党的干部主张合并，为了让犬养毅面子上好看提出新党不采取总裁负责制而采取总务委员合议制。对此加藤高明只说了一句话就让两党合并的事件直接告吹，他说“过去民政党是我一人负责费用的，今后采取委员制我拥有多大的发言权就提供多少比例的经费，如果是十个委员会我就出十分之一，五人委员会我就出五分之一。”然后合并事件就不了了之了。

（从左到右财阀子爵涩泽荣一、贵族院重镇子爵伊东巳代治、人生赢家子爵加藤高明）

但是加藤高明自己虽然是东京帝大毕业，但出身不过是个代官的手代而已，哪来的钱养活日本第二大政党？看看他的履历书你就会发现，这位老兄1881年帝大首席毕业之后进入三菱财阀，1887年却离开三菱当了公务员，先是是在大藏省当银行局长，之后进入外务省通过给外相大隈重信当秘书一路当到外交大臣。

为什么？因为1886年他结了婚，娶了三菱财阀的岩崎弥太郎的长女，成了三菱财阀的女婿。然后第二年就当上了银行局长，然后一直用妻子娘家的钱搞政治养活日本第二大党，一直到自己当上总理。这样的政党和这样的政治能叫立宪政治么？

不但外国人拿日本的立宪政治当笑话看，日本的民众也一样不信任这样的立宪政治。大正政变的时候愤怒的民众不但砸了政府，也一样砸了立宪政友会本部和报馆。说明日本的民众不但不信任把持国家的寡头，也一样不信任和寡头同流合污的政党。

甚至是一直高唱宪政常道的党人政治家自己也同样不信任日本的这种宪政。田中毅一被天皇直接罢免之后，政友会的前田莲山去拜会负责奏荐继任首相的西园寺公望，西园寺公望是前任政友会总裁，也是日本维持宪政常道的典型强力政治家。但是当前田莲山试探说如果政友会赢得大选能否再次奏荐田中大将的时候，西园寺回答“那政友会最好不要赢得大选。”甚至直接说“依我看政友会内阁也好民政党内阁也好归根到底都是陛下的内阁。”

（事实上明治国家畸形的政治制度是昭和初年民众不满以军部法西斯运动的方式发泄出来的根本原因，日本近代的法西斯化和战败是明治维新的必然结果）

事实上日本一直到近卫新体制废除多党制的那一天都没有真正建立起立宪政治。说明日本的近代化实际上和它的政治制度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近代以来我国人有一种普遍的政治体制迷信，《大公报》那句著名得话“专制国与立宪国交战，专制国无不败，立宪国无不胜。”就是这种政治体制迷信的典型。事实上明治维新和之后的日本近代化是典型的寡头集团治国取得成功的典范，而一旦大正“德谟克拉西”运动，也就是大正民主运动勃兴，日本就走向了军部法西斯和世界大战的道路。而这一点正是我国政治体制迷恋症患者所不愿意面对的一个现实。

日本可以通过君主立宪走向近代化，为何满清却不行？

因为从制度上来说，两国有着根本的差别。

首先说日本，日本走的君主立宪跟德国一样，都是君实宪虚。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社会是类似于西欧的封建社会一样的社会结构。将军=国王，天皇≈教皇，大名=封臣，武士=骑士。同样的社会，就方便同样的变革。所以当日本要变革成西欧的制度时，所面临的阶级问题在欧洲有着大把的经验，基本上只要注意加照抄就可以成功过渡。这也就是说日本为什么身处亚洲，却像一个欧洲国家的原因。

那清政府呢？当然不是，19-20世纪的大多数政治家和史学家都很狭隘的认为人类制度的走向是一致的，这其实是个误区，严重的误区。因为很明显，中国从战国开始，封建制度就已经瓦解，秦朝以后，中国是以中央集权的皇帝帝国为主要表现形式。撇开中国漫长的制度演变过程，单看元明清这三朝，皇帝的专职独裁，是中国这个老帝国的标志，而在西欧社会，这种制度少之又少:英国还没独裁起来就被革命了，法国在独裁和共和中反反复复，最终还是走向了共和，普鲁士建立的德国 是一个军国主义的新国家，纯属西欧特例。所以很明显，西欧的社会变革并不适合中国。就算要强行改变，也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数十年的民众教化才行。

事实上在蒙古中断了中国政体的进步进程之前，中国的社会发展是世界上最前卫的，到了宋朝，皇帝与士大夫共职天下已成为了趋势，文人的“民主”，将是中国古典社会自由发展的结果。然而蒙古人的中断，让中国的社会倒退回了唐初的水平，明朝也是，清朝更是，皇帝的独裁愈发的严重，在这个情况下，与中国社会状况最像的欧洲国家，其实是俄罗斯。

同时期的俄罗斯，也在为了缓解国内局面而不断寻找出路，很显然，模仿西欧的改革其实加速了罗曼诺夫王朝的灭亡。这点和清王朝一样，一单放开改革，清王朝必然灭亡，因为农民的问题得不到缓解，虽然佃农不是农奴，但是日子也是过不好，晚清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就是表现。在中央，完全放开改革势必就将皇族大臣都革除去了，这是霸气领主不能容忍的，同样，在俄罗斯，贵族们也不同意沙皇革去自己的权力。到时地方动乱，中央混乱，国家也就亡了。

所以要想变革，唯一的出路只有革命。把一切都打翻了，重新分配。因为中国的路没有参照，只能自己摸索。

日本可以通过君主立宪走向近代化，为何满清却不行？

中国古代的文化形态与政治理论，确实不符合君主立宪这种制度。到了王朝末年宁愿秩序更替、社会革命，步入下一轮循环，也对所谓的立宪是漠然的，大部分人不具备接受立宪的基础。

实际上，很多人理解的误区是日本君主立宪是限制君权，而实际上历史上的天皇基本上是一个虚君，被大将军或幕府架空，不过是一个万世承系的符号，接受供养，没有绝对的权力。明治维新之后，倒幕运动与大政归还思潮之下，反而让天皇从深宫走向了台前。这虽然和明治天皇的个人能力相关，但也和当时日本应对西方势力介入，特别是佩里叩关黑船事件的驱动，变奏了日本的传统秩序。

自此，在明治天皇和一批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下，日本开启了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文明开化、殖产兴业与一系列改革的步骤，促进了近代化，迅速崛起于东亚，也埋下了之后军国主义的伏笔。

清末的情况却非常不同，先是洋务派搞了一套官督商办的经济产业，学习西方技术。之后，以康有为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借助传统儒学文化资源，试图立宪，其实也有归政光绪皇帝的意图，最终六君子喋血菜市口。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侵华可以看作戊戌维新改革的连锁性影响。五大臣出洋学习，清廷确实打算立宪改革，实施新政，广泛改头换面，有些政策甚至有点激进，却仍然没有挽留病势沉重的国体，最终被革命党倾覆。其中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光绪皇帝不是明治天皇，他仅仅是一傀儡尔。更重要的是，革命思潮与排满运动的发育，基本上已经消解了维新思想存在的基础。

而且，清廷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微妙变化，危机四伏，疆臣的离心离德，造就了朝廷的虚弱。虽然朝廷试图收回权力，但是没有那么简单。

除此之外，满洲亲贵老爷们死守利益不愿放手，立宪即使步步为营，也会变成形式大于实质，引发各界不满。武昌起义本来颇有一些偶然的色彩，但是各省纷纷独立，清廷有心无力，眼看着统治大厦东流去。很遗憾，清末一批政治官员和知识分子确实想要君主立宪，洗刷被弹丸小国侮辱之耻。然而历史的气球非常圆滑：无法复制的明治维新，难以重来的时代机遇和掣肘的文化形态，基本上注定了中国未来的走向只能说重新洗牌而非局部微调，尽管过程中存在一些腥风血雨和螺旋曲折。

大清之殇，实际上也是传统中学之痛。君主立宪之败，乃社会环境之局限。辛亥革命之成功，却也带来民国几十年纷纷扰扰的时局与竞逐，幸乎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