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过《竹书纪年》吗？你认为里面的记载真实可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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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书纪年》是一部编年体史书，记录了从夏朝到魏襄王这段历史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由春秋时期晋国的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的史官合作而成。从成书年限上他是要早于司马迁的《史记》，所以于研究先秦历史有着很高的价值。

但是在传统史学界，它被认为是一本“异书”，其中所记录的历史事件，几乎与《史记》内容背道而驰，完全颠覆了我们的历史观。

比如，《史记》中所推崇的尧舜禹禅让，在《竹书纪年》中却是舜囚禁尧，最后把尧杀死，夺取帝位。与此同时，舜大肆消灭尧的死党，将其称为四凶，其中就包括禹的父亲。后来禹据夏地抗舜，最终击败舜，将其流放到苍梧，舜遂死在苍梧；还有据《史记》记载，商朝的伊尹囚禁太甲3年以后见太甲改过自新了便将国家还给了他，《竹书纪年》却说，伊尹放逐太甲以后自立为王，7年后太甲潜回杀掉了篡位的伊尹，并改立伊尹的儿子伊陟和伊奋继承伊家。

再比如《史记》中的商纣无道，西周取而代之。在《竹书纪年》中却是周文王被纣王拘押，不是因为崇侯虎进了谗言，而是周文王与纣王发生军事冲突，败而受俘，后来周武王乘纣王主力东征东夷，进而偷袭商都，进而灭亡商朝，建立西周。

以上种种记载，可以说是极具颠覆性了。而由于《史记》被史学家一直称为正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更是儒家思想的代表巨作，所以与之相悖的《竹书纪年》一直不太为人所知。

事实上，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竹书纪年》更加贴近人性，人类绝对是从野蛮走向文明，由血腥走向儒雅，所以在先秦时代，黑暗，血腥，刀光剑影之间的残酷斗争，你死我活的以命相博，才应该是主旋律。

当然，如果就此判断《竹书纪年》比《史记》更加真实，则有些武断，在没有挖到足够的史料作为证据以前直接从内容上推理是很难下结论的。《竹书纪年》成书的那个时代可是三家分晋，以下克上，礼乐崩坏的乱世，特别此书还是出自分晋之一的魏国。所以很有理由怀疑其目的性，按这本书的说法，上古就没有禅让，只有血腥的政变，既然如此，三家分晋就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了，魏罃自立为王也就完全正确了，魏氏家族身上的道德包袱就可以卸下来了。

只能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史书只能作为参考，多方论证，不可全信一家之言。就好比孟子所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你看过《竹书纪年》吗？你认为里面的记载真实可信吗？

西晋初年，河南省汲县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叫不准（音读“否标”）的盗墓贼，偷偷地掘开一座古墓。墓穴被打开后，由于墓中漆黑，不便寻找随葬品，他满地一划拉，摸得一把竹片。点着竹片用来照取宝物，并没像他所期待地那样发现金银财宝，呈现在眼前的是成片成捆的竹片，不准大失所望，因为对他来说这些东西毫无用处。他在失望之余，非常不甘心，于是，将竹片翻个底朝天，把一些值钱的物品拿了，随手将竹片扔了。

村民们看到被打开的古墓和散落的竹片，便告知官府。来了几个官员，看到竹片大小一样，上面有字，字迹整齐，数量巨大。于是把竹片拾掇到一起，装了几车运走。谁知这几车竹片，揭开了中国历史上惊世骇俗、惊天动地一件大事。这就是《汲冢书》《竹书纪年》

武帝命当时的大学者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负责整理，整理发现这是战国魏国的历史。竹书纪年的内容有与《史记》记载不同处，如“（殷）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与《史记·殷本纪》等以中宗为太戊不同，但与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称谓却完全相合，可见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值甚高。

对于尧舜禅让，竹书纪年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舜放尧于平阳。（放，流放）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舜启用了被尧长期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的“八恺”、“八元”，历史上称之为“举十六相”，这表明了舜在扶植亲信。而对尧信用的混沌、穷奇、祷杌、饕餮等，舜把他们排出了权力中心，这在历史上被称之为“去四凶”，这显然是排除异己，舜是篡夺了尧的大权。

这和我们在史记中记载的充满脉脉温情的禅让截然不同。然而历史就是这样冷冰冰，或许这才是历史的真相，禅让只不过是被儒家神圣和美化了的精神价值取向罢了。

殷纪则颠覆了《史记》记载的历史第一位贤相伊尹的形象。伊尹流放太甲而称王，结果被太甲潜逃回来杀害。幼主被大臣流放欺压，这似乎更符合历史的真相

竹书纪年也验证了一代史学大家顾颉刚的“层累地建造中国古史”的理论。

顾颉刚痴迷看戏，但顾颉刚看戏看出了门道,他发现戏是同一个戏，越到后来便添枝加叶演绎很多。由此想到中国史书记述前代事，不也是这样吗。

比如诗经中只提到过大禹，商人和周人的祖先；而到了论语中，就有了尧舜；到了战国，才有五帝之说；邹衍之后，黄帝成了华夏共祖；而比黄帝更早的伏羲神农，要到汉代才流行起来，至于盘古开天辟地，是魏晋才有的记载。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古代历史，是在转述的过程中，逐渐地一层一层被累加上去的。越到后来，说的历史就越久远，越到后来，中心人物的故事就越丰富。说白了，在那个时代，历史和神话很像，是靠一代代人往上穿凿附会地加东西，才形成我们看到的模样的。不太可信，所以古史辨派又被称之为疑古学派。

历史或许就是那样冷冰冰，远没有后世描述的那么温情脉脉，就像胡适所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小姑娘。竹书纪年或许才真正揭示了历史的真相。

你看过《竹书纪年》吗？你认为里面的记载真实可信吗？

竹书纪年的流传和版本

《竹书纪年》相传乃是战国时期魏国史官的作品，内容主要是夏商周至战国时期的历史，体例采用的是编年体。

在晋武帝太康二年，汲郡盗墓贼不准在盗墓的时候盗出竹简数十车，字体早于西晋时期，史称"汲冢书"或者"汲冢纪年"。由于当时的知识分子已经基本上不识古文，而其竹简的先后次序已经被盗墓所破坏，所以当时的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用当时的通用文字对竹简进行次序恢复和文字转写，形成了《古本竹书纪年》荀和本。但是在这一修订过程中，荀勗、和峤对于竹简内容的最早时期有所争议，荀勗认为竹简从夏代开始记载，而和峤认为从黄帝开始，最终荀勗的意见占了上风。到了晋惠帝时期，秘书丞卫恒、佐著作郎束皙对荀和本继续考正，形成了卫束本。

永嘉之乱，竹书纪年的原简亡佚，后来到了五代十国时期，荀和本、卫束本也亡佚了。

元明之际，突然出现了竹书纪年的刻本，因为采用的是元明之际的文字所以称为《今本竹书纪年》，后来被清代学者考证为伪书。

而《古本竹书纪年》虽然亡佚，但是在亡佚之前有很多书籍引用了其中的内容。清代道光年间的学者朱右曾，遍览古籍，将这些引用的内容摘录下来予以编辑，形成了《汲冢纪年存真》，而后王国维以此为基础写成了《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这是目前所看到的比较完备的版本。

《今本竹书纪年》是伪书，不足为训。

《古本竹书纪年》的《汲冢纪年存真》《古本竹书纪年辑校》是从其他古书中辑较出来的，由于原简不存，无法确认其他古书的引用是否完全正确。而原简为盗墓所发现，一开始盗墓贼不识货，将一部分竹简用作火把；而竹简被盗发后前后失序，后世的整理和考证，也未必是100%的正确。这部分论述，说明现在所见的古本竹书纪年与原来的竹简，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差异。不过这些都是文本领域的错讹。

竹书纪年相比传世经典，有两个特性，一个是魏国史官所书，反应的是魏国的政治价值观念；一个是埋葬年份比较早，所以可以说没有经过后世历代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修正。当时往往都是史官写史，生产力水平比较低，各国对不同的历史事件可能会有自己独特的看法，所以现代人可以综合这些史料来考证研究当时的历史真相。再有，古本竹书纪年的成书距离上古也有很长得时间间隔，所以必须和史记这类传世文献、历年新发现的出土简牍、考古出土的甲骨文金文以及其他成果相对照综合才能进行学术研究。

归根结底，《竹书纪年》是一种史料，也必须经过研究和辨析，才能指向历史的真相。

你看过《竹书纪年》吗？你认为里面的记载真实可信吗？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下面我们就展开来说一下吧。

这是在古墓中发现的，那是在晋朝晋武帝时候，大约２８１年，在汲县古墓里发现的，这是一些竹简。根据竹简的内容和一些出土的器物断定是一座战国的墓葬。出土后经过荀朂和峤等人整理，共分七十五卷，纪年占十二卷，后朝历代学者对《竹书纪年》做了很多的研究，就都认为这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史书，在时间上一直写到了公元前２９９年。

这本书对研究战国史很有价值。清代以来，很多的人用他来校订《史记》中战国史部分的内容，取得了很大成绩。已经没有人再墨守《史记六国年表》的内容了。这是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纪年》本来是地下出土的战国原本，以战国人叙述战国的事，尤其是与魏国有关的事，当然是比较翔实可靠的了。

那么对于战国以前的事呢？那不需要我们进行一下具体分析了。

我们首先说到春秋时期的历史，那当然有《春秋》了，记事最丰富的是《左传》，虽然有人质疑，但是它的真实可靠程度近年已得到进一步的证明。而《竹书纪年》的春秋部分写的不多，但是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对于晋国的事情写得很详细，而其他文献没有这些材料。如晋文侯杀携王，晋武公灭荀等事。有的记载和《春秋》不一样，如晋武公八年，“周师虢师围魏，取芮伯万而东之”，而《左传》写的是桓公四年则云此役围魏的是王师秦师。二是不少内容与《春秋》相同，或者大同小异。如《竹书纪年》写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大王狩于河阳。

曾经亲见《竹书纪年》原本的杜预说过，《纪年》文章大似《春秋》经，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由于“国史皆承告据实而书时事”。这样虽然《纪年》所依据的是晋史《乘》，但是从多用谥法来看，已不是《乘》的原文了。总是也是受到了儒家的影响。可以说这是《竹书纪年》一书的一个思想倾向。

其实还有一个倾向，那就是纪异。春秋也有灾异之事，但是和《竹书纪年》比起来，那就少多了。如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夜有五色光贯紫微”，周穆王伐楚，“大起九师，东至于九江，叱鼋鼋鼍以为梁”“魏王南征，君子为鹤，小人为飞鸮。”总之，很多的灾异之事， 这反映了作者相信天人感应，注重搜集神话传说，而书中的传说也多带有战国时期的色彩。

《穆天子传》和《竹书纪年》是同一墓发现的，人们还说，《穆天子传》被包括在《竹书纪年》里面，讲的是周穆王巡游之事。但是有更多成份的传说，而《竹书纪年》则是史籍。不过，它们两个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如《纪年》里说，北唐之君来见，以一骊马，是生绿耳。而《穆天子传》中绿耳是穆王八骏之一。再如《竹书纪年》中说，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积羽千里。穆王西征，至于青鸟之所解。而这与《穆天子传》相合，“自西王母之邦，北至于旷原之野，飞鸟之所解羽，千有九百里。”

第三个倾向，那就是传说性质，尤其是夏朝的历史。如夏后开舞九招。这与《楚辞》《山海经》相呼应。在《纪年》中王亥的故事中说到了“河伯”，也可能有神话传说的成份。胤甲时，“天有妖孽，十日并出”这也是神话。可以说战国时期诸子的作品，很多古史的内容，都受到了作者的观点影响，甚至是为了适应这一观点而加以改编，我们在看如夏代这些较古的部分时，是应该注意的。

首先是夏朝的世系。这个在《史记夏本纪》中有详细记载，而在战国末年赵国也作了《世本》，两者大体相同。在《纪年》中，虽然内容不多，但除个别的以外，也比较齐备。另外，它还提供了夏王的一些别名，如帝发又名后敬等，所以说《纪年》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夏朝的世系，至少战国中叶人们是这么认为的。

其次是夏代的历史。《纪年》中记载了夏王朝与诸夷的故事。《纪年》记载，少康时，方夷来宾。杼征伐东海，至于王寿。芬时，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等九夷来御。至发（桀的上一任）时，仍有诸夷宾于王门的记事。这里可以看出，对诸夷的统治仍然是一件大事。

第三，《纪年》还记载了夏代各王的都邑，这也是其他文献里没有记载的。禹都阳城之说，就首先见于《纪年》，这与《世本》相合。而至于太康，羿、相、杼、胤甲、桀在哪里，《纪年》也有记载。

最后我们说下，《竹书纪年》非常有价值的一点，那就是它的纪年，他的关于年代的说法，是很科学可信的。这是由于《纪年》在研究夏代的年代问题上有自己的一套年代学系统。

你看过《竹书纪年》吗？你认为里面的记载真实可信吗？

我是小七，一个喜欢《山海经》与妖魔鬼怪的四川姑娘。

《竹书纪年》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留下的孤本。它是一本本来不该出现在世上的书，但是由于西晋时候的一个盗墓贼偶然间盗发了战国时期魏襄王的墓葬，从使它而重见天日。

据考据《竹书纪年》是由晋国史官和战国时魏国史官合著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它所记录的许多东西有许多与我们所说正史迥异。

比如说关于尧舜禹时代的故事，在《史记》和《竹书纪年》里面分别有两个不同的版本，《史记》说是禅让制，而《竹书纪年》的说法则是逼迫残忍掠夺和杀害。

虽然我们普遍认为《史记》这类正史记录的比较可靠，但是在《竹书纪年》和《史记》之间，是春秋战国时期到秦汉，这约四百年里不可抹灭是时间沟壑。

战乱，纷扰，然后秦始皇统一六国，为了加强思想的进步和控制，他下令焚书坑儒。这就造成了很多之前的，史书和典籍完全从历史中消失，再后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则更进一步，加强了对思想的控制。

使得那个时代的人所接受到的思想和教育，都是儒家那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礼贤下士，天下为公的理论，他们无限推崇和赞美禅让制。

在这种环境中成长和写作的司马迁，我觉得他是不可能跳出这种思想的禁锢，甚至自由的去写出真正属于自己的见解。

这是不被环境所允许，同时也不被时代所接纳。

所以我认为司马迁在那种环境下，他写作的东西也是属于符合当时汉武帝一个口味的一个作品，也不是能完完全全反映全部历史。

另外比较值得肯定的是，《竹书纪年》关于尧舜禹的这一段记录，和《韩非子》所记录的尧舜禹的历史一样，再加又与近年来考古学家发现的甲骨文，青铜铭文，秦简，以及《纪年》诸多记载相似。

这也从另一个方面佐证了《竹书纪年》的可靠。

另一方面，从人性的角度来说，我也觉得《竹书纪年》所记录关于上古时期的故事是比史记可靠的。

在炎黄以及尧舜禹时期，人类可能刚从原始社会进入父系社会，他们所处的环境应该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动物世界差不多，应该是一个以武力强弱来界定社会地位的事情。

而不是就突然间就感觉灵光一闪，就有了什么什么仁义礼智信，有了道德伦理，并且还知道去传播它。所以说，与其说禅让，还不如说强行的武力掠夺更为妥帖。

唯一觉得比较遗憾的就是现行的《竹书纪年》版本太多了，也不知道哪一版本是真正的可靠。

而且我觉得很可能《竹书纪年》也和《推背图》有一样的遭遇，在流传过程中，很可能被统治者所恐惧，从而出现了以假乱真让真的不在可信这个现象，所以才会造成现在这种版本众多，众说不一的结局。

我是小七，一个沉迷于研究山海经与妖魔鬼怪的四川姑娘，喜欢可以关注我。

你看过《竹书纪年》吗？你认为里面的记载真实可信吗？

《竹书纪年》是战国晚期魏国史官的作品，虽然史料价值很高，但也只能代表一家之言。

其中的“文丁杀季历”、“共伯和行天子事”、“晋文侯杀周携王”等内容应该是真实的，比如后两者还能与清华简《系年》的内容相印证。再比如记载商朝的中宗是祖乙、魏国迁都大梁是在魏惠王九年（公元前361年）等，也是得到了考证的。

禅让一说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儒墨道三家公认的，而法家也只是对此表示怀疑并不敢直接否定。伊尹同样是诸子百家都认可的人物，而且殷墟甲骨文中有对伊尹的祭祀，祭祀规格和商汤一样隆重，虽然可以解释为伊尹即使篡位被杀但念及其功劳仍对其祭祀，但似乎不应如此被后人推崇，《竹书纪年》作为孤证也难立（当然，我猜测也可能是太甲冤杀伊尹后来又平反）。《竹书纪年》作为战国晚期的作品，会受当时社会文化观念的影响，不久之前燕王哙把王位禅让给相国子之，结果导致大难，这使得当时的学者不得不重新审视“禅让”这一学说，而伊尹自立并被杀却两个儿子被重用的说法，似乎也符合战国时期权臣废立君主、宫廷血腥内斗中的一些具体做法《竹书纪年》中关于伊尹自立被杀和尧舜篡位的内容还值得商榷，至迟商朝后期开始有竹简（虽未出土，但从甲骨文和金文中”册“的字形可以看出）记载历史，进入了信史时代，而尧舜和伊尹时期的事仍然是通过传说的形式流传下来的，距离《竹书纪年》的作者所生活的时代十分遥远。

总的来说，《竹书纪年》最可贵的地方在于其提供了五帝夏商周时期的编年史、并补充上古历史的大片空白，尽管《竹书纪年》现已失传，但通过相关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还是能看到很多有用的东西的。但《竹书纪年》终究只是一家之言，我们还有《左传》、《国语》、《尚书》、出土的楚简、甲骨文、金文等比其年代更早的资料可以参考，所以也不需要盲信《竹书纪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