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和王献之相比，谁的书法成就高？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古有名训。二王的书法成就到底谁的更高，历来就有争议。这很正常，争议的原因，是由于两人的风格略有差异。又因之人的审美趣味不同，对二王的评价，就有了差异。

唐孙过庭的《书谱》中，有对二王的评价。后世的论者，说到二王之时，恐怕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孙过庭的影响。个人觉得，孙过庭在《书谱》中，似有“抑献扬羲”之意。不过，孙过庭的观点，其实是初唐时期较普遍的观点。李世民也是推崇王羲之的。

在孙过庭看来，王献之的水平是不如王羲之的。他举了一个很有名的例子：谢安素善尺犊，王献之尝做佳书与之，谓必存录。安辄题后答之。谢安是二王时期的政治文化名人。他很喜欢收藏名家的字迹。有一次，王献之有事给谢安写了个纸条，写完之后，自己感觉写的的很好。他心里想，谢安得到这个条子之后一定会保留下来。谁知道，谢安看了之后，在纸条的后面对问题做了个答复之后，还给王献之了。当然“题后答之”，是当时书信往还的正常形式。只不过，如果是书法名家，或是文化名人，人们得到他的片言只语，都会珍重的收藏起来。谢安的身份当然不同，他的书法，也是了不起的。这件事情，王献之自己觉得，有点没面子，深以为耻。

孙过庭还说了一事，表明他自己不太瞧得起王献之。但这个事情，与书法本身的关系不大，与人物的性格有关。书如其人，这也是古之名训。不爱其书，既是不爱其人，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故事，还是发生在谢安与王献之之间。谢安曾问王献之，你的书法与右军（王羲之）谁胜？王献之答道：“当然是我的比他的好！”谢安说：“但世人都觉得你父亲的字比你的要好。”王献之答：“他们懂什么？（世人哪得知！）”。孙过庭对这个故事评论说，王献之自称胜父，很不谦虚，有点狂的味道。孙过庭又说，如果王献之认认真真跟父亲好好学习，是可以传承王氏家学的，可是，王献之本人不承认他的书法得右军所传。所以，他的书法和王羲之不太一样，水平也比不上王羲之。

从孙过庭的评论中，其实是可以看出一些问题的。孙对王献之的贬抑，不完全是出于书法的功力和水平，而是对书法的风格以及书如其人之上的做人风格的不赞同。总而言之，王献之的风格，与王羲之还是略有不同的。这个不同就是“内擫外拓”

“内擫”与“外拓”是元代的袁裒提出的，他也是在论二王书法不同之时提出的：“右军用笔内擫而收敛，故森严而有法度；大令用笔外拓而开阔，故散朗而多姿。”这是对二王审美风格上的评价。但是，这种审美风格的不同，是由于用笔的不同产生的。后世对于外擫与内拓笔法的解释有很多。这里我们不是内行。不去细分。但有一点，研究笔法的，一般不会细论，那就是，不同的用笔方法，成就不同的审美风格。同时，不同的用笔风格，本质上来源于性格的不同。我们抛开笔法的细节笼统的说，“擫”有收敛之意。“拓”有舒放之感。二王父子只所以有收与放的不同的感觉，与他们从小的生活与性格有关。

王羲之虽出身世家豪门，可是从小的成长环境决定了他必是一种内敛沉稳的风格。他的父亲在王羲之很小的时候就成为战争失踪人员。王羲之也就成了孤儿，虽然有叔伯的抚养，但是，这种现实情况决定了，他的性格不会太张扬。更多的是内敛。表现在书法上就是内擫。

王献之的成长环境就不一样。他的父母都出身豪门大族，他自己又是驸马之贵，大令之尊。意气风发的贵族豪气恐怕掩盖不住。所以，在他的身上体现出一种个性的张扬。表现在书法的风格上，就是外拓。

说到这儿，就可以讨论一下题主的问题了。二王的书法，到底谁的成就高？这个问题，其实是没有答案的。因为风格的不同，喜欢内敛的，当然以王羲之为尊。喜欢张扬的，更推崇王大令。

内敛的风格，更符合儒家中庸之道。所谓“不激不励，风规自远”。我个人按传统的阴阳观念来评论一下，王羲之的风格，体现出一种阴阳平衡之美。而王献之的书法稍露阳刚，动感之美。魏晋时期，是玄学大盛的时期。个人觉得，玄学本质上是儒与道的融合。王羲之的从容内敛，体现了更多的儒家精神，而王献之的身上体现出某种程度的道家的洒脱。二王之所以并称，就是因为他们在大的风格一致的前提下，又有个人风格与气质的不同。假如王献之真的完全按父亲的路子下来。那么现在书法史上就不会有“二王”的提法了。王献之也顶多被人称为小王羲之，而不会是“二王”之一了。

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你喜欢谁，谁就是最好的。

王羲之和王献之相比，谁的书法成就高？

我是“”快乐书法营”，专挑难题来回答。

关于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那个比较好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以几个方面来观照：

第一、首先，我们要排除一些俗传的所谓“天下第一”等出自何人之口无法考证，也不合艺术规律的隧道声音的干扰，以及皇权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量，而有意鼓吹的夸大之辞的蒙蔽。

一种书法风格，书法家在学习的过程中，在一个时期内，可能当时极其好尚，但到另一个时期，反而非常厌恶。比如米芾学习二王，初期日日临习不辍，连他的斋号，都叫“宝晋斋”。但后来就持批评态度，自己又说“一洗二王恶札”！（宝晋斋《英光集》）那么，他前面说王羲之天下第一之类的话，后面就完全否定了；至于唐太宗李世民、梁武帝萧衍，则完全出于“成教化，助人伦”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量，极力鼓吹王羲之，贬低王献之，则明显是睁眼说瞎话。比如李世民同学，一边捧着王羲之，贬低王献之，自己的书法，学的却是王献之。他的《温泉铭》，几乎就是王献之书法的翻版。说一套做一套，是古代帝王的常规操作，因此，帝王推荐的书籍，帝王吹捧的人和事，不可全信，最好不信。呵呵。

第二、王羲之、王献之书法，代表传统书法中“内擫”、“外拓”两种不同的书法风格。艺术的不同的风格，只有异同之辩，没有高下之分。

回顾历史,汉字的结体，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外拓,结体圆转,外轮廓线略向外弯曲，成铜鼓状者,与之相应的,笔致开张,点画线条一般都偏圆,不很强调起笔和收笔的裹束,两端与中段没有明显的粗细变化；

（王献之《淳化阁帖》选字，外拓风格）

二是内擫,结体方折,外轮廓线略向内弯曲，成腰鼓状者,与之相应,笔致紧敛,点画线条一般都偏方,强调起笔和收笔的裹束,两端与中段的粗细变化较大,一般两端粗于中间。

（王羲之《兴福寺碑》选字，内擫风格）

内擫沉静,外拓奔放。不同性格，不同好尚的人，在继承前人风格的取法方向上，就不相同。

包世臣《艺舟双楫》说:

“右军（王羲之）真行草法皆出汉分,深入中郎（蔡邕，东汉大书法家，擅长隶书）;大令（王献之）真行草法导源秦篆,妙接丞相（李斯，战国末秦书法家，擅长篆书）。”

一句话就道破了他们父子俩的传统渊源。

王羲之书法的法源，来自隶书（当然也有章草的承袭）。因此他的笔法，往往在转折处多方，大多笔笔另起，比如有名的《十七帖》，《圣教序》，这样的字例非常多；其行书，往往也是如此；结体偏方正，但一改隶书、章草的横势为纵势（如不然，怎么会有“创立新体”之说）。其行书的显著特征是：少圆转多方折，正直为主，斜曲为宾，字的四周笔画向内弯曲，结构造型表现为闭合性。

（王羲之《圣教序》局部）

王献之书法的法源，来自篆书，其笔势连绵不断，转折韧劲而多圆，盘曲摇曳，外感柔美，内蕴坚韧，篆籀之意，粲然在目。字的造型凝练而放逸，新意异态时出。正者特正，斜者更斜，长者特长，短者更短，奇异诡谲，变化莫测。笔形字型，别于大王，富于大王，字的造型表现为开放性。

（王献之《不审帖》局部）

小王的历史性贡献，为大草狂草之滥觞。后世所见连绵大草，不外乎出自小王。

如果王献之书法没有特别过人之处，以古人尊老抑小的一贯作派，书法史上就不会有他的什么地位。

我们看《淳化阁帖》，就会发现一个明显的问题：与二王同时代的书法家，以及之前近一百年左右的许多书法家，他们的书法水平，绝对不亚于二王父子。说王羲之“增损古法，创立新体”，总感觉历史选择性的抹杀了一些人对传统书法的贡献（这里面，帝王的好尚又起了多大的作用呢。因为下这个结论的人，就是唐开元年间的书法理论家张怀瓘的《书断》）。张怀瓘是唐开元年间人。开元是唐玄宗李隆基同学的年号。李隆基，史载其通音律，善书法。他是王羲之的忠实粉丝。李隆基传世的书法作品《鹡鸰颂》，完全是王羲之《兰亭序》笔法。但李隆基同学，把兰亭笔法，写的很富态。李隆基同学喜好丰腴，找老婆也要找杨玉环这样珠圆玉润的。个人的喜好，反映到书法风格上来了，有没有？

下图是李隆基《鹡鸰颂》真迹。大家感受下。

（张怀瓘是和李隆基同时代的人，即使想说点公正话，就问他敢吗？）

(下面两图为《淳化阁帖》选字，二王的字例，属于个别)。大家感受下。

第二、看后世书法家，书法理论家的评价。

首先，张怀瓘《书断》说:

“逸少（王羲之字）乘真行之要,子敬（王献之字）执行草之权。”

指出二人的擅长不同。

大王擅长行楷,基本上字字独立,中规中矩；小王擅长行草,痛快淋漓，为“一笔书”之祖。

其次，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录》说：

“大令善隶、稿,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

指出二人的风格取向不同。

张怀瓘《书断》也说:

“若逸气纵横,则羲谢于献,若簪裾礼乐,则献不继羲。”

明人何良俊《四友斋书论》说:

“大令用笔外拓而开扩,故散朗多姿,右军用笔内擫而收敛,故森严而有法。”

指出二人各有长短。

我们看二王父子的字例，说明上述分析评价，都是非常中肯的。作为两种风格的典型,当然无法评定其高低优劣。

唐太宗李世民《羲之传论》赞誉大王的字为“尽善尽美”,而对献之却大加贬斥,说什么“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如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枒而无屈伸,其饿隶也,则羁赢而不放纵。兼斯二者,固翰墨之病欤”,如此不符实际地瞎胡说，其真实意图是啥？就不用说了。

我们看大王风格的忠实继承者，欧阳询的行书，恰恰符合李世民对王献之评价的某些特征。有木有？

（欧阳询《张翰帖》）

三、看后世的传承，以及传承者的历史贡献。

大王内撒,小王外拓,写法不同,对后世影响的程度也不相同。

首先，就书写过程来说,手腕的运动,圆转外拓是顺的,翻转内擫是逆的,顺则快,逆则慢,因此，写圆比写方快。

张怀灌《书议》说:

“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

因为外拓比内擫写得快,写得自由,更符合草体“以趋简约”的本质,所以流传也就更广、更普及,影响更大。

其次,就书写风格来说,内擫的行笔以直线为主,朴质无华,外拓的行笔以曲线为主,婀娜华丽,书法风格的发展大势是“古质而今妍”(《书谱》)。因此华丽的外拓法当然比朴质的内擫法更受后人的青睐。（说句笑话，流行的江湖体，老干部体，全都是外拓法啊！哈哈）

基于上述两个原因,毫无疑问,小王的影响超过大王。

萧子显《南齐书·刘休传》说:

“右军之体微古,不复贵之。”

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说：

“比世皆尚子敬书,元常继以齐代,名实脱略,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

大王去世,大约在东晋中叶的晋穆帝（公元343*361）年间,离晋亡尚有五十余年,再经过宋的六十年,齐的二十四年,到陶弘景和梁武帝的年代,总共一百四十余年,王羲之书法在这段时间内,几乎要被小王压倒；梁以后，历朝历代著名书家的风格,也以外拓为主。

张怀璀《书议》说：

“子敬后,羊（羊欣，南朝宋时书法家）薄（薄绍之，羊欣同时代后书法家）嗣之。宋齐之间,此体弥尚。谢灵运尤为杰出,近者虞世南亦工此法。”

从两种不同书法风格的后世继承来看，书法史上声名如炸雷轰响的唐颜真卿、张旭、怀素、都属于外拓风格；再后,明傅山,王铎等等，书风都属于小王外拓一路。

相对来说,大王的内擫行草，则比较冷落。唐朝的欧阳询,五代宋初的李建中、元代的杨维桢,明末清初的张瑞图和黄道周。名家屈指可数。

总而言之,古往今来,整个行草书法史上,外拓的势力远远超过内擫,王献之的影响，要比王羲之大得多。

但当代的人，由于曾经有过几十年的文化断层，也因为绝大多数人对书法史，对书法的不同风格理解不全面，不深刻，产生题主这样的疑问，也是能够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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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和王献之相比，谁的书法成就高？

这个问题比较尖端！

在书法界，总有人喜欢定义除了王羲之就是颜真卿，可是，王献之呢？颜真卿比王献之的书法高吗？非也！在书法史上除了王羲之就是王献之才合理。

我认为王羲之的书法要高出王献之一大截！即使是王献之也没有学全王羲之的笔法。我们可以看到王羲之各种难的笔法，截笔，方笔，还有变态的结体等等，这些王献之的书法力几乎难以看到。

那么，王献之对于王羲之就没有优势了吗？不是！王献之比王羲之强的是草书的断与连，以及书法的流美之处，如果把王羲之比作是温文尔雅的中年学士，那么王献之就是快马风流的少年！

王羲之和王献之相比，谁的书法成就高？

答：我可以肯定地回答你，王羲之的书法比王献之的书法，要强很多，不是一点半点！

我们首先看看大王的书法，他的功底十分得深厚，而且笔力强健！这跟他的勤奋是分不开的。据说，大王曾经隐居在抱犊山上苦学书法，五年没有下过山。他每天洗砚台的水池，因为时间长了而变成了墨池。象这种功夫，不是一般的人学得来的。

再说，大王是开宗立派的一代宗师。他的书法，尤其是行书，开创了飘逸、洒脱，如行云流水般的风格。他的《兰亭序》更是一生的杰作，光耀千年。后世学书法的人，几乎没有人没学过大王的书法。一个人，如果学到了大王书法的十分之五、六，那么便可以成为一代名家。

而小王呢？他的书法跟父亲相比，那是要差几个档次。首先是字的功底上，大王要甩小王几条街。再者，字的线条上，小王还是比较飘，不够稳重。我总觉得小王的书法，特别是楷书，比较拘谨，放不开，小家子气。

只不过行、草书上，小王的天分较高些。他的草书，因为擅长一笔书，所以气势连绵，给人一种余犹未尽的味道。

王羲之和王献之相比，谁的书法成就高？

此问题应该由当事人自己回答，方为准确可信。

根据史料记载，东晋谢安曾问王献之曰：‘君书何如君家尊？’答曰：‘故当不同。’安曰：‘外论不尔。’答曰：‘人那得知！’”这一段话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谢安这个人很睿智，他知道王献之的性格率真，便故意问王献之，你和你父亲相比，哪一个字更好呢？谢安其实只是想为难一下献之。献之也知道谢安的意思，回答得绝对巧妙，他不说我自己好，也不说他父亲的好，他只是说当然不同。前面有一个“故”字，很有意思。这其实隐含的意思就是，我父亲肯定好，我的也不比他老人家差，而是各不相同耳。至于不同在哪里呢？外人哪里知道！意思是就凭你谢安也不一定知道吧！又驳了回去。不过这次确是非常含蓄，没有抬杠，给了谢安一个礼貌的台阶下。

虞龢的《论书表》却在这个细节上的表述有些不同。《论书表》这样记载的：“谢安尝问子敬：‘君书何如右军？”答云：“故当胜。”安云：“物论殊不尔。”子敬答曰：“世人哪得知。”我个人比较相信前者的描述与对话。以献之的智慧，他不会明白说出“故当胜”这话，这样就不是魏晋风流了。再看看《世说新语》中记述的对话，也含蓄得很。虞龢在《论书表》里把意思全改了。什么“世人哪得知”，这话就不是魏晋风度，而是狂妄自大。

王献之随着技法成长与审美认知的成熟，是要变父亲法的，就从他书作的风格就可以看出结论。根据张怀瓘《书议》的记载，王献之劝父亲变法。在他十五六岁时，就对父亲说：“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蒿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且法既不定，事贵变通，然古法亦局而执。”这就是王献之的伟大之处，王羲之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通常的情况是，儿子肯定不行的，比如欧阳询与欧阳通，米芾与米友仁，赵孟頫与赵雍，文徵明与文彭等等，他们的儿子，书法水平就很一般与其父水平相去甚远。但是献之想到要变老子的法，这个气度却是非同寻常，献之变“古法”，创造出了“今体”。

张怀瓘《书议》评价说：“子敬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间。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独绝也。”魏晋风流不是人人可当得起的，必须要有学识、智慧、气度、胆略，缺一不可矣，方为人之至高境界。

综上所述，从书艺上说应该是各有所长，各领风骚。书圣应该是“二王”。从辈份上说，若羲之是唐太宗奉为的“书圣”，那献之最起码也应该是“亚圣”。

有谁说天上不能出两个太阳？我偏要出给你们看看。结果一门父子，两个圣人。

王羲之和王献之相比，谁的书法成就高？

来看看书谱是怎么说的吧，“子敬之不及逸少，犹逸少之不及钟张。”意者以为评得其纲纪，而未详其始卒也。且元常专工于隶书，伯英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拟草则馀真，比真则长草，虽专工小劣，而博涉多优；总其终始，匪无乖互。

谢安素善尺牍，而轻子敬之书。子敬尝作佳书与之，谓必存录，安辄题后答之，甚以为恨。安尝问敬：“卿书何如右军？”答云：“故当胜。”安云：“物论殊不尔。”子敬又答：“时人那得知！”敬虽权以此辞折安所鉴，自称胜父，不亦过乎！且立身扬名，事资尊显，胜母之里，曾参不入。以子敬之豪翰，绍右军之笔札，虽复粗传楷则，实恐未克箕裘。况乃假托神仙，耻崇家范，以斯成学，孰愈面墙！后羲之往都，临行题壁。子敬密拭除之，辄书易其处，私为不恶。羲之还见，乃叹曰：“吾去时真大醉也！”敬乃内惭。是知逸少之比钟张，则专博斯别；子敬之不及逸少，无或疑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