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宋朝的司马光写出了《资治通鉴》？

恰逢其时，更在适逢其会，故曰天时地利人和皆已定也，非他莫属耳。

为什么是宋朝的司马光写出了《资治通鉴》？

谢邀请。

汗！为什么是他写《资治通鉴》？

因为他是司马光，命中注定写这本书的是他的使命！

因为是宋朝，文人掌控了朝政，需要一本教材来教育皇帝及其继承人。

因为司马光有能力编写这本，叫《资治通鉴》的教材。

所以，...

完

为什么是宋朝的司马光写出了《资治通鉴》？

为什么是宋朝的司马光写出了《资治通鉴》的问题，应从两个方面来回答。

一、《资治通鉴》的初稿是集体合作完成的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我国古代杰出的编年体通史名著，记载了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59年间1363年的史事，书成于宋元丰七年（1084年）。

全书共有294卷，目录30卷，考异30卷。按王朝正统的顺序分为16纪，即《周纪》5卷、《秦纪》3卷、《汉纪》60卷、《魏纪》10卷、《晋纪》40卷、《宋纪》16卷、《齐纪》10卷、《梁纪》22卷、《陈纪》10卷、《隋纪》8卷、《唐纪》81卷、《后梁纪》6卷、《后唐纪》8卷、《后晋纪》6卷、《后汉纪》4卷、《后周纪》5卷。

作为我国编年体史籍记述时间最长的一部巨著，所依据材料除前代17部正史外，还广泛采用家谱、正集、别集、墓志、碑碣、行状、别传、野史、笔记小说等300余种史籍资料。

这部巨著参与编纂的有刘攽（bān）、刘恕和范祖禹，检阅文字是司马光继子司马康。

1、司马光已完成战国至秦长编部分

在编撰《资治通鉴》前，他独自撰修了一部战国至秦编年史书《通志》，共8卷，他把书呈进给宋英宗后，治平三年(1066)四月，英宗命他继续编撰，书名为《历代君臣事迹》，在崇文院设立修书局，自选助手，允许他借阅龙图阁、天章阁，三馆秘书阁图书。次年十月，宋神宗继位，对这部书很感兴趣，认为它“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为《资治通鉴》，并亲自为此书写了序文。

2、刘攽负责汉史长编的编撰工作。

刘攽(1023—1089年)，字贡父。宋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进士，为州县官20余年，迁国子监直讲，官至中书舍人。宋英宗治平年间，曾奉命校正《后汉书》。他在汉史方面有很深厚的基础，所以主要负责汉史长编部分。

3、刘恕负责三国魏晋南北朝及隋、五代十国史事的长编部分。

刘恕(1032—1078年)，字道原。宋筠州(今江西高安)人。进士，官至秘书丞。他主要负责撰写三国魏晋南北朝及隋、五代十国史事的长编，此外，他对于全书的体例、史事考订等，都有巨大贡献。

4、范祖禹负责唐史长编部分。

范祖禹(1041—1098年)，字梦得，成都华阳人。进士。宋熙宁三年（1070），经司马光奏调进修书局，负责唐史长编部分。书成后，司马光举荐他为秘书省正字，后官至龙图阁直学士。

司马康（1050—1090），字公休，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司马光继子，进士。主要负责文字校对工作。

二、司马光负责全书的统稿

司马光因王安石变法问题离开宫廷，先是出知永兴军(今西安)，后改判西京御史台（在洛阳)，他在洛阳居住15年，全力修撰《通鉴》。

刘攽等三位同修在完成各自负责的长编部分后，统稿就落在了司马光身上。因为编写长编的原则是“宁失于繁，毋失于略”。这就要求每部分内容都要详尽细致，最后每部分的内容会显得臃肿。相传范祖禹的《唐纪长编》，长达600卷，所以要进行“瘦身”。

司马光要对各部分长编进行删减，对材料的取舍、对有关的议论是否妥当等进行把关。所以，他的任务也是非常繁重的。到全书修成，费时达19年。

司马光的贡献是：一是完成了战国至秦长编部分，二是对全书进行了统稿修改。他没有把功劳都归结于自己身上也是令人敬佩的。

为什么是宋朝的司马光写出了《资治通鉴》？

司马光具备一下素质，恰逢其时

1大学者(文化素养)

2懂政治的大学者(领导者角度)

3懂政治而有闲暇时间的大学者(赋闲洛阳)

4未受打击的反对派(反对王安石变法被疏散却没有被打击，得以有国家资金和人员的支持继续修史)

为什么是宋朝的司马光写出了《资治通鉴》？

谢邀，我来回答

首先纠正下题干的错误，不是司马光写出了《资治通鉴》，而是司马光编撰了《资治通鉴》。

为什么是宋朝？

北宋汲取唐朝后期和五代藩镇割据，武夫作乱的教训，偃武修文，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因此北宋历代帝王对史书编撰均十分重视。在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之前，已有著名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书，涉及正史、野史、典故、寓言等类供帝王参详，这类书往往卷轶浩繁，宋太宗曾称《太平御览》：“此书千卷，朕欲一年读遍。”其实基本上只是浮光掠影的翻阅几次，其目的无非是向天下宣传自己的文治之功；也为劝诫臣子和读书人要潜心治学。

（图注：宋英宗御容）

(图注：“知否”影视剧中的英宗，在哪找的？😅完全是英宗转世啊！)

《资治通鉴》编撰背景

英宗治平四年，太子赵顼继位是为神宗，改元熙宁。北宋前中期皇家重视储君的执政能力和思想品德的培养，赵顼又是一个好学且有志向的太子，在学习过程中经常忙于请教学问而忘记进膳，以至于英宗每次都要专门派人提醒。神宗喜欢读《韩非子》，渴望富国强兵，翼作大有为之君，当他读到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对王安石的经世治国思想大为激赏。

(图注：宋神宗御容)

(图注：“知否”影视剧中的神宗，就是顾廷烨的老铁)

应该说神宗继位时北宋面临着一系列沉珂：内部，政府冗官冗兵严重，组织臃肿混乱、效率低下、军费开支庞大。外部，每年对辽国和西夏缴纳的岁币数额巨大。内外交困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不得不向百姓征收繁重的赋税徭役。熙宁元年，神宗召王安石进京，询治国变法之道。熙宁二年，变法新政颁布出台，分“富国、强兵、取土”三部分。 新法触犯了官僚士大夫、地主和商人的利益，而这些利益群体大多根深蒂固，因此新法一经颁布便遭到守旧派士大夫的集体反对。不仅从内容和效益上对新法进行非难，而且在思想、道德上大肆指责：说王安石“变祖宗法度”，“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朝议纷纷，王安石不为所动，喊出了“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三不足的口号， 神宗也说：“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实，亦无补于事。”主张道德与功名并重，反对守旧派空言道德、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的做法。

在新旧两党的斗争，神宗早期支持王安石变法，守旧派大臣纷纷上疏请辞。熙宁三年，擢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权倾朝野。于是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均输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保马法、方田均税法等新法先后颁行天下，变法进入高潮。为了及时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神宗特命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即制定户部、度支、盐铁三司条例的专门机构，由王安石和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主持；在这个机构中，赵顼听从王安石的举荐，起用了吕惠卿、章惇、蔡确、曾布、吕嘉问、沈括、薛向等一批新人。这次的变法在实施过程中举步维艰，虽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国家财政和军事得到了改善，对大地主大商人进行了打击和限制，但并未彻底改变上层结构，在实施过程中许多举措被扭曲和篡改，最终压力被转移到百姓头上。发展到后期不但百姓反对，就连皇后、太后都支持守旧派。

为什么是司马光

司马光在这次新旧之争中，是偏向守旧派的，但对王安石的变法持观望态度，他认为部分善政可以慢慢尝试推广看看效果，并极力劝解两派讲和。司马光有自己的立场和判断准则，比如王安石主张解放思想，司马光则主张礼仪教化。两人经常就某些问题在朝堂上激烈争辩，但当时的司马光并未就变法明确表态。直到青苗法出台后，在实施过程中出现巨大弊端，司马光才站出来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他认为放贷收息的责任在县吏而非百姓，应该针对基层官员出台法律，而不是针对百姓。但青苗法仍然被强行推行。

(图注：王安石｛左｝和司马光｛右｝)

宋神宗对司马光十分敬重，他希望司马光能够和王安石一道辅佐他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因此打算提拔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即副宰相），但司马光借口“不通财务、不习军旅”坚决推辞，并请求离京，后得知好友范镇因直言劝谏而被罢官，于是愤然退居洛阳，不谈政事，一心扑在《资治通鉴》的编撰上。

司马光在英宗朝时曾担任过谏官一职，屡次就朝堂内外的乱象秉笔直言，然而许多建议并未被英宗采纳，于是司马光向英宗请辞，英宗准其所请，却让其担任龙图阁直学士。在龙图阁的工作经历让司马光意识到，由于史籍繁多，单纯的通过翻阅史书来了解历史总结经验对普通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急需一本能帮助天下读书人通读历史的集大成之作。他自述道：

“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不能竟其篇第，毕世不能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言。”

这和普通人所理解的该书是帝王之书的概念大相径庭。 暂时清闲的司马光于治平三年着手整理史书，暂命名为《通志》，参照《史记》等书，从三家分晋讲到秦二世而亡。这项工作得到了英宗的赞赏，并作出指示，要求司马光继续按年代编写，并设立书局，由司马光自行选择编书助手。神宗继位后司马光把正在修编的《通志》呈送给御览，宋神宗对此非常重视，亲自为该书提名《资治通鉴》，取“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之意。

《资治通鉴》编撰过程

《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是多卷本编年体史书，从表面看，《资治通鉴》是奉诏编纂，设局修成，似乎也是一部官修的史书。其实不然。自唐代确立史馆制度以后，修史分成二途:官修与私撰。官修史书成书快，卷轶大，但质量差，缺乏创新精神和独到见解。私撰作品便于发挥个人的创见，成一家之言，常有较高的质量。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要收集整理各种资料，又是越来越难以胜任。司马光的置局修《资治通鉴》，是把私人修史和史馆修史相结合，取长去短。得以利用国家的人力、物力和图书资料作修史之用，具备了史馆修史的种种方便条件，但却没有监修的牵制和干涉。

司马光组织的修史局里有“编集”‘(主编)，有“同修”(编辑)，有“检阅文字”(校对)，有书吏等等。主编就是司马光，刘恕、刘攽、范祖禹任同修，作为他的主要助手。这三人的政治观点同司马光一样，又都笃好史学，有很高的史学造诣。《宋史》记载：

刘恕“笃好史学，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末，纪传之外至私记杂说，无所不览，上下数千载间，巨微之事，如指诸掌。 司马光编次《资治通鉴》，英宗命自择馆阁英才共修之，光对曰:‘馆阁文学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得而知者，唯刘恕耳。’即召为局僚，遇史率纷错难治者，辄以诱恕‘，恕于魏晋以后事，参证差谬，最为精详。”

刘恕博闻强记，自《史记》以下诸史，旁及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对《通鉴》的讨论编次，用力最多。刘攽“效刘恕、所著书百卷，尤邃史学。作《东汉刊误》，为人所称。”负责汉史。范祖禹“从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在洛十五年，不事进取。书成，先荐为秘书省正字。”著有《唐鉴》等书，“而《唐鉴》深明唐三百年治乱，学者尊之，目为‘唐鉴公’云。”负责唐史。最后由司马光总其大成。可见，司马光的修书局同一般的史馆不同，是志同道合的集体，工作能力很强的著史班底。

同时，制定有一套良好的编纂方法，分工明确，人尽其长，充分发挥了集体修史的作用。

南宋李点说:“臣窃闻司马光之作《资治通鉴》也，先使僚属采披异闻，以年、月、日为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唐三百年，范祖禹实掌之。光谓祖禹：‘长编宁失于繁，无失于略。’当时祖禹所修长编盖六百余卷，光细删之止十卷，今《资治通鉴·唐纪》自一百八十五卷至二百六十五卷是也。”

由此可见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的步骤，是先由助手们收集各种资料，按年、月、日的顺序排列起来，叫做“丛目”，然后再对这些史料进行整理考订，写成初步的稿本叫做“长编”。司马光要求“长编宁失于繁，无失于略”，以便进一步修改，做到由粗到精，由繁到简地组织材料。这是一种科学的编篆方法。丛目和长编的制作，“汉史则刘攽，魏晋南北朝史则刘恕，唐史则范祖禹。各因其所长属之，皆天下之选也。”所以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也认为：“《资治通鉴》之成书，盖得人焉。”

司马光充分发挥了主编者、定稿人的重要作用。对助手们制成的长编进行考异、删削，润色、加工，并在他认为适当的地方，以“臣光曰：”的形式加以评论，说明他对历史事件的看法以及应当吸取的经验教训。这就使来源于各种不同时代、不同人手的史料，能够熔铸于一炉，贯穿在一起，成为一家之书。刘恕之子刘羲仲在《通鉴问疑》中曾说：“先人在书局，止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 在编撰过程中司马光甚至把自己关在地下室里，和副手一块工作。《资治通鉴》前后共耗时十九年，编成之时，司马光已从在朝堂上唇枪舌剑据理力争的铮铮文人，变成了一个牙齿脱落，双眼模糊，身体佝偻的六十多岁的老人。

成书以后的事

元丰七年书成，司马光携全书呈给神宗，赵顼对书非常重视，在每编首尾都盖上了睿思殿图章，并亲自做序。司马光离开京城后，由于太后、皇后的干涉，神宗对变法产生了疑虑，改革派内部也发生了分裂，神宗开始有意无意得听取他人意见，对王安石不再言听计从。熙宁九年，王安石因家中变故辞去相位，随后彻底放弃了政务。失去了新旧两党支持的神宗成了孤家寡人，他重新启用了旧党的官员，一边平衡两派势力，一边独自坚持改革。这次动荡之后，神宗改年号“元丰”，接下来的改革由他亲自操刀，采用更为强硬的手段，基本建立起有效的中央集权，一举改善了长久以来的冗官冗兵现象。元丰八年，由于对西夏战事失利，神宗备受打击，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大臣劝其立储，这位胸怀大志的皇帝只能无奈的答应，并在四月一日带着遗憾离开人世。人亡政息，哲宗即位后，皇太后召司马光主政，数月间，新党被罢黜，新法尽废。

(图注：宋哲宗御容)

(图注：哲宗奶奶，也“女中尧舜”之称的高太后)

宋代以后，由于时局的不同，人们对司马光的评价也时褒时贬，但从当时宋朝人的角度看，司马光的地位非常崇高，《宋史》记载元丰八年司马光回京执政途中景象时这么写道：“所至，民遮道聚观，马至不得行，曰:‘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人们簇拥以至于车马无法前进，百姓们都劝他：不要回洛阳了，留到皇帝身边当宰相，救救百姓吧。）京城百姓为了观看司马光的丰采，许多人竟爬树登屋窥瞰，以至“屋瓦为之碎，树枝为之折。其得人心如此”。司马光死后，京城人罢市往吊，“胃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归葬陕州时，“哭者如哭其私亲。” 司马光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的是忠臣贤相、正人君子、儒家正统的角色，在个人品质上也值得称道，他的政治主张偏重于平和，和王安石疾风骤雨的行为作风正好矛盾，但司马光并不会因为政见不合而攻击王安石，相反二人经常在私下里偶有交往。并且司马光的执政理念更容易被当时的百姓接收，因此深受百姓的爱戴，在朝廷中德高望重，被大多数人拥护。

在看待司马光的时候，不能单纯的以守旧派视之，他说所以编撰《资治通鉴》是因为：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此书虽为封建统治所做，但其价值并不局限于“统治技术”，他不仅为后人研究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提供了参考，而且它的主题涉及仁、义、礼、智、信各个方面，提倡爱民，爱国，善政，是一部值得人反复研读的历史巨著。

资治通鉴的历史价值

我国历代均设置有史官，分为起居注史官和史馆史官，前者属于皇帝侍从，平时记录皇帝的言行举止和家事政务，后者专门编纂前朝官方历史。唐以前史官们大多秉持“秉笔直书”的传统。而对于《资治通鉴》，单纯的以据实记载来要求司马光，却不符合现实情况，也不符合司马光的创作目的。

他说：“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撰，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

也就是说《资治通鉴》在内容选材上是重点突出政治斗争的，全书通过分析政权兴替的前因后果，历史事件之间潜在的联系，总结出有利于国家统治和长治久安的历史结论。

基于司马光当时的身份和所处的时代背景，他把伦理、儒学、以及礼教等一套理论捆绑在历史基础上推广宣传。按照现代人观点，司马光这套理论明显违反了历史常识，简单的把国家强盛归功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套礼乐制度上，而把国家灭亡归结于“王德即衰”和“五行相克”。但这是由历史大环境决定的，司马光为北宋统治者服务，需要运用这套理论来告诫帝王和警告世人。但同时司马光对待历史发展还是有自己的看法的，这一方面是基于自己的政治立场，一方面是源于自己对历史的直观经验。

(图注：伟人对《资治通鉴》亦手不释卷批阅之)

当时司马光反对用兵，北宋自太宗朝开始一直处于军事劣势，自太宗太平兴国二年起，与辽国发生了剧烈的摩擦，此后双方多次交战，宋朝败多胜少。真宗时期，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这种用经济换和平的方式，让宋朝获取了暂时的安定，此后由于西夏崛起，宋朝面临新的危机。因此在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与西夏的战与和成为了最为主要的政治议题。而神宗即位后，相继对越南地区和西夏大规模用兵，付出巨大代价，却收效甚微。因此司马光鄙薄汉武帝，这与班固在《后汉书》中褒扬汉武帝的评价截然相反。究其原因，东汉时班家一门忠烈，经略西域，自然提倡武功，并且东汉为西汉的后继，站在刘氏王朝的角度上评价自然也会偏向于褒扬。司马光看到的却是历年征战除了劳民伤财之外没有取得大的成效，而且主张变法的神宗和王安石对西夏战事持支持态度，司马光为时政计即劝导帝王的角度对汉武的穷兵黩武表示反对和批驳也就不奇怪了。

为讽刺王安石的新法，对于王莽，司马光也大做文章，称其：“莽性躁扰，不能无为，每有所造兴，动欲慕古，不度时宜，制度又不定，吏缘为奸，天下嗷嗷，陷刑者众。”归根结底王莽作为篡位者，在伦理上就被司马光所鄙视，而且王莽改制虽然出发点是好的，取得了一点成效，但其弊端直接导致了新朝的覆灭。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赞扬那些忠臣和抵抗外族的将领，比如刘琨，却对开疆拓土的将领比如霍去病，避而不谈。

除此之外，司马光对历史的大部分观点还是值得认可的，他谈论东汉灭亡提出东汉的政治变动分为三个阶段，光武中兴和明章之治为第一阶段，曰：“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瓷也。”和帝至桓帝之间为第二阶段，曰：“政治虽浊而风俗不衰。”桓灵以后为第三阶段，曰：“遂使乘舆播越，宗庙丘墟，王室荡覆，熏民徐炭，大命陨绝，不可复救。”再以唐朝宦官乱政为例，曰：“宦官之祸，始于明皇，盛于肃、代，成于德宗，极于昭宗。”这些精准独到的总结体现了司马光高屋建瓴的历史眼光，也为后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尺度标准。

古代的史书中，大部分的史书读起来都寡淡无味，仅《史记》、《后汉书》、《三国志》等寥寥数本值得一读，大部分要么太过庞杂，如《旧唐书》。有的又太过简略如欧阳修的《新唐书》和《新五代史》。而《资治通鉴》行文优美，阅读流畅，人物特色鲜明，史事逻辑清晰，环环相扣，引人入胜。对于原史书中记载得好的，司马光偶尔会全文节录下来，对于名家点评，他也会选择一些附在一旁。

如李愬雪夜袭蔡州，平吴元济一事，如果把《通鉴》和《新唐书》对照，即可看出司马光的手笔。《新唐书》说：“师夜起……出文城栅，令曰:‘引而东”。到了《资治通鉴》司马光的叙述却是：“……军出，不知所之，愬曰:‘但东行！”《通鉴》说明了下令的缘由“但东行”把当时战争的紧迫气氛和李愬的果断决心都描绘了出来。李愬夜里偷入蔡州，《新唐书》的文字是：“李佑等坎墉先登，众从之，杀门者，发关，留持拆传夜自如。”来看《资治通鉴》的描述：“李佑、李忠义攫其城，为坎以先登，壮士从之，守门卒方熟寐，尽杀之，而留击析者，使击拆如故。遂开门纳众，及里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觉。”《新唐书》的文字简略，情节被删掉，夜袭的氛围也没有写出来。《资治通鉴》写得层次分明，从攻外城到里城，环环相扣。《资治通鉴》在写李愬入蔡州前，加了一段：“自吴少诚拒命，官军不至蔡州城下三十余年，故蔡人不为备。”揭示了李愬夜袭蔡州能取得成功的缘由。高明史家写史不但要叙史事经过，而且在行文中让读者理会史事发展之趋向。

总结：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一本带有个人色彩和政治目的的鸿篇巨制，这与他的时代背景和个人立场有关，但并不能否认此书的历史价值，从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一生所追求的儒道，而且在他的引领下拨开历史迷雾，重新看待宋朝以前的中国历史变迁，并从中得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毛主席床头也总是放着一套《资治通鉴》常手不释卷批阅之，据他老人家对孟锦云说，这套294卷的大部头，他读了整整一十七遍。甲午年冬，他曾对历史学家吴晗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皆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图注：《资治通鉴》批阅版各地新华书店有售)

为什么是宋朝的司马光写出了《资治通鉴》？

谢谢邀请，这个问题有点奇怪，咋一看还真不知道怎么回答，提问措辞有点问题。为什么是司马光写出了《资治通鉴》？没有为什么，首先这些事讲究一个因缘际会，和当时大环境、人文等有很大关系；其次不是司马光写的，他还没那个能耐，是他主持编撰、修订的！

司马光这个人呢，反正我是不太喜欢，为了报复王安石，新政垮台他本人为相后做了一系列荒唐事，甚至包括把神宗时期辛辛苦苦打下的地盘免费送还西夏，不过跟问题不太相关，就不多聊，只是从侧面了解下其人就行，反正执政能力很差，可以说傻。

但奈何文学成就高啊，少年即有神童之名，在文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旧派领袖之一。而大家都知道宋朝文人地位之高是历朝历代都无法比拟的，更何况司马光还是朝堂一把手，所以在此种种条件下，既然编撰《资治通鉴》，司马光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人物。

最初，王安石在位期间，司马光因政见不和，备受排挤，所以司马光无所作为下自请外放清闲职务，期间开始编撰《资治通鉴》雏形——《通志》八卷，后来经过英宗、神宗支持，陆续成稿，耗时十九年才完成，涵盖十六朝一千多年历史。

作为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历史地位重要无比，其工程量也是非常巨大的，用了大量人员协从帮助，其主要实际编撰者是刘恕、刘攽、范祖禹三人，只是最后由司马光润色、审改，再加上倡导者是宰执司马光，所以最后全部归功于司马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