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围困时，被围军队个别人有没有钻出包围圈的可能？

黄维第12兵团在淮海战场的双堆集被全歼后，该兵团很快于1949年5月在江西重建，甚至连第18军和第10军的番号也得以恢复，重建的基础是什么呢？还不就是因为兵团副司令胡琏在从包围圈逃了出去，不仅如此，其实漏网之鱼还包括第18军第18师师长尹俊，以及第12兵团的3000多官兵，所以这不仅仅是“个别人”的问题。

（刘峙剧照）

不妨细算一下，第12兵团从安徽蒙城向淮海战场开进时，共有官兵12万余人（欠一个师，也被歼灭），但是我中原野战军的战报显示，双堆集战役共俘虏第12兵团官兵46000余人、毙伤46000余人，起义5500余人、投诚3300余人，粗略计算消灭敌人的总数只有105000人。因此去掉失踪人员和存在的空额，确实有几千人漏网，这也是大兵团大地域作战中难免出现的情况。

1948年12月15日的夜里，中野和华野对双堆集的最后总攻已经开始，第12兵团司令黄维、副司令胡琏、副司令兼第85军军长吴绍周分乘三辆坦克突围，最终黄维和吴绍周的坦克抛锚，被我军生俘，而胡琏则一路狂奔逃了出去，一直跑到仍然在蒋军控制下的河南信阳，转武汉回南京。在深夜里的黄淮大地上，再严密的包围圈也会有漏洞，何况要消灭的是整整10万大军。

至于第12兵团的几千漏网士兵，一部分是真的逃出去了，一部分是被俘后因为种种原因被我军释放的，因为参加解放军是自愿的，不愿意的基本发放路费回老家，其中少数思想顽固者，拿着路费仍然跑到江南，最后被蒋军收容。胡琏就是以这批官兵为基干，去江西南城组建了“第二编练司令部”，强征和补充大批新兵后，又拉起了两个军的建制，随后改编为新的第12兵团，这一回，狐狸倒是真当上了兵团司令。

我军发起渡江战役后，胡琏率部经赣南逃入广东潮汕地区，在此地再次大肆抓丁，使第12兵团扩充到40000余人，最终由海上撤出。期间第三野战军发起金厦战役，胡琏奉命率12兵团增援金门，才酿成了大祸，否则单凭金门岛上原有的李良荣第22兵团那点兵力，早就被三野28军全歼了。其中土木系老本的第18军建制恢复的非常彻底，连11师第31团、33团的这样的老番号都恢复了。

（黄维兵团剧照）

除此之外，在碾庄包围圈中，第七兵团第25军副军长杨廷宴也逃了出去，正是他埋的黄百韬尸体，也带出了黄百韬死前的“三不解”，至于怎么逃出去的到现在也没弄清楚。而在最后的陈官庄包围圈中，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被俘，第二兵团邱清泉毙命，但是第十三兵团司令李弥、第十六兵团司令孙元良都逃出去了，从过程看，他们俩都是先被俘，然后在俘虏押送过程中趁乱溜掉，因为身份没有暴露。

孙元良后来去四川又重建第十六兵团，我军挺进大西南时该兵团在副司令的率领下起义，孙元良坐飞机逃掉了。李弥则奉命去云南重建第8军，这支部队还曾经反扑过昆明起义，最后在二野部队的追击下出逃境外。所以这都说明，在广袤的战场上，个别人和部分人溜出包围圈是完全可能的，尤其是胡琏的脱逃，让三野指战员殊为遗憾。

（杜聿明剧照）

乃至于陈官庄包围圈里已经是重建过后的第74军，尽管军长邱维达被俘，但仍然有部分官兵逃脱，并于不久以后在浙江重建该军（第二次重建了），最后一任军长是抗日时期第74军第58师的步兵指挥官劳冠英（黄埔五期）。他后来因为作战不力遭到扣押审判，在其报告中可窥第74军重建情况的一二：

“原七十四军徐蚌会战后，职在元月二十日奉命恢复，于四月二十九日仅发到步枪二千三百一十枝，美式自动步枪二百一十枝，连原有步枪不足三千枝，步枪每枝配弹一百发，自动步枪一百六十发，以当时官兵人数配携，尚有徒手兵甚多，何有多余武器抛弃”？注意看：尚有徒手兵甚多，说明第74军在淮海战场上也是溜掉一批人的。

（胡琏剧照）

军队围困时，被围军队个别人有没有钻出包围圈的可能？

我讲一个抗日时期发生在我家乡的一次包围战。在抗战时期，我的家乡平原县是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主要活动区域，当时叫做“鲁西三地区”。在1942年农历腊月十二，阳历是1943年1月17日。当时三地区区委和相邻县的一些八路在平原县东边不远的张士府村开会，主要是传达当时由延安发出的“党政军一元化”政策，鲁北各县区的领导几乎都来了，由三地区的区队和各县的大队、小队负责保护，总共有一千多人，主要集结在以张士府为中心的各个村庄中。在事后看来，这次集结是及其错误的，为日军一举全歼八路创造了条件。

张士府及其附近的村庄，这些村庄的名字一直都没有改变。

果不其然，这么大的调动不可能滴水不漏，八路集中开会的消息早就被日本人得知。这天一大早，从附近的惠民、德州、禹城、临邑、陵县等地，几乎是四面八方由二百多辆汽车载来了八千多名日军，向张士府村赶来。而包围圈中的八路对日军的调动一无所知，还以为是常规的扫荡，还想着像以前那样化整为零，能够趁着日军全面包围圈形成之前突围出去。但是日军一开始就是为了全歼鲁西北抗日根据地而来的，利用卡车机械化行动，迅速调动部队，构筑大合围格局，里三层外三层的把以张士府村为中心方圆不足五华里的地区层层包围。

抗日英雄纪念碑

我们那里叫做平原县，全县境内都是大平原，无遮无挡。当年见证了这场战斗的老人回忆说，这天早晨一出门，就可以看到、听到前后左右四面八方的村子都是枪炮不断，硝烟滚滚，日本鬼子哇啦哇啦的喊叫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到处都是。日军的策略就是铁壁合围，层层压缩，把土八路像赶鸭子一样集中在一起再加以消灭。包围圈中不光是八路军，还有四面八方被挤压过来的老百姓。原来日军为了防止八路混在老百姓中逃跑，把所到之处沿路的百姓都驱逐进包围圈，不足五华里的范围内迅速挤进了四五千人，拖家带口的老百姓多数还牵着牲口，大人哭孩子闹，再加上牲口的吼叫，简直就是一幅地狱图景。

战斗打响的时候，县大队的副队长刘振南带着县大队的人向西边突围，在日军的包围圈中杀出一条血路，竟然冲了出去，这也是这次战斗唯一的成建制突围成功的部队。大队长周金生和队部的其他人员并没有跟随县大队活动，而是驻扎在南边的宋家寨村，刚出村就被日本鬼子赌在了村外坑道内。当年根据地的人们为了躲避公路上巡逻的日本鬼子，在各个村庄之间挖掘了像战壕一样的交通沟，互相联络、紧急撤离都通过这种交通沟。周金生大队长发现许多民众都被堵在沟里，原来有一段因为村民偷懒没有挖通，沟外面就是乱飞的机枪子弹，老百姓都不敢跑了。周金生扔了几颗手榴弹，喊了一声，乡亲们不要在这里等死，都跑啊！大家一窝蜂的跑出去，他趁乱也跑出来，躲在一座阁楼里得以逃脱。可怜大多数人都死在机枪之下。

张士府属于平原三区，当时的三区长李仁卿带着区队的人和一部分老百姓向西边隔壁村的郝庄方向突围，在郝庄的西边发现有三千多百姓被日军的火力压在一片洼地里动都不敢动。他是本地的干部，常年活动在附近，亲不亲家乡人啊，李区长当即决定带领三区小队就地阻击日军，掩护这三千多人转移。可是往哪里转移啊，到处都是日军的膏药旗。区小队开火后，日军的火力迅速向此处集中，几十人的区小队很快融化在炮火中，李区长不知所踪，剩下的队员退回张士府隔壁的胡家窑村。

这时候原本驻扎在其他村庄的独立二营，三区和八区区队、九连、十一连机枪班和禹城县大队等部队都被压缩到了胡家窑和张士府两村之间。八区区小队绝不坐以待毙，率先向东南方向猛突，准备先突破到宋家寨村，三区队副队长任金贵带领剩下的队员和独立二营一起向北边的孙四麻村突围，十一连机枪班的战士掩护大家突围，十二个人牺牲了十一个，然而也无法撕开日军包围圈的口子。独立二营和三区区队几乎全军覆没，只有零星人员倒在了死人堆里靠装死躲过一劫。包围上来的日军在四面八方架起了机枪，对着被压缩在胡家窑村北洼地里的数千军民持续开火，瞬时间尸横遍野，血水横流，老百姓像没头苍蝇一样四散奔逃，可以无论往哪里跑都躲不开日本鬼子的子弹。

是役，除部分分区部队与县区武装人员成功突围外，平原县三地区队170余人殉难，九连仅剩30多人，独立二营也死伤惨重，100多人阵亡，三地区副队长任金贵、教导员于殿珠、禹城县大队队长段尔达、教导员李品先等300余名干部战士为国捐躯，壮烈牺牲。地方干部、民兵牺牲四百多人，被打死打伤的老百姓根本就无从统计了。当天下午，日军退去，幸存的老百姓从又聚集起来，卸下门板，把惨死的亲人抬走埋葬，可谓户户缟素，家家悲嚎。

军队围困时，被围军队个别人有没有钻出包围圈的可能？

1、一切都有可能。

2、一是看是不是小股部队，被包围突围的可能性较少。

3、若是大部队，突围的可能性较大，挂一漏万，机会也是多。

4、突围的时候，也要看地形，平原部队被包围，突围的机会较少。山地部队被包围，突围的可能性较大，一是居高临下，二是地势复杂，漏洞较多。

5、突围的时候，也要看防御的面积，面积越小，机会越少。面积越大，机会越大。

6、突围的时候，也要看时机，夜晚突围比白天相对容易一些。

7、突围的时候，也要掌握包围者弱点，比如部队之间的结合部，容易穿插出去。

8、当然掩护重要人物或者主力部队突围，可以声东击西。

9、突围的时候，小股部队也可以乔装打扮，混水摸鱼。

10、在水面被围，也可以潜水突围。

总之，突围能否成功，也要看指挥员的战斗决心，必胜信念，灵活的战术应用，部队的机动能力，现代化装备应用，立体战争的配合，还有些许的运气成份！

军队围困时，被围军队个别人有没有钻出包围圈的可能？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其实军事作战中，除了极少数围城战，比如长春围困战，一般的野战包围圈都是不严密的。

以20多万日军合围南京来说，最终南京的8万多守军中，也有一半以上突围。

按照谭道平的统计，在南京保卫战之中，突围成功的没有受伤的国军官兵为4.5万人（包括一些从国际安全区最后成功脱离并归建的官兵）。

可见，在一面是长江，三面是日寇围攻的情况下，仍然可以突围出去一半以上，更别说个别人了。

对于野战的包围圈，尤其是敌人忙着进攻而不是围困，小股部队还是很容易突围的。

这是因为敌人的部队，通常是团和团之间，都会存在一定的空间，属于部队的结合部。

因敌人忙于进攻，对于零星逃出的官兵其实并不重视。

因为他们的任务多是攻城略地，占领城镇就是胜利，而不是打死多少敌人，这也是日军的特点。

尤其是如果是中国人在中国打仗，由于在本国本土，又有老百姓的支持和引路，个别突围不困难。

还是以南京为例，其实南京城虽不大，但南京郊区面积辽阔，而且地形复杂，丘陵密布、河汊纵横。即便是在日寇眼皮底下，相距几十米，利用负责地形掩护，借助夜色，连排规模的国军部队其实也可以突围。

日军即便直接攻城部队有十多万，想要将南京这么大的郊区围的水泄不通，压根是不可能的。

比较难突围的就是长春围困战这种模式，外面里三层外三层的封锁圈，有大量铁丝网、地雷和火力点，不要说军队，就算老百姓也很难逃出去。

能够从长春出去的老百姓，基本都是八路军放行的。如果军队不放行，你就出不去。

所以，这种情况下，个别士兵只能穿着便服，混入老百姓中，借此出城。

但这种长期围困战，在中国还是比较罕见的。

军队围困时，被围军队个别人有没有钻出包围圈的可能？

刘伯承元帅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打突围战，’皮猴子‘数第一’。‘皮猴子’是开国中将皮定均，他以’善于突围’闻名，是我军赫赫有名的‘突围专家’，他和他的部队曾几次被敌重兵围困，但都被他‘闪展腾挪’顺利突围，而且带出来的也不是个别人——成建制的把部队带出来才叫厉害。

1945年2月，豫西抗日独立支队司令员皮定均率领的支队部和特务连200余人，被豫西七个县的七千多名日伪军围困在王山。敌人完成合围后，形成了五层围兵，头一层是日军，后四层是伪军。被敌人重兵合围，历来为兵家大忌，因为一旦形成这种态势，被围军队的生存希望极为渺茫。

但皮定均却并不这么认为，他甚至在敌人完成合围之前，还把在外面活动的35团400余人召回到包围圈内与他会合。这样，皮定均率600余人的部队，要突出敌人的五层包围圈。

按照皮定均的命令，部队撤到了离王山山顶只有一里远的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村庄内，到此，已经退无可退了，山顶那边也是逼近的敌人。面对万分危急的情况，许多战士不免心惊肉跳。

皮定均却不慌不忙，他说：‘当敌人刚把网张开时，你跳出去他很容易变化，得教他收，收到把‘扫荡’的给养耗得差不多了，人也快被挤成个坨坨了，我们再往外跳，叫他收一个空网，这样，他再想织一张新包围网，没吃没喝的，很难了！跳出包围网，即不能早，也不能晚，要恰到时候’。

入夜，600余人的队伍向着敌人密密麻麻的篝火走去，皮定均带着几个侦查员走在前面，而为他们带路的是一位牛倌——这一招是跟刘伯承师长学的，当年，刘师长就是借助一位羊倌，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牛倌领着他们走的突围路线，确是一条捷径——贴着山脊走，寻找敌人的疏漏之处。一路上，险象环生，步步惊心，当走到距离最近一堆篝火的一个岗哨时，相距只有十余步远，哨兵发现他们后，连声喝问：‘干什么的’——他根本想不到，会有人大摇大摆的突围。

‘买煤的’！侦查连连长沉着的回应，哨兵没等反应过来，已被绕过去的侦察连战士解决了……。

就这样，绕来绕去，到次日凌晨时分，600余人的队伍一枪没放，人不知鬼不觉的穿过了五道封锁线。

听起来似乎些神乎其神，但皮定均就有这个能耐，兵不血刃的突出了敌人的重兵合围。中原突围时，之所以让皮定均率‘皮旅’佯装主力吸引敌人，掩护大部队突围，不是没有道理的，皮定均在突围方面的功力，少人能比。

王山突围后，皮定均说：‘要突围，其实不难，一要选好时机，二要选好路线，三要巧妙，不要让敌人发现，有了这三条，什么包围都能突破‘。其实，说起来容易，但在实际战斗中哪有那么简单，生死存亡之际，一招不慎，就会导致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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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围困时，被围军队个别人有没有钻出包围圈的可能？

「原创首发」机动野战中，绝少发生真正被全歼的战例。

孟良崮战役结束，华野统计毙、俘74师官兵19000人，与编制不符。于是重新打扫战场，发现弹尽粮绝坐在山坳里的一个旅7000人，如果当时粗心，这个旅就会逃出生天。

此战师长张灵甫、副师长蔡仁杰、参谋长王重之、旅长卢醒等一众高官被击毙，其余被俘，但三旅六团中有四个团长、部分官兵跑了出去。

国共双方在几十、几百平方公里范围的大会战环境下，中小型部队要跑掉并非难事，屡屡发生，野战所定义的全歼是指主力被消灭，无法顾及小股、个体的逃亡。

图为济南战役时北上徐州的国军主力。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黄百韬第7兵团共10万余人从新安镇撤往碾庄，碾庄有既设国防工事，方圆10余里，与徐州直线距离为100里，华野在徐州与碾庄之间建立了阻援阵地。

上图表明，自徐州郊区至大许家已经成为巨大战场，面积达数百平方公里（大许家至碾庄为10里）双方犬牙交错，约有70余万部队在此作战。

碾庄作战是典型的村落争夺战，双方重兵都围绕在一个个村落内外，村与村之间的区域存在很多无人关注的盲点。危急时刻，黄百韬与杨宴庭等率卫队从村落间盲点区域往外跑。

后来负伤的黄百韬不愿再走，拔枪自尽。杨宴庭与卫士埋了黄百韬后逃了出来，遇到徐州救援部队而脱险。

战后华野战报统计，共毙、伤、俘第7兵团官兵近10万人，比编制少了数千人。这些人多为乘夜色和混乱中脱离战场的。

双堆集战役最后阶段，司令官黄维决定突围，与副司令胡链分乘两辆坦克南逃。黄维因坦克熄火而被俘；胡链一路狂奔，坦克油尽后继续步行，遇到了包围圈外的兵团独立骑兵旅而获救。

随即胡琏收拢残兵，陆陆续续聚起几千跑出来的官兵，并以此为基础成立编练司令部，作为重建12兵团的班底，在后来金门战役中，该部还是具有战斗力的。

更绝的是陈官庄战役中，国军13兵团司令官李弥反向而逃，从华野包围圈北面逃往青岛。一路上几乎没有受到盘查，谁也想不到他会选择经解放区逃跑。

解放军押解国军俘虏，双方军服几乎没有明显区别。

普通人对合围战的理解：攻方将守方团团围住、水泄不通，这种战术只能发生在小型战斗里。对于战役规模的合围战，是切断对方主要退路、补给及援军联系。

苏德战场的基辅合围战，中央集团军群先遣战斗群与南方集团军群在苏军后方会师，即宣告基辅合围圈形成。双方的突围与反突围作战，仅发生在几个关键点，其余为分割歼灭战。

当苏军不能有效突破德军防御，打通补给与救援道路，就注定了被围歼结局。同时在数千平方公里的战场上，有不少苏军在包围圈薄弱环节突了出去。

作为师、军、集团军规模的部队，不可能扎堆挤在一起，需要将部队分散出去，执行各种作战任务和交替掩护；守卫侧翼；交通线、补给站的留守。

如中野合围黄维兵团作战中，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围死。只是挡住了黄维兵团东北方向宿县的进攻路线、向西撤回蒙城的路线、向东南李延年、刘汝明方向靠拢的路线。

黄维兵团齐装满员有38个团，合围圈里不过22个团，兵团独立骑兵旅等部队都在包围圈外作战，只是与大局无碍而已。所以说大型战争中做不到真正意义的全歼。

一是战场面积过大，双方部队呈环形接触或纵列行进，没有分布在四处，会出现大量盲点与空隙。一方容易从田野、树林、溪涧和战斗缝隙逃脱。

二是双方衣服、武器、语言相同，尤其军服只相差有无帽徽和领章，很难识别，夜晚尤甚。逃离战场遇到关卡、对方后续部队时，比较容易蒙混过关。

三是大型作战时对战斗目的非常清晰，如攻占阵地、围歼主力等，对于小股部队逃脱并不会很在意。有时候适当放松缺口，使敌方放弃抵抗意志，以免困兽尤斗。

国军处于进攻和坚守时，是有相当战斗力的。很多部队是崩溃在撤退之时：大家争先恐后逃命，几乎完全失去战斗力。如黄百韬西渡运河，第7兵团损失了近一半兵力。

第四，机动野战中，战场变化很快，没有时间从容打扫战场，就要转进或者投入下一场战斗。在执行作战任务的部队，看见小股逃散敌军，常常会视而不见。

第五，由于大多数士兵都是农民，当兵只是为了吃粮或者是被抓丁，一旦战事激烈，很多人就会借机逃跑（开小差），离家乡越近逃跑概率越高。这种借夜色、地形逃跑，难以抓捕。

小说中的古代围城战，经常描述派一员猛将夜晚突出敌营，跑去搬救兵的故事，其实这大可不必，派个普通信使就能实现，因为有两个因素：

一是攻方即使数倍、十倍于守方，夜晚也不敢在城下扎营，至少要十里开外。万一守军反攻、夜袭，攻方因没有预警时间，会导致大溃。

二是攻方不可能将兵力分散，将城市完全包围，这样攻方就完全失去战斗和机动能力。如同三国时夷陵之战，“连营七十里，安能拒敌焉”。

攻方只能结成几个大营作为出发阵地，至于大营间的空旷地带，只能派出斥候、巡路部队游动。守方信使凭借对地形、道路的熟悉，很容易跑出去。

大型作战中，战场局势瞬息万变，如果通讯不畅、交通切断，小型部队经常得不到最新的作战指令，以及迷失道路。这种时候容易失散，只能依靠自己判断方向，与主力汇合。

所以交战双方都会在卡点、路口设置收容所，帮助失散、撤离的部队联络主力，指出行进方向和最新集结点。

淮海战役后，由于国军已无力坚守江淮，徐州序列各兵团在长江以南设置收容所，收拢、集结败退官兵，并以这些败退官兵为基础重建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