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这样的行为在指挥权上是否存在矛盾？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究竟是怎么回事，看看李典、马谡、志愿军的做法与不同结局，应该不难发现这种行为在指挥权上是否存在矛盾。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在官渡之战中，曹操大胜袁绍后，又准备攻打袁谭、袁尚驻守的黎阳，因此命令屯军安民城的裨将军李典和谋士程昱负责用船筏输送军粮。

当时，袁尚派魏郡太守高蕃领军驻扎河流上游，已阻断水道运输线路。曹操得知后，便下令李典、程昱：“若船不得过，下从陆道。”意思是说，如果水路被阻，就从陆路运粮。

但是，李典又发现高蕃的部队不但装备较差，而且因为身处上游军心懈怠。他同将士们商量后认为：“如果突然袭击高蕃的部队，会有出其不意的效果，一定可以击败敌军。而且军队打败不应受到朝廷制约，只要有利于国家，也可以灵活决定。”对此，程昱也是较为认可。因此，李典迅速出兵，攻打高蕃的部队，并一举将其击溃，完全打通了水上的便捷运粮通道。

其实，这也就是典型的“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行为，只是事后曹操不但未对李典处罚，反而还给予了嘉奖。但是，如果李典攻打高蕃失败，“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为行是否又会变成抗命不遵的处罚理由。

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曹魏时，突袭魏军据守的祁山，陇右的南安、天水和安定三郡相继反魏附蜀，关中震动。为此，魏明帝曹睿派大将张郃总督各路军马出兵街亭(今甘肃秦安东北)，以解祁山之危。当时，诸葛亮力排众议，重用马谡为街亭主将、王平为副将，要求他们于街亭险要处当道扎寨，阻截张郃，为蜀军开辟祁山根据地争取时间。

可是，马谡到了街亮后，不听王平再三相劝，放弃街亭险要当道于不用，反而将部队驻扎于南山之上。结果，马谡部队被张郃大军团团围困，断绝水源，进而造成军心溃散，大败而回。

这时，马谡的“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行为，自然也就成了不遵军令，成为大败的祸首，因此被诸葛亮挥泪斩首，以明军纪。假如，马谡的“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行为大败了张郃，是否会成为用兵如神的经典，诸葛亮还会斩杀他吗？

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命令各部安全撤收。但是，60军却将“运走伤员之后再行撤收”的命令，误解为“60军需要掩护全兵团伤员运走后再撤收”，并命令180师负责阻击敌军，掩护兵团伤员全部转运。不久，180师便陷入了孤军奋战的危局，但是全体指战员依旧死战不撤。其实，师长郑其贵也曾数次向军部上报伤亡战况，得到的答复却是等待突围命令。结果，等到突围命令下达时，180师全体指战员几乎全部战死，伤亡人数高达到了7644人，成为志愿军入朝作战以来的最大损失。

表面看，师长郑其贵“执行命令过于死板”，但是他却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作风发挥的淋漓尽致。假如，每逢战争，各军将领都有“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想法，又谈何团队精神，岂不成了一团散沙。

所以，“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行为，说他在指挥权上是否存在矛盾，是不能用是或否来简单界定，因为这句话也是个“政治用语”，无论从那方面来说都有道理。胜了，说你用兵灵活；败了，说你不遵军令；有猜忌了，又以此来进行约束。但是，若单纯以战场而论，这句话适合于在外独立领军的主将，而不适合于配合团队作战的其他将领，也不适宜于后方不明战争实情的指手画脚，更不可成为相互攻讦的“政治借口”。反之，将成为了相互牵制的“绊马索”，损伤了自己，便宜了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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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这样的行为在指挥权上是否存在矛盾？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出自《孙子兵法.》九变篇。“途有所不经,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由,君命有所不受”。这句话的重点就在于“有所”两字。它给“不受”限定了范围。既善于用兵的大将应具有根据战场形势，“在不违反战略目标”的前提下，随机应变，临机处置的能力。而不是一些一知半解的“网吹”笔下的动辄“抗命”“违令”取胜云云！英明的主帅都有给麾下将领一定的审时度势临机处置权力的胸怀度量。这一点在人民解放军的统帅和将领之间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经典故事也是层出不穷。统帅专权疑心太重不行，属下龇毛撅腚不服从领导更不行。这就是《孙子兵法》中包含的辩证法。在充分理解的前提下，它是不矛盾的。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这样的行为在指挥权上是否存在矛盾？

并不矛盾，和这句话类似的还有一句，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其实这两句话说的是同一个意思。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任何一个微小的事件，都有可能影响战争结果的走向，而这些稍纵即逝的战机，只有亲临一线的指挥员才能捕捉到，并加以利用。如果事事都要请示之后再做决定，那将陷入处处被动的境地。下面就以毛主席和粟裕将军为例来说明“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必要性。

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曾几次赋予粟裕军事指挥权，给了粟裕极大的发挥空间，让他能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而赢得战争的胜利。

1947 年3月，国民党调集24个整编师(军)、60个旅，共45万人，对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华东野战军则在山东集中有9个步兵纵队和一个特种兵纵队，约27万余人，对付来犯之敌。敌我双方兵力悬殊过大，只能在运动战中寻找时机歼敌。

5月10日，陈毅、粟裕得悉汤恩伯第一兵团的第七军和整编第四十八师先头部队进占了苗家区、界湖，并有续犯沂水的消息。该敌位于第一兵团之最右翼，比较暴露，便于分割围歼，因此，陈、粟决定以3个纵队的兵力视机打援。但是，作战命令下达后，粟裕依然在反复考量，最后仍然认为这两部敌军不是理想的打击目标，因此，一面进行作战的准备，一面密切观察战场的形势，寻找更合适的战机。

5月11日，新的战机出现了，敌第一兵团张灵甫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孤军突进，沿垛庄、桃墟地区进攻坦埠，企图乘隙占领沂水至蒙阴公路，截断华野主力退路。粟裕立即提出了新的作战方案：不打第七军和整编第四十八师，改打中路强敌整编第七十四师。迅速就近调集几个强有力的部队，以“猛虎掏心”的战法，以中央突破对付敌人的中央突破，从敌人战斗队形的中央楔入，切断对我威胁最大的中路先锋整编第七十四师与其友邻的联系，将整编第七十四师全部干净消灭掉。

5 月 12 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的电报，指示：“敌五军、十一师、七十四师均已前进。你们须聚精会神选择比较好打之一路，不失时机发起歼击。究打何路最好，由你们当机决策，立付施行，我们不遥制。”

在得到自主指挥权后，粟裕决定打张灵甫的整编第七十四师，最终将其消灭在孟良崮。

1946 年豫东战役中，原本中央军委会议决定，消灭国民党军整编第5军邱清泉部。国民党军在获悉华野的意图后，迅速调集重兵，企图以邱清泉部拖住华野主力，然后在鲁西南与华野主力决战。而邱清泉部的整编第5军是国民党的五大王牌之一，战斗力极为强悍，邱清泉又有“邱疯子”之称，如果不能迅速拿下邱清泉部，而形成胶着态势，那将对我军极为不利。

粟裕审时度势，权衡利害，实行“先打开封，后打援敌”的作战方案，决定放开邱清泉部，而去攻打兵力薄弱的开封。粟裕将这一部署调整上报给了毛泽东，很快就收到了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的来电：“完全同意十六日午时电部署。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并特别指示：“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要请示。”

从 6 月 17 日到 22日，华野全歼守敌 3 万人，并在阻援方向歼敌 1 万人，取得了豫东战役第一阶段的胜利，成为整个豫东战役的转折点。

1948 年 8 月济南战役前夕，粟裕提出“攻济打援”的方案，当时陈毅已调到中原工作。中共中央决定，陈毅在华野的党政军职务由粟裕代理。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致许世友的电报中强调指出，“这次作战部署是根据军委指示决定的”，并在指令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担负攻

城集团指挥重任的同时，再次重申“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

济南战役经过八昼夜的激战，歼敌 10万余人。山东全境除青岛及鲁西南边沿地区有国民党少数据点外, 均获解放。

1948 年9 月 24 日，济南战役尚未结束，粟裕就向中央建议发起淮海战役。中央军委同意了粟裕的方案，并决定在11月8日晚夜间发起攻击。但是，11月6日，粟裕发现国民党军正在向徐州收缩靠拢，然后再图向淮河一线撤退。战机稍纵即逝，于是，粟裕根据变化了的敌情，当机立断，决定把淮海战役的发起时间提前两天，即由 11 月8 日晚改为 11 月 6 日夜间发起攻击，而这时已经来不及向中央军委请示了，只能先斩后奏。

11月 7 日，中央军委的复电：“完全同意鱼（6 日） 戌电所述攻击部署，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但将战况及意见每日或每两日或每三日报告一次。”

正是粟裕提前两天发动攻击，才没让国民党主力撤离，最后赢得淮海战役的巨大胜利。

从上述事例中可以看出，战场形势变化只在须臾之间，战机稍纵即逝，一线指战员根据战场实际情况调整部署，而优秀的统帅也会适时将权力下放，不缚住手脚，其目的都是为了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与指挥权问题不矛盾。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这样的行为在指挥权上是否存在矛盾？

李云龙同志的亲身遭遇已经用事实告诉大家，这是个伪命题！八路军总部给新一团下达的命令是：在772团的接应下从俞家岭方向突围，李大脑袋团长根据战场情况临机决断，全团向当面之敌发起反冲锋，从日军坂田联队的正面突出。战斗确实起到了出敌不意的奇效，新一团胜利地全身而退，但是结果呢？不但没有嘉奖，李团长云龙还被下放到边区被服厂绣花。

将在外，军令也必须接受，这是现代战争的指挥原则，这句话的原语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所特指的是古代战争中，受限于交通和通讯水平的低下，领兵在外的将领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手中部队的作战方式和具体行动，因为请示是来不及的。就算是什么600里加急甚至800里加急，皇帝的军事命令也会姗姗来迟，而战场形势是瞬息万变的。

但是无线电和有线通讯的普及，已经使这一现象得到根本扭转，军事统帅可以第一时间掌握战场实际情况和下达相应的作战命令，如果将领们再拒不接受，那军事指挥体系不就乱套了？八路军副总指挥处罚李云龙之前说的明白：“战场抗命这个毛病惯不得”。新一团虽然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但是对军事指挥的权威性造成了破坏，孰轻孰重不言而喻。

解放战争期间，美国军事顾问团曾经不无尖刻的评论到：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不同，在于他不能乘坐飞机与手下的将领们会面。言外之意，毛主席只需要在延安的窑洞里，就可以通过电文指挥全国战局，并且重大指示和命令都会得到贯彻执行，而蒋介石虽然飞来飞去召开现场军事会议，但是将领们却经常阳奉阴违，这就是根本性的差距。

实事求是地说，蒋介石的战略眼光勉强还算可以，但是军事指挥能力实在拙劣，偏又酷爱越级指挥甚至直接干涉作战一线的布署，朝令夕改，经常给他的黄埔将领们带来巨大的困扰，“微操大师”的名号即来源于此。它同时造成的一个恶果是，前线嫡系将领只服从于蒋介石本人的电令，而对直接上级或者是战区统帅的命令置若罔闻，从而使蒋军的作战指挥体系混乱的一塌糊涂。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杜聿明在南京已经成功说服蒋介石，放弃徐州放弃黄维，由他亲率徐州的三个兵团迅速南撤至淮河南岸待机，再寻找机会北上解救第12兵团。杜聿明飞回徐州，秘密率领邱清泉、李弥和孙元良的30万人马南撤，华东野战军一度措手不及。然而12月3日逃至孟集（非陈官庄）时，却接到了空投而来的蒋介石亲笔信，以十分严厉的口气命令他折返救援黄维兵团，再次朝令夕改。

杜聿明的第一个念头是不执行这个愚蠢的命令，按原计划继续向永城方向撤退，但是少倾便犹豫起来，他后来回忆道：“万一沿途遭到截击，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又不能照预定计划解黄维之围，蒋介石势必迁怒于我，将淮海失败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我，这样，我战亦死，不战亦死”，无奈之下，他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召集三个兵团司令官商议，以便“集体承担责任”。

杜聿明首先传阅蒋的亲笔信，然后说：“我们敢于负责就走，不敢负责就打，这是全军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慎重”，主力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认为亲笔信措词严厉，只有打了。于是杜聿明集团在南撤三天之后，又掉头向西北方向攻击前进，试图向黄维兵团靠拢，终被华东野战军截击并完成战术合围，1948年12月6日，几个军头再次碰面商量下一步行动方案。

第十六兵团司令孙元良认为救援黄维既不现实也无可能：“再战下去前途不乐观，现在突围尚有可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目前只有请主任（杜兼任徐州剿总前进指挥所主任）当机立断，才可拯救大军”，进攻受阻的邱清泉转而支持：良公的见解高明，而李弥则表态：“请主任决定，我照命令办”，三个司令一个比一个贼。

杜聿明懊恼不已，如果三天前这几位兵团司令支持“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理念，不顾黄维兵团而全速南撤，那就不是眼下的处境了，至少可以保全住这三个兵团的主力，现在如果掉头突围，不仅违抗了命令，也未必能保全部队，根本无法向蒋介石交待。在几个兵团司令的力劝下，杜聿明还是下达了全军分散突围至阜阳集中的命令，然而突围行动甫一开始，孙元良兵团就几乎全军覆灭，于是杜聿明再转攻为守坐困陈官庄，直至一个月后全军覆灭。

与之鲜明对照的是，西柏坡只决定大的战略，并要求各战略区不折不扣地执行，而对具体战术行为从不过分干涉，淮海战役期间曾经专电总前委：“紧急情况下，你们可临机决断，不必请示”。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这样的行为在指挥权上是否存在矛盾？

前一段时间播了一个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也就是《伟大的转折》，主要是讲遵义会议。这个过程众所周知，都很熟悉。但在毛主席争取博古他们的过程中，博古，凯丰个李德这些人手里最大的尚方宝剑就是，中央红军向西突围，到湘鄂西去和二六军团汇合，这是共产国际同意了的。

对当时的中央红军来说，这就是军令，博古，凯丰和李德这些人就是坚持必须要服从这个命令，而主席他们则认为这是自投罗网，不能去，这就是要抗命。最后的结果众所周知，在经过了一番斗争之后，红军还是放弃了北进湘鄂西的计划，转而向贵州进攻，打乱了敌人的围剿计划，改变了长征以来被敌人追着打的被动局面。

在这个电视剧中，有一个片段给人印象很深刻。当主席提出不能再北上自投罗网的时候，李德说，你这是要违背共产国际的指示，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你要对共产国际负责。主席则反唇相讥，如果北上导致红军陷入敌人包围圈，全军覆没，中国革命彻底失败，你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吗？博古才无话可说了。

将在外，军令是不是不受，这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看。既不能说盲目服从命令就好，也不能说经常性抗命就好，都是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分析的。在古代，之所以经常会出现这句话，是因为交通和通讯不便，统帅部遥控指挥多有不便，所以只能由前线将领根据战场形势临机应变处理。

而在现在交通和通讯条件非常发达的情况下，这就没有多大问题了，统帅部会根据全盘局势的需要，对前线发出指示，调整或要求前线部队的任务，而前线将领则需要根据战场形势和自身承担的战略任务来进行具体部署，有时候也会需要临机调整。总的原则是，前线的调整要有利于达成自身所承担的战略任务，在不违背这个目标的前提下，可以进行调整。

所以，在淮海战役前，中央对华东和中原两个战场的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陈帅调中野管后勤，华野交给粟裕军政一肩挑，并且明确表示了“我们不遥制”，表示对粟裕的军事指挥能力完全信任，让他放手去打。而粟裕在提议由中野首长统一指挥后，中野首长也明确表示，我们可以负责指挥，但是我们的通讯设备比较落后，怕影响战局，可以由粟裕相机处置，不必事事请示。

而在辽沈战役究竟是先打锦州，还是先发长春的问题上，中央个东总出现了分歧，东总过于谨慎，中央担心先打长春会打草惊蛇，导致沈阳和锦州的三十多万国军退入关内，和华北国军汇合，影响下一步作战，坚持要求先打锦州。东总首长考虑再三，最后还是没有用“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理由拒绝先打锦州的命令，这才有了攻下锦州，关门打狗的局面。

实际上，按照现在党史军史研究的成果来说，在长征过程中，其实共产国际并不完全支持博古这些人的意图，尤其是在中央红军的电台坏了之后，已经无法及时与共产国际联系，这为主席在遵义会议之前的通道会议上说服博古和李德转兵贵州提供了方便。其实，当时如果共产国际能够及时了解红军面临的严峻形势，肯定也不会同意博古李德他们继续北上自投罗网的意见。

话反过来说，这种牵扯到不同战略区之间的协同配合作战的情况，如果双方不能及时通报自己的情况，一方突然改变行动方向，那就会对另一方的行动造成很大的麻烦，乃至陷入困境。比如中央红军原计划去湘鄂西与二六军团汇合，那么二六军团就要在湘鄂西一带等待接应中央红军。中央红军和二六军团之间当时也联系不上，中央红军就直接改变方向，二六军团就白等了。好在当时二六军团周围并没有敌人重兵集团围困，重心都在追击中央红军上，所以二六军团并没有遭受太大损失。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这样的行为在指挥权上是否存在矛盾？

原话是“君命有所不受”，和本题所问意思基本相同。从古至今，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所以这样的行为只适用于极特殊的情况下，并且战场主将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是胜则无奖，败要担责。因此除非有极大的把握，否则一般不会有人以身犯险。这句话大家耳熟能详，喊得也是震天响，但最终敢做的人，其实微乎其微，少之又少。

1948年2月，毛泽东电告林彪准备率军攻打锦州，以实现对东北之敌“关门打狗”的战略。但林彪认为锦州有15万重兵把守，城防坚固，不但不易攻取，而且有陷入敌人重围的危险。相反，长春守敌较弱，且便于集结兵力，所以认为打长春为上策，所以他无视命令，按兵不动，一心琢磨打长春。

到4月中旬，林彪发电请示攻打长春，这让毛泽东雷霆震怒，大为不满，后在周恩来的劝说下，才勉强同意林彪的想法，让他放手一试。

结果林彪围着长春打了十余天，却进展不大，精于算计的他，最终在没有绝对胜算的情况下，又电请改变作战方案，用部分兵力继续围困长春，大部队去攻打锦州。从而结束了这少有的一次不成功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尴尬经历。

1940年，叶飞率新四军挺进纵队对日伪军打了一场胜仗，之后到苏北郭村休整，但却遭到当地鲁苏皖游击总部的挑衅驱离，虽然敌众我寡，力量悬殊，但叶飞决定在郭村实施保卫战，但报告到了陈毅处被否。

陈毅认为一方面过于危险，另一方面着眼共同抗日大局，不宜武力相向。并且连发三封电报，命令叶飞撤退。但叶飞主意已定，冒着失败担责的危险，决心用这一仗换取新四军在苏北的立脚点。

他随后复电陈毅，坚持保卫郭村。接到电报后，陈毅气得跳脚大骂，一面组织部队增援郭村，一面动身亲自前往郭村坐镇。

面对着多出自己十几倍兵力的敌人，郭村保卫战过程一波三折，颇有戏剧性，最后经过多方的努力，偷袭的偷袭，起义的起义，叶飞硬是奇迹般的把这场战斗打赢了。

这场战斗的胜利，具有很高的战略意义，为新四军站稳苏北打下了基础。陈毅到来后，气得那叫一个心花怒放。

叶飞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精髓发挥到了极致。

所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在指挥权上并无矛盾，重要的是结果。只是对于战场主将来说，应用起来是极不容易的，实施起来，要见机行事，根据具体情况，执行自己的作战方案，并要为后果负责，因此具有极大的风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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