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中，为什么唐朝北方的军队有好好的大唐盛世不过，却愿意跟着安禄山反叛？

安史之乱背后的胡汉分裂，主要还是两个维度的问题：

一、募兵制造成的军事体系与中央朝廷的脱离，军阀本质的形成。

二、胡人被汉人统治多年，当失去了文治武功齐全的皇帝镇压时，胡人的侵略属性再次爆发。

自宋代以来，关于安史之乱的爆发根源，募兵制已经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其实募兵制未必是不好的，若是在战争时期，一致对外的情况下，募兵制所打造出来的军队战斗力更强，因为军人职业化了，未必会比府兵制更差，而府兵制，就是关陇集团统治中原的一种强大制度，自西魏以来，中原政权高度的战斗力，就是来自于此。

府兵制的组成很简单，各级统领不细讲，阶级并不复杂，特点是在于府兵制之下，中央对士卒的控制能力和价值观的灌输。

府兵制之下，士兵既是农夫，也是士兵，具体是什么，要看是在打仗还是和平盛世。

而这样制度下的士兵，要经常到“府”去报道，再具体一点，中央朝廷会不定时地下达命令，以保证士兵们内心对中央政府的忠诚。

所以府兵制时代，没有军阀的趁虚而入，士兵们的凝聚力也很强。

不过再好的制度，一旦失去了外部压力，都会变质。

府兵制并非永恒安全的，一旦常年没有战事，士兵们的战斗力会退化，价值甚至都会受到影响，其实这个问题，开元年间已经暴露无疑了，这也是“募兵制”形成的根源。

而募兵制，就很简单了，那就是中央朝廷给予地方节度使权力，让他们自行“募集”士兵，这些士兵就成为了职业化的存在，若是让他们背诵爱国诗词，他们可能一概不懂，他们只知道，给钱就能卖命。

最致命的还不是这个，而是唐玄宗彻底放开了地方的“军政财”权限，让地方节度使自治地方，朝廷对其的约束极少，如同虚设，唐玄宗敢这样干，还是因为哥舒翰、高仙芝等人给予他的错觉，胡人很忠诚于汉人，可问题是，安禄山不是这类人。

唐玄宗的自信，让安禄山有了可乘之机。

如果安禄山是真的忠诚，那么他自然会以三镇的财富来为大唐招募军队，而后灌输爱国爱皇帝的观念，并且任劳任怨地为唐玄宗守卫边疆，可安禄山真的这样做的话，他图啥？

安禄山自己都深思熟虑过，他这样做，没什么好处捞得着，他祖上不是什么凌烟阁功臣，没受过唐朝皇帝的恩赐，他没有必要保持忠诚，既然唐玄宗自己作死，他也不能放过这个机会。

然后安禄山，就拿着当地的税收，开始养“私兵”。

彼时唐朝已经征服内外，以前李世民时代，是因为有大敌环绕，士兵们自觉形成团结的使命感和凝聚力，可问题来了，当敌人都成为了自己人，这种大融合的背后，注定又是一场关系的轮回，正如那句：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无法发展，那就是内卷，安禄山招募的私兵们，也是这样类型的人物，他们没有什么国恨家仇，纯粹就是找工作，成为了节度使士兵，要是下令起兵造反，拿多一点工资，这好像也不是不行。

安禄山讨好唐玄宗，讨好李林甫，刚刚好，又是唐玄宗玩帝王心术打击能臣的阶段，安禄山就拿着节度使所可以收集起来的粮食和财富来招募军队，而安禄山是什么人？

他就是胡人，拉拢的首先也是胡人。

不过大唐还有一个诡异的地方在于，唐太宗所定下的民族策略，一部分胡人和汉人的地位是相等的，奴隶地位的仅仅是昆仑奴还有少部分人数极少的胡人部落罢了，这就导致了，在大唐国内，有一些汉人，混得不如胡人。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与其说安禄山拉拢的是胡人，更不如说，安禄山拉拢的，乃是在大唐不得意的人，从士兵到将领，不得意的人聚成一个集团，他们有汉人，有胡人，谁给奶吃谁就是娘，因此忠诚于安禄山。

强大的帝国内卷，造成这种现象是必然的，因为开元盛世，本质上也是一个国家财富利益已经均分的局面了，武则天打击门阀，扶持士卒，但是随着国家发展，有能力的人又自觉形成门阀，有门阀就会有不公，有不公，就会有暴动。

所以募兵制本身并不是错，错在于唐玄宗的疏忽，甚至说唐玄宗作死，不知道唐玄宗是打心底里信得过安禄山，还是年纪大反应慢了，竟敢把军政财大权都给一个地方节度使，这就是把刀子放人家手上，赌人家捅不捅他。

再者来说，也别把跟着安禄山造反的军队看作是跟着大唐吃香喝辣的军队，他们都是一群社会失败的人，正是因为跟着大唐混没前途，这才造反的，如果所有胡人都像哥舒翰、高仙芝等人一样被汉人敬重，他们为什么要造反？

说完了募兵制，再将第二个维度，“胡汉”纷争的延续。

胡汉纷争，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话题了。

南北朝时期，胡汉大交融，让胡汉矛盾逐渐缓解，甚至胡汉融合，胡人和汉人，经过一两个世纪的交融，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了。

所以宇文泰缔造了一个胡汉融合的利益集团，而后集团内部又通婚，这就导致了，隋唐这两个汉人皇朝，多多少少又有点草原混血。

但胡汉矛盾消失了吗？

并没有。

在大唐，胡汉应该如此区分。

被汉化过的胡人，其实就是汉人，而没有被汉化过的，南北朝时代以来的“草原原住民”，他们才是正儿八经的胡人。

安禄山掀起安史之乱，哪一个民族跟风跟得最凶？

那就是一直跟大唐都有摩擦的契丹民族，那个时候，契丹还是部落社会，没有耶律阿保机，没有什么汉化，虽然不至于茹毛饮血，但是野性很强，和高仙芝这一些出口成章的胡人比，简直是两个世界的物种。

武则天屠杀大唐皇室的时候，契丹人就进攻过大唐，唐太宗李世民时期，太宗手下悍将如云，第二梯次的侯君集都能长途跋涉灭国打仗，当时的大唐是很可怕的，无人不服，这种臣服，有着打心底里的，也有一些是表里不一的。

唐太宗尽了最大的努力，也就是改革国内制度，容纳胡人来大唐内部读书、经商、生活，却没有发展基建和地方机构到胡人的地盘，这就导致了有一些胡人走出去后，再也不回来了，而留在当地的胡人，一直都是很落后的状态。

随着唐太宗逝去，唐高宗皇权旁落，武则天又搞内部瓦解，那些没有受过大唐恩赐的胡人开始蠢蠢欲动，因为他们的环境一样很差，天冷死人，开春淹人，有上顿没下顿，中原的富庶，他们也很向往。

所以这种命运就重复了，匈奴为什么进攻中原，五胡为什么乱华，他们就是同样的理由，进攻大唐，草原民族很多时候并不是版图欲望太强盛，是真的为了找一个温暖的地方活下去。

刚刚好的是，大唐此时正是一个盛世昏君的状态，唐玄宗沉醉在自己的盛世大业中，不可自拔，开始变得昏庸，这个期间，汉人和胡人的冲突升级，胡人的利益被一再侵占，这种胡汉的矛盾已经到达了极点。

安史之乱爆发的导火索就是安禄山看出了唐玄宗的昏庸，他换位思考，大唐此时完全是一个骨肉分离的状态，大唐的肉，饱满让人垂延欲滴，而大唐的骨，也就是唐玄宗、此时已经不再紧贴着肉，只要安禄山取代唐玄宗成为骨，那么盛世他也能拥有。

开元盛世，越到后期，就因为唐玄宗对一众能臣的排斥开始变得没有核心竞争力了，唐玄宗不是唐太宗那样的人物，文治武功让万族信服，让游牧酋长自愿为李世民自杀殉葬，唐玄宗集合了以前亡国之君的特点，也创造出了专属于他的特点。

因此，范阳骑兵，二十万的游牧部众完成集结，震惊世人的叛乱，不是没有前因后果的，假若唐玄宗不松懈于天下，又怎么可能给了安禄山可乘之机呢。

事实上，安史之乱后，便是割据的局面，整一个大唐中后期，就是文臣武将忠诚度不断下降的一个过程，一直到五代前夕，大唐皇帝的威严威望正式用尽。

安禄山也没想到，自己能够起兵，本质上是社会和思想的巨变，关系的巨变，唐玄宗守不住的，他更加守不住，大唐被分裂，不是他安禄山看准了唐玄宗昏庸，想要取而代之的偶然结果，而是大唐发展到这一步，总会有打破阶级壁垒的人群崛起的结果。

而从社会的发展来讲，安史之乱又是合理的。

正如生物不能没有代谢，周期一到，新的会来，旧的消失，这是恒常的规律，大唐盛世不可能福泽每一个人，也不可能满足每一个人的欲望，只要是欲望和得到不匹配，那么就会有战乱。

假若安禄山和郭子仪一样，只做一个忠诚的节度使，如此便满足了，那么游牧民族只待在自己的草原上休养生息，那么这一切不都是不会发生了吗？

可若真的如此，社会便不会进步了。

本文原创自“纪元的尾声”

安史之乱中，为什么唐朝北方的军队有好好的大唐盛世不过，却愿意跟着安禄山反叛？

关于安禄山造反，近代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有这么一段话：

安禄山的势力，是唐室用中国财富豢养成的胡兵团。此种胡兵团，只朘吸了唐室的膏血，并没有受到唐室的教育。他们一旦羽翼成长，自然要扑到唐室的内地来。

但实际上，安史之乱的叛军，是由各个民族的将士组成，其中的汉人也占了极大比重。身在盛世，这些大唐军人为什么会跟随安禄山反叛朝廷？

首先跟那时的军制有关系：府兵制的崩溃、募兵制的崛起，由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变成将领拥有私兵。

从南北朝时期的西魏、北周，再到隋朝、初唐，它们在这两方面高度一致：关陇贵族、府兵制。

所谓关陇贵族，是近代提出的概念，指的是宇文泰创立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体系。这二十大家族，是其后100年中原王朝的实际统治集团，隋朝杨氏出自十二大将军、李唐王朝出身于八柱国。

而这一体系，是与府兵制直接挂钩的。全国各地设立兵府，其中的军人就是府兵；府兵并不是专业军人，而是“兵农合一”——他们平时是在家耕地的农民，农闲时期由专业军官带领进行训练；一旦遇到战事，就自备武器、马匹等一众物资前去兵府报到，其后随军出征。在初唐，他们每年还要轮番前去皇宫宿卫。

这一制度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朝廷保证他们名下有地、有家有业，而且作战还有机会加官进爵、获得封赏，其爱国心、责任感自然爆棚。初唐时横行东亚的大唐军队，就是由这群老实巴交的老百姓组成的。而且平时将、兵是分开，几乎彻底杜绝了武将拥兵自重的情况。

唐太宗李世民时期，大唐奉行主动出击、扼敌于萌芽之中的战略，那时的唐军队伍精干、名将济济、装备精良、效率极高，府兵总有轮休的机会；

到了唐高宗时期，大唐周边战事频繁、战线拉长，由以前的突袭战变成拉锯战，府兵作战周期延长，轮换期被拉长；

武则天时，对外用兵极少，府兵制度逐渐崩坏，甚至很多府兵死亡、逃跑后，官府都不能及时清点；

到了唐玄宗初期，鉴于府兵人手不足的现状，他采用宰相张说的建议，以招募方式挑选宿卫禁军，后来改名为“彍骑”。同时，由于当时大唐四处征战，戍边的府兵旷日持久耗在边疆、处境困苦；由于制度日渐腐败，还出现了军人被边将当成苦力、奴仆的情况，如此一来，大量应当充当府兵的百姓纷纷逃亡，各地的兵府已经组织不起足够兵员。

因此，到了公元749年，李隆基全面停止府兵制，大规模推行募兵制，军人成了一名专门的职业。盛产精兵良将的地方，除了尚武的关中等中原地区外，那些弓马娴熟、骁勇善战的少数民族百姓，也纷纷投入到这个行当。因此，当时的北方边镇唐军，几乎都是汉、蕃混杂的。

同时，在之前，边镇的统帅大多不允许连任，保持频繁更换，而且还有机会调进朝廷，以此杜绝将、兵勾结；

到了开元年间，李隆基致力于开疆拓土、“有吞四夷之志”，为了避免频繁换将带来的战斗力下降，边将甚至十多年都不更换；

而到了天宝年间，李林甫为了断绝边将入朝为相之路，大量推荐蕃将担任节度使（胡人基本不具备当宰相的素质；而且朝里没靠山，不会拉帮结派），哥舒翰、安禄山、高仙芝、安思顺等大量少数民族将领纷纷担任了节度使，安禄山甚至一人身兼三节度。

就这样，原本的将、兵分离制度，到现在演变成了稳定的上下级关系；同时，为了便于节度使能够整合、调动各项资源打仗，唐王朝赋予了他们更多的权力：“节度使多兼按察、安抚、度支诸使，土地、人民、甲兵、财富皆有之”（钱穆），节度使实际上已经成了一方的土皇帝，拥有财政、军事、人事等各项权利。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节度使几乎拥有对下属军人的提拔、奖惩等一切权力；人心都是很现实的，有奶便是娘、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军人逐渐向“私有化”的趋势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来讲，那时的节度使是否忠诚，除了要靠唐王朝的笼络、管理外，节度使本人的观念就极其关键。不过，当时的大部分蕃将，比如哥舒翰、高仙芝、安思顺、王思礼等，要么出自勋贵家族，要么是军人世家，汉化程度较高，头脑中的忠君爱国思想较为浓厚，而且权力有限，并没什么不轨的心思。

但一人身兼三大节度的安禄山，可谓是这个体系中的BUG。

安禄山出身低贱，他和史思明都生于营州柳城这个多民族杂居的边地。长大后，他在边镇从事类似于中介、翻译的业务，不仅能够掌握六门少数民族语言，更在常年的摸爬滚打中形成了善于揣摩、精于投机倒把的性格特点。

随后的安禄山由于盗窃差点被时任范阳节度使张守珪处死，但他成功用豪言壮语引起了对方的好奇，其后成了唐军的一名侦察兵。他靠着自己对边境的熟悉、对各族语言的掌握以及骁勇的性格，立下无数战功，并被张守珪收为养子、成了一名将军。

安禄山真正飞黄腾达，源于他攀上了李林甫这棵大树。在这位权臣的帮助下，安禄山充分发挥自己察言观色、揣摩人心、投机倒把等方面的能耐，一步步成了李隆基身前的当红炸子鸡，不仅身兼三大节度使，甚至还破天荒的被封为异姓王。

但这种没文化、没道德的人，权力越大、危害就越恐怖。常年觐见李隆基的经历，让他越来越觊觎中原的繁华、骄奢淫逸，对边镇的困苦、寒冷环境越发不满；随着权位越高，他的不轨之心也越发强烈。

造反首先需要队伍，情商极高的安禄山，拉拢人心特别有一套：

他有识人、用人的眼力，而且提拔人才不拘一格，安守忠、李归仁、蔡希德、牛庭玠、向润客、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这些后来安史之乱中的悍将，都时安禄山亲自从基层将士中提拔起来的；

他发挥自己出身胡人、精通多种胡语的优势，刻意拉拢各少数民族将士，甚至还收养了8000名同罗、奚、契丹等各族骁勇为养子，命名为“曳落河”；

早年的中介生涯，形成了安禄山出众的经商头脑，他暗地里派出大量胡商前去各地做生意，每年盈利可观“岁输财百万”，这就为他准备物资装备、收买人心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安禄山几乎把手下镇兵变成了自己“安家军”。

公元754年，安禄山向朝廷请示：“我手下将士常年讨伐奚、契丹、九姓胡、同罗等，功勋卓著，望陛下能够越级封官赏赐，请准备好委任状，由我统一发给他们。”

李隆基大手一挥，给了2500张人名空白的委任状，安禄山大肆提拔亲信，进一步坚定了将士们跟随他的信心。

公元755年8-10月，安禄山在跟亲信们敲定谋反细节后，多次宴请士卒、厉兵秣马；随后他伪造圣旨，召来主要将领宣布：“皇上有密诏，让我率兵入朝，讨伐逆贼杨国忠。”众人当然知道这是啥意思，他们目瞪口呆，但无人敢出言反对。

11月，安禄山率领麾下平卢、范阳、河东三镇军队，以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各族士兵，共十五万人，在蓟城南门检阅誓师，随后大举南下。

对于这一场景，史称“步骑精锐，烟尘千里，鼓噪震地”，《长恨歌》更加传神：“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100多年没经历过战争的中原地区，瞬间由歌舞升平沦为人间地狱，将大唐王朝拦腰打断的安史之乱正式爆发。

叛军士兵固然可恨，但身在乱世，小人物并没有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既是安禄山这种没有节操的野心家，更是李隆基、李林甫、杨国忠等庙堂之中的弄权者。

安史之乱中，为什么唐朝北方的军队有好好的大唐盛世不过，却愿意跟着安禄山反叛？

估计有些人会觉得，安禄山造反，是因为部下都是番族军队，对唐朝朝廷不够忠诚的原因。

但实际上安禄山的叛军集团确实有数十个民族的武人构成，但汉人也一点都不少，甚至还是造反的主力。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评书《薛刚反唐》中薛刚的原型薛嵩，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之孙，范阳节度使薛楚玉之子。根正苗红的开国元勋之后，居然也参加了安史叛军。还好后来找机会又归顺了。

从安史乱军的士兵构成来看, 既有少数民族人, 也有汉族人。如张通儒屯守在长安的10万人中, 多数是奚人。 张献诚所率的万余人多数是由汉族人组成的团练兵。 李庭望在东袭宁陵、襄邑时, 率领“ 蕃、汉二万余人” 。安禄山攻取河北后, “ 郡置防兵三千, 杂以胡兵镇之” 。

在整个唐朝初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府兵制，简单的来说就是国家免费发给你田地，甚至还发耕牛和农具，你家则需要耕种，缴税，以及派男丁服兵役来回报。如果你在战争中立功，可以用军功换取田地。

府兵制下人民其实是过的非常苦的，很多史料记载唐朝初期政治清明，治安很好，其实原因是人民忙于服兵役，每个人的生活完全被朝廷控制着。不过好歹如果朝廷真能兑现田地，农民至少还活得下去。

但是今天我们都知道，朝廷政府这东西，如果缺乏外界监督，那么再好的政策肯定执行不下去，唐太宗的时代还可以，到了唐高宗接任时，已经出现了不少军人发现获得的军功得不了奖励，只是个名义而已。

不但得不到赏赐，府兵们还发现自己成了兵部的奴仆，经常被命令去做一些额外的工作，虽然法令说这些建立了功勋的士兵地位和公卿并列，但实际上却连小吏都不如。于是府兵们逐渐失去了对朝廷的信心，出现大规模逃亡。

这个过程，无论是唐高宗，武则天。。唐朝前期的君主，基本都无法阻止，也就是说唐朝衰亡的根源，是从唐朝初年就开始的。府兵制和后世明朝的卫所制度一样，其实都是短时间有用，但会随着时间进展不断退化的。

最后的解决方法，就是募兵制。

唐玄宗后期边军的两大骨干是安禄山的东北军和哥舒翰的西北军，前者有18 万兵力，后者有15 万兵力。基本都是募兵制。

募兵制会带来几个大问题:第一，必须给士兵发工资了。

唐朝募兵的费用很大部分来自地方财政，对普通的北方士兵来说，他们的衣食来源都来自于安禄山，自然是知安禄山不知朝廷，跟着造反也是没有选择的。

第二个问题是兵为将有，谁给饭吃就听谁的，这个问题实际一直到民国都是如此，在建立现在的财政体系之前，永远存在。

安史之乱中，为什么唐朝北方的军队有好好的大唐盛世不过，却愿意跟着安禄山反叛？

电影《妖猫传》中，宴会最高潮的片段，是唐玄宗和爱将安禄山君臣合作，一人披发击鼓、一人挥刀起舞，展现出的是一幅张力十足的画面。

真实的历史，两人的关系也大体如此，玄宗和安禄山在音乐歌舞上极有共鸣。但玄宗绝对想不到，眼前这个体态肥硕，但跳起舞来却很灵活的大胖子，会在未来断送自己一手缔造的开元盛世！

安史之乱，猛地给了唐帝国腰斩的一刀，此后唐朝虽然还存在，但却从此进入了由盛转衰的中晚期，藩镇割据、宦官干政、外敌入侵接乱不断，再也不复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辉煌。

因此，在关注安禄山这个点燃火药桶的罪魁祸首的同时，还需细究开元盛世繁华之下潜藏的危机，才能对这场对唐帝国影响深远的叛乱，建立起全面深入的认识。

如果非要给安史之乱找责任人，那么除了安禄山、史思明等叛军将领外，还有一个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就是主政大唐帝国的玄宗！

玄宗曾经是一位明君。从武则天退位到玄宗登基这段期间，帝国高层内部发生了神龙政变、韦后之祸、太平公主动乱等多次震荡，极大地损伤了朝廷的元气，致使吏治混乱、人心惶惶。

而在拨乱反正，将国家重新导入正轨的过程中，玄宗的作用很大，所以才能撇开嫡长子继承制的游戏规则，越过大哥登上太子的宝座，并且很快在父亲唐睿宗李旦的禅让下，顺利接管整个帝国。初登大宝玄宗他雄心勃勃，决心带领大唐重现当年的荣光。

政治上，玄宗改革以往臃肿的权力机构，对吏治进行了整治，提高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重用贤臣，修订律法；经济上打击豪门士族，解放劳动力，打击佛教势力，大力发展农业；军事上对兵制进行改革，在边境地区大力发展屯田，扩张疆域。

如此努力数年，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国力空前强盛，社会经济极度繁荣，开放包容、八方来朝，因年号为“开元”，史称“开元盛世”。这样的成就，足以让任何一位皇帝为之骄傲自豪。

更离奇的是，玄宗竟然不顾礼法，和儿媳妇寿王妃杨玉环谈起了恋爱，在搞了一出太真娘子出家的把戏后，正式将他接入后宫封为贵妃。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玄宗对杨家大肆封赏，杨贵妃的大姐封为韩国夫人，三姐封为虢国夫人，八姐封为秦国夫人，兄弟们也都有爵位。杨家的发迹，居然带动了唐朝民间“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的社会风气！

每年冬天，玄宗带着杨贵妃去华清宫过冬，杨氏三姐妹也随行。她们的马车上“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下数十万贯”，如果骑马，则竞购名马，“以黄金为衔”。

结果谁为此买单？还不是大唐百姓嘛！

玄宗、杨氏一族及其他权贵消耗的是民脂民膏，当时的情形，就像杜甫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统治阶层有多快乐，底层百姓就有多凄惨。再加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当道，朝政腐败，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化。

以上，是玄宗后期政局的整体大环境。朝廷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

唐朝初年，采用的军制是府兵制，其特点是兵农合一，平时是耕种土地的农民，农隙训练，战时从军打仗，参战武器和马匹自备。但由于土地兼并日渐严重，府兵养不活自己，平时还被上级将领侵吞财物，因此无人愿当府兵，到玄宗时期不得不改为采用募兵制。

尤其设立节度使制度之后，这些人名为节度使、实为军阀，其权力越来越大，“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朝廷再想节制可就难了。

到天宝元年，边军达到49万之多，占全国军队总数八成以上。而且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仅安禄山所掌范阳等三镇就有15万人。而中央军不仅数量少，质量也比不上，中原已经一百来年没打过仗，平时毫无作战准备，打起仗来猝不及防、不堪一击。

所以，北方军队愿意跟着安禄山作乱，一是因为大唐的繁华和他们似乎没有太大关系，二是因为在玄宗的纵容、忽视之下，地方割据势力早已形成，边军对朝廷没多少认同感，只忠于统领自己的将领。

安史之乱中，为什么唐朝北方的军队有好好的大唐盛世不过，却愿意跟着安禄山反叛？

安史之乱时，渔阳鼙鼓动起来，安禄山一声令下，范阳等地的“大唐将士”纷纷调转枪口，直扑中原。

当时的大唐，虽出了不少问题，但总体上仍处于盛世。为何这些军人放着“好日子不过”，非要跟着造反呢？

对于当时的大唐军人来说，有没有好日子过，完全取决于节度使。

初唐时，大唐是府兵制。将士们“出则为兵，入则为民”，都是有一亩三分地，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自耕农。

开战时，各折冲府的府兵奉命集结，朝廷派遣将领指挥。

战后，将领该回朝当官的回朝当官，士兵们该回家种地的回家种地，各自过各自的好日子。士兵以后的日子过得好不好，主要看种地的能力和运气。

可是，随着经济发展，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被破坏，府兵制也就瓦解了，大唐将士逐渐以募兵为主。

所谓募兵，就是职业军人，升迁荣辱，甚至全家生计，都要仰仗将领。

如此，士兵们跟将领之间，形成了人身依附关系，是“兵为将有”。

对于士兵来说，有没有好日过，就要看将领的了。

当然，造反毕竟是杀头的事，如果没有什么希望，那管什么人身依附不依附的，都不会去送死。

所以，尽管有许多朝代都实行募兵制，比如东汉、魏、晋，以及后世的两宋，但也没有经常捅出这么大篓子。

这是因为，不论实行何种兵制，朝廷都有一套控制、防范地方军队的系统。

1、内重外轻。

不管你外面是募兵还是征兵，只要朝廷直接掌握的军队占据绝对优势，地方一般不敢找死。

以曹魏为例，即使是三国时期，战争频发，但部署于洛阳的中军依然占据绝对优势。

所以，尽管司马懿担任过荆州、雍梁的都督，但只有在洛阳政变成功才能成功夺权。

至于后世的两宋就更不必说了，谨慎得令人发指。

2、规范地方军政长官权限。

如果对地方军政权力分配得好，那么，就算地方上的强力人物要造反，也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

还说曹魏。

都督、刺史、将军各有权限。

都督虽权重，但不得过问民政、财政，经济上要靠朝廷，腰杆子硬不起来。

都督虽虽掌军，但没有人事任免权，不能随心所欲安插亲信，排除异己；位权再高，也不能振臂一呼，反了朝廷。

所以，淮南三叛，虽然淮南几位实力派人物都讨厌司马家，但就是联合不起来，只能此起彼伏，被人家各个击破。

可是，唐玄宗大约觉得自己太牛逼了，却不太讲究这些”条条框框“。

或许是为了加强对外战争的”指挥效率“，也或许是因为大唐边疆太远，调度不便，大唐给节度使赋予的权力极大！

节度使不但掌握军队，还掌握民政、财政，有钱、有兵、有粮！

而在人事任免上，尽管节度使需报朝廷，但朝廷基本只”负责签字“，节度使基本上一手遮天。

同时，为了急求边功，他把主要的资源悉数配置于边境，交付于各节度使手中。

天宝年间，天下共57万人，但有49万人跟随各节度使部署于边境，只有8万人由大唐直接控制，部署于内地。

这几乎就是给野心家打招呼：我家大门常打开！

前面谈的，是“有条件”造反。

那么，这些将士造反的“动机”是什么呢？

安禄山集团的成员来源非常复杂，既有胡人，也有汉人，既有出身贫寒者，也有名门之后，其“动机”不可一概而论。

不过，大底可分为3种情况。

1、安禄山真正的死党。

安禄山是枭雄，他识人才，也能笼络人才。

比如，田承嗣，原为卢龙小校，安禄山视察时发现他是个人才，遂大用。

此外，谋臣高尚原本是乞丐，孙孝哲原本是裁缝、李宝臣原本是奚族名人，蔡希德原本是普通士兵，这些人都被安禄山拔于行伍之间。

这些人，无论胡汉，都没有沾过大唐盛世的光，是安禄山把他们从底层提拔起来，对安禄山忠心耿耿。

即使在安史之乱失败后，已经接受大唐安抚的田承嗣，还公然建“四圣庙”，击败安禄山父子及史思明父子，足见安禄山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

2、对杨国忠不满者。

安禄山起兵，打的是诛杀杨国忠的旗号。

杨国忠确实不得人心。

不说安禄山的旧将了，就是曾经安禄山的死对头哥舒翰，在战败被俘后，也请降。

死人堆里打出来的哥舒翰自然不是怕死之人，之所以请降，恐怕是实在受不了唐玄宗、杨国忠！

3、胁从者。

李泌在给唐肃宗献策前，曾分析过安禄山集团的情况。

今独虏将或为之用，中国之人惟高尚等数人，自余皆胁从耳。——《新唐书》

其实，在大多数时候，持明确立场，不惜赴汤蹈火的人物都是少数，大部分人都是随波逐流。

安禄山在造反前，只有高尚等数人秘密商议，起兵前，佯称接到密诏，要讨伐杨国忠，因此，诸将来不及提出任何意见，就服从命令了。

这些人中，有的后来找准机会“反正”。

比如范阳节度副使贾循。他后来就企图“反正”，未成被杀。

此外，颜书法家兄弟也曾短暂“诈降”后又反正。

不过，随波逐流者仍不少。

比如，安禄山攻入洛阳时，数百官员投降，作为“伪官”，等到大唐反攻回来时，又有三百多“伪官”重归大唐···

后世论及安史之乱，多要谈及胡汉矛盾。

其实，安史之乱，并非民族战争。

交战双方，唐军、叛军，其中的胡汉比例差不多。

整场战争中，叛军从来没有提过“七大恨”这样的民族矛盾。

安史之乱后，田承嗣、李希烈等节度使，皆是汉人，有的军队甚至基本以汉人为主，但不照样割据一方，抗拒朝廷吗？

因此，安史之乱、藩镇割据，是中央-地方关系处理不当的结果，与民族矛盾并没有太大关系。

动乱有两种：一种是“逼”出来的。下面的人无法生存，只有造反；一种是“养”出来的。自己作死，主动放弃控制，导致失控。

安史之乱，就是后者。

总之，随着封建经济发展，土地兼并严重，府兵制转变为募兵制，“兵为将有”是当时历史的必然。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地方就一定会“尾大不掉”，更不意味着一定会捅出大篓子。

遗憾的是，在兵制变化后，大唐统治者不即使调整制度，反而一味放任安禄山等人坐大，最终捅出了史诗级的大篓子。

大唐盛世，由此一去不返。

安史之乱中，为什么唐朝北方的军队有好好的大唐盛世不过，却愿意跟着安禄山反叛？

安史之乱中，为什么许多唐朝军队有好好的大唐盛世不过，却愿意跟着安禄山造反？确实这个问题很值得探究，为什么在唐朝的盛世时期，却发生了安史之乱这种规模的内乱？为什么那些军队要造反？可以说这些问题，如果用对安史之乱的传统观点的去看，可能很难理解，但如果从安禄山本人的身份，以及安禄山周边将领和军队的构成来看，恐怕就能看出一些端倪了。安禄山其人其族

关于安史之乱的原因，中国传统的观点还是多数从统治者和人民的矛盾，以及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这个角度来解释，这些年则更多地从安禄山个人和其它唐朝大臣之间的矛盾这个角度解释。当然这些角度也都不无道理，但却很难解释在仍然处在“盛世”阶段的天宝年间，为何安禄山能动员起如此巨量的军队，与其一同发动规模如此之大的叛乱，以至于将整个盛唐在八年之间就打没了呢？

（唐朝壁画里的粟特人，安禄山的真实形象可能和这些人很接近）

所以要解答这个疑问，就得好好看看安禄山是什么人，他周围团结起来的又是什么人，他们究竟为什么愿意和安禄山一起叛乱。当然首先还是得说安禄山是什么人，传统古籍里一般都只是说安禄山是杂胡，混血胡人。但现代通过对敦煌等地的一些粟特文文献进行研究之后，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安禄山是在隋唐时期大量移居中原的粟特人与突厥人的混血，或者是被突厥人收养了的粟特人，其自己的民族认同基本是粟特人。

（粟特人的祖居地）

而粟特人则是中亚地区一个说伊朗语族语言的民族，在中国古籍里被有时会被称为昭武九姓。中原人这样称呼粟特人是因为中原人认为粟特人和大月氏有传承关系，而大月氏最早是从甘肃昭武地区西迁到中亚的，所以叫他们昭武九姓。而安史之乱的另一个主角史思明则是出身于迁居中原的突厥部落，但粟特人早在隋末就臣服于突厥，后来归唐也是跟随突厥，所以史思明虽然是突厥人，但在当时的东北地区成长时也是和粟特人杂居，也认同粟特，所以他死后的谥号就叫“昭武皇帝”。

而粟特人很早就开始生活在中亚，这里是不同文明互相交流碰撞的交通要道，所以造就了这个民族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一是他们是一个行商民族，从汉朝到唐朝时期，他们都经常在丝绸之路上扮演东西方不同民族贸易中间人的角色；二是因为总和不同民族做生意，使这个民族的人普遍都会多种语言。比如史书记载安禄山和史思明都“通六蕃语”，也就是这两个人都会六种以上的语言。

（唐朝的粟特人俑）

而因为这些粟特人和突厥人都会多种语言，被唐朝认为在处理外交事务上很有天才，所以在唐初时大量被迁居到了东北地区，让他们和当时也不断给唐朝制造麻烦的契丹、奚、室韦等少数民族打交道。应该说这个思路本身是不错的，但是唐朝却忽略了粟特人除了会说多种语言，会和不同民族打交道之外的一个特点，即粟特人全部笃信一种异域宗教。

粟特人信仰的这种宗教叫祆（xiān）教，也叫拜火教。是一个古波斯人创立的宗教，是一种历史非常悠久的宗教，从诞生时起就广泛流行于波斯到中亚地区，因此也是世代生活在中亚地区的粟特人世代所信奉的宗教。

而祆教也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一样，具有组织性极强的特点，其宗教领袖是其社会组织中绝对不可或缺的一员，很多时候其影响力都要超过政治领导者。而“恰好”，安禄山就出身于一个祆教高级神职人员家庭，他的母亲就是一个祆教的高级祭司，他的名字“禄山”甚至就是粟特语里“光明”（Roxsan）的意思，而光明正是祆教所崇拜的神的象征，而他死后，史思明给他的谥号也是具有明显拜火教象征的“光烈皇帝”。所以其实安禄山从出生开始，就是信仰祆教的粟特人群体里一个接近于神的重要宗教领袖。

（拜火教宗教仪式，安禄山和胡商们一起“邀福于天”时举行的仪式与此类似）

而且其实还不只安禄山，史思明的名字里，祆教的光明崇拜其实更明显，而史思明其实是唐玄宗为其改的汉名，但唐玄宗改名也是根据他原名的含义所改，所以其实史思明的名字里，祆教宗教领袖的象征也和安禄山一样明确。而根据离安禄山时代最近的史书《安禄山事迹》记录，安禄山时常和大量粟特商人聚会，一起“邀福于天”，也就是安禄山会经常主持祆教宗教仪式，以此来团结粟特人，以及和粟特人特别接近的突厥人。

所以安禄山起兵之时，他军队中的核心人员其实是以宗教信仰团结起来的粟特、突厥将领，以及他们在东北几十年经营过程中收服的大量当地民族人员，如奚族和契丹人。但这可不意味着安史之乱是民族战争，因为在安史叛军里，也同样有大量汉族将士。而在同期抵抗安史叛军的唐军里，也同样有大量不同民族的将领，而这些将领对唐朝忠心耿耿，为最后唐朝能够平定安史之乱也立下了汗马功劳，比如突厥人哥舒翰、仆固怀恩、高丽人高仙芝和王思礼、契丹人李光弼、龟兹人白孝德，而李怀光则是靺鞨人，李抱玉则干脆就是粟特人。所以可以说没有任何人是以民族来划界的，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而这就让这场战争更像欧洲和中东地区的宗教战争了，即敌对双方不是因为民族，而是因为信仰划界。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安史之乱，其实就能看的比较明白了。

（安史之乱形势，当时东北地区是粟特人的主要聚居地）

因为唐朝时，通过对外征服接纳了大量来自不同民族的人群。但唐朝接纳这些民族之后，也很自然地开始同化这些民族，包括粟特人，也就是像历史上其它被汉族同化的民族一样，使他们渐渐接受中原的生活方式和相对世俗的信仰。但相当部分的粟特人，也包括一部分和粟特人非常接近的突厥人，因为信仰具有严密教义同时组织性极强的拜火教，所以不愿意被同化，因此就以安禄山这个拜火教教主为核心形成了秘密团体，最终以这个粟特-突厥拜火教团体为核心，聚集了东北地区大量不同民族的军队，利用唐朝时的各种矛盾，发动了叛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