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东林党是一群怎样的人？为什么有人骂他们误国，还有人钦佩他们？

东林党是什么人，首先看他们的构成。他们出身于东林书院，大多是南方文人人，而且大多数是富人。

他们是文人，所以有古代文人的一些特点，那就是张口闭口的仁义道德。风声雨声读书声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 事事关心。这副对联我们大多数耳熟能详，他就出自东林书院。

近年来，对东林党的评论几乎是一边倒的差评，而且随着更多史料被发掘出来，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要想了解东林党，我们必须知道他们是怎样一个团体，都是什么类型的人组成。

从这些图片就可以看出，他们感觉自己怀才不遇，有志难伸，满腔热血无出洒，他们能看到的都是阴暗面，他们的意识形态里大多是消极的批判，他们虽然并不当政，但是一直站在道德的最高点指手画脚，无处不在的发泄自己的不满，其所造成的舆论也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到了天启当皇帝时，启用了阉党魏忠贤。魏忠贤是个能力很强的人，但是在他做事情的时候，东林党在傍边不断地找错攻击他。于是魏忠贤开始排除自己施政上的绊脚石。

事情到了崇祯帝时发生了改变，崇祯是一个勤奋的皇帝，但不是个有决断的皇帝，政策多变，今天信任你，后天信任他，再后天谁也不信。而就是这位崇祯皇帝，给了东林党一次机会。终于翻身的东林党比魏忠贤毫不逊色。谁敢反对我们东林党，那你们就全都是阉党。

说东林党一无是处也有失偏颇，作为文人的代表，他们的主张还是有积极的一面。

东林党被诟病最多的是过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大多出身江南富户，江南的商业发达，是明朝赋税的主要来源。东林党上台首先改变这一税收政策。

西北大旱，灾荒严重，魏忠贤实行减税，江南富庶，魏忠贤加税，所以在魏忠贤掌权时，农民起义没有那么厉害，在东线与后金战役正酣时，还能拨出国库银两修缮黄河大堤。东林党人出身江南富商，他们根本不知道底层遭旱灾的农民有多苦，只知道朝廷多收了他们的赋税不公平。明朝的灭亡原因都推到他们身上似乎有失偏颇，但他们错误的税收政策加速了明朝的灭亡一点都不冤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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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东林党是一群怎样的人？为什么有人骂他们误国，还有人钦佩他们？

天启六年，魏忠贤基于陕西干旱，免去了当年的农税。天启七年，由于干旱继续，魏忠贤继续免税。天启皇帝落水病死（历史迷案），信王掌权后在东林党的辅佐下，即罢免捕杀阉党，不但废除魏忠贤的所有政策，包括陕西的农税减免，反而要求按增加50%的税率补缴去年的农税，此举直接拉开了陕西的农民大起义序幕。东林党在陕西的错误政策是东林党第一罪。

魏忠贤与东林党最大的矛盾就是税收，二魏忠贤的收税对象是东林党站台的豪商，即矿税和商税及一些杂税，相反对农税多有减免。袁崇焕能在辽东打一些胜仗，也源于魏忠贤给予充足的粮饷，他虽也贪钱，但对兵饷是不允许贪污的。东林党对兵饷的贪腐是东林党第二罪。

魏忠贤每年在豪商身上为大明增加了两百多万的商税，但是东林党掌权后，这一收入瞬间减少三十万左右。东林党取消商税导致财政危机是东林党第三罪。

东林党扩大党争排斥异己，将许多实干但非东林党官员打击报复，是东林党第四罪。

把自己和家族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反对开海禁，自己背后的豪商却都有海船走私贸易，此为其第五罪。

东林党一系列神操作导致种种恶果，嘴里都是为了不与民争利，却把农民压榨到不得不造反，最后一股脑的把这些责任全部推给天启，魏忠贤，甚至是后来的崇祯，实属无耻。什么水太凉头皮痒之流的投降，美其名曰避免南京屠城拯救百姓，更是无耻至极。此为东林党第六罪。

东林党把儒学脱离实际实践，畸形化发展，让整个社会意识形态扭曲化，为东林党第七罪。

明代的东林党是一群怎样的人？为什么有人骂他们误国，还有人钦佩他们？

对于东林党的评价，这些年可谓是骂声一片，很多对明史有所涉猎的人都一致认为，大明之所以灭亡的那么快，很大的原因就是这帮读书人捣鼓的，然后再感叹一句书生误国。可是真要是细问这帮人，也会发现，他们压根就不明白东林党的前因后果，只是人言亦言罢了。

关于东林党的出现，有个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直接原因是因为万历在万历三大征后，国库空虚，根据内阁的建议，万历决定征收矿税，派去堪矿的小宦官们对江南的百姓们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剥削，然后激起了东南市人阶级暴动，在这种乱局下，东南的学子们汇聚在一起议论时政。万历三十二年，被张居正贬官的顾宪成包下了宋代的东林书院并重建，然后以此为根据地广招学子来此说文议政。慢慢的，这个文人团体聚集起了力量，成了朝堂上反对内廷跋扈和皇权独裁的一个政治力量，这就是东林党的直接由来。根本原因是以内阁和司礼监为首的内廷实际上是和朝堂上的外臣属于两条战线，即使内阁的成员后来都是各部尚书和侍郎，但其本意依旧是成立之初的皇帝的秘书处，既然是秘书，一旦拥有了总经理（丞相）的权利，势必会引起同僚之间的鄙视和针对，这就是为什么六部大臣一旦入了内阁就会各种被怼。因为身份是内臣，所以内阁阁员更多的需要为皇帝考虑，所以很自然的会更多的去侵犯外臣的利益，这也是民间读书人和六部大臣经常会反驳内阁的原因，所以不只是东林党，齐楚浙三党出现的初衷也是要对抗内阁的权力。

事实上东林党在万历年间入得党争这个火坑，也不能说都是东林党的责任，毕竟是皇帝先开的枪，士大夫都有思想，凭什么就要挨着。因为就理来论，东林党在万历年间站的位置是正义的统道，是儒家的秩序，是不容任何人践踏的底限，因此东林党在当时得到了很多读书人的支持，最后万历疲倦、三党被干趴下，东林党也就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原本在泰昌帝继位以后，东林党可以大显身手一摆治国之能。就出身来看，来自富庶地域的各个阶层的东林党眼界要比其他团体更为开阔。比如作为读书人，他们是当初唯一一波支持开港贸易、愿意和传教士密切接触并且崇尚经世之学不死扣朱子理学的官员。并且也是难得内廷外廷是同一伙人把持，可以保证党争不会发生。然而命运就是这么神奇，备受希望的泰昌帝就当了三个月的皇帝，接着挂了。然后天启朝的党争在魏忠贤上台之后变得愈发的激烈，在天启皇帝的宠信之下，阉党大肆打压东林党，让大明的改革尚未开始便结束了。

崇祯皇帝即位后，三个月扳倒魏忠贤的举措让东林党看到了希望，然而这个希望最终也破灭了，原本东林党对阉党的反叛战争，成了被某些心怀不轨的人利用，转而变成了一波漫无目的的规模更大的直接影响到了大明存亡的党争。这个人就是温体仁，他先是利用半个东林党成员周延儒击败以钱兼益为首的一干东林党成员，然后帮助周延儒上位，之后利用心机和崇祯对自己的信任，成功的赶走了周延儒，就这样，除了亲近自己的大臣温体仁会留下，其他人则一概撵走。其中一些新型人才诸如徐光启和孙元化等人也被温体仁的私党挤压，最后一个革职一个被杀。所以当时东林党成员大多不是大明统治核心的官员，而东林党形成之初就是为了对抗来自内廷的不合理政策，于是在备受排挤下，大多数在外廷的东林党成员开始走起了万历时期的老路子——拒绝和政府合作，也就是在这个原因下，东林党会阻挠内廷对东南税务的征收，其实不只是商税，还有农业税和徭役税，一概拒征，实际上就类似于英国的议会派团体反抗国王的行径。而在温体仁之后，内阁首辅6年换了46个，东林祸国？人家连权利都没握过，国家待我如此，我又如何报国？

最后说一下贪官这个问题，大明官员的贪腐情况，自打开国开始就没消停过，到了万历时期，吏治已经腐朽到了极致，可以说你不贪，日子也过不好，更融不到官场这个圈子里，所以不要自恃清高，还你还不定贪多少呢！

明代的东林党是一群怎样的人？为什么有人骂他们误国，还有人钦佩他们？

《窃明》一书的横空出世，刷新了近代历史的观点，不是灰熊猫研究历史有多优秀，而是坚定的运用“不是看他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做了什么？”这样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来看待历史上的人和事。因此只看东林党做了什么就可以了。

明末之时，阶级上，士人文官利用官商地主的结合，疯狂掠夺社会财富，而且不交税，底层尤其是农民大多处在破产边缘;从地域上看北方连续多年大灾，尤其是陕西地区灾情更是严重，北方边境还得对抗蒙古和满清掠夺，经济更是雪上加霜。这就是当时的明末现实，农民快破产、国家收不到税、北方地区需要供养大量的军队抵抗侵略和救济灾民。

军队和农民是国家的根本，国家是皇帝的，于是明朝皇帝从万历到天启都开动脑筋想办法加税，向农民加那是不行的，快破产的农民再加税，那就妻离子散，只有造反一条路了。还好，万历和天启都信任自己的太监，皇帝一倒，太监是最倒霉的人，只有依靠着皇帝才能吃香喝辣，所以太监往往最能站在皇帝角度，是皇帝的家犬;太监又基本都是破产农民出身，能够体谅农民的困难，明朝历史上没有一个太监会提出向农民加税。在太监的帮助下，万历和天启都找到了一条优秀的解决办法，那就是收商税、海税、矿税，以这些税收发军饷，救济灾民，兴修水利，于是国家得以发展进步。但是，这就得罪了一大批有权有势士人集团，这些人用权势借封海之利走私独享海贸之利;用权势开矿;用权势垄断茶盐等大发横财，现在皇帝和太监插了一脚进来，损害了这些士人的利益。溺爱多败儿，明朝二百多年对士人文官的优待，让一部分权势士人文官成了巨婴，只吃不出，只肯享受利益，不愿为国为民让出一点点利益，成为明朝养不家的野狗。在一些别有用心的野狗主持下，一个对抗皇帝收商税为主的政治集团诞生了，这就是东林党和复社。

东林党是什么呢？他们嘴炮打了很多，好话说了很多，但根本的目的只有1个，自己和身边人少交税甚至于不交税，收税则收别人，其他什么好事都不干。为达此目标，则尽量的把持官场和朝堂。东林党以江南为主，毕竟江南士人官商多，但其他地方也有很多同类人相勾结党。

东林党从万历起就开始为祸，但万历和天启都能看透东林党的野狗本质，对他们施予打击，保持了国家稳定，当然也被东林党们骂得很惨。崇祯上台了，一个未经人事弱智小伙，打击了东厂锦衣卫等皇权自己的力量，请回了东林党执政。在东林党的主持下，撤回了收茶税、海税的太监，这些税几乎没了，商税也减了。国家没钱怎么办，加农税，尤其是加北方士人少的地区(也是动乱地区)的农税，如陕西不是开了好多田吗？管他长不长得出庄稼，一样的收正税。什么？陕西饿死人没法交税，农民结寨抗税。好，出动边军去收税，刨床挖灶也要抢走灾民最后一粒粮食。这就是东林党，他们的做法归结起来就是士人官商地主等富人不用交税，农民卖儿卖女也要多上税，北方灾区农民饿死也要多交税，动乱地区农民边打仗边饿死还要多交税。这就是东林党野狗集团的实质。

大部分农民活不下去，造反，他们写诗嘲笑农民，说为什么不当饿死鬼，造反是螳臂当车等砍头。李自成推翻明朝，这群土人集团先投闯，发现李自成不优待他们，于是他们转身投靠了满清侵略集团，借侵略者的屠刀屠杀农民。所以，从东林党的作为，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定性东林党的历史属性，就是皇帝的家贼，农民的刽子手，华夏的汉奸，三者兼而有之。

明代的东林党是一群怎样的人？为什么有人骂他们误国，还有人钦佩他们？

东林党，作为明末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有人认为它主导当时的社会思潮，引领社会风气，让普通民众在潜移默化中重拾传统道德，进而建设出良好的社会秩序。也有人认为它空谈误国，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对国家有利也好，对国家不利也罢，都不可否认东林党作为国家重要力量的身份。但是令人讽刺的是势力足以影响到庙堂之上的东林党却没能拯救大明王朝于危难之中。

东林党的崛起，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万历年间，在张居正的高压言论打击之下，整个国家都显得死气沉沉，文人知识分子也不敢妄议朝政。以顾宪成为代表的东林派士大夫开始争取言论自由，提出一些与张居正相反的建议。这一时期内的东林党尚未成气候，后来随着顾宪成被罢官返乡之后，便开始以讲学为寄托形成朝廷之外的清议舆论影响朝政。

据《东林始末》记载：“宪成既谪归，讲学于东林，故杨时书院也。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流蹇谔自负，与政府每相持。附一贯者科道亦有人，而宪成讲学，天下趋之，一贯持权求胜，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此东林、浙党所自始也”。从这段记载不难看出此时的东林党开设了所谓的“东林书院”开始以实学振学术之风为名，清议掌握政治话语权。随着越来越多的士子文人的加入，逐渐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堪比现代国家的在野党。

东林党之所以能够拥有现代社会在野党的雏形，与的它的指导思想密切相关。东林党主张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等等。特别是追求言论的自由，是东林党给那个黑暗的社会带来了一丝曙光。

正是因为拥有了一定指导思想，东林党才不再只是单纯的“朋党”，此刻它的性质介于中国传统的朋党和西方的近代政党之间。但是它依旧还是一个“朋党”，也正是它“朋党”的身份才加剧了明朝的党争，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韩非子》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是以国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势而臣得国，主更称蕃臣”。在韩非子看来，朋党是朝臣结党营私、干乱纲纪的行为，不利于君主统治。明朝时期的朋党不同于以往，是以地域性来划分的。

明朝最早记录的朋党，是以张居正为首、以湖广官僚为主体的“楚党”。张居正垮台之后，“楚党”式微，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地方集团乘势崛起，东林党就是这其中的一员。虽然东林党的成员也有很多非南直隶人士，但是其发起人及主要人物都是来自于南直隶地区（特别是如今苏南地区）。

与东林党相对的则是相对衰弱的齐党、楚党和浙党。在东林党的强势压迫之下，这三党无奈的归附与阉党。整个大明王朝内部形成了两大对峙阵营，双方对立严重，在京察和大计时相互打击，例如齐楚浙三党得势后，“东林已为齐、楚、浙三党斥尽”，显然是泄私愤，这样的政治生态对国家社稷是不利的。

不停的党争、内耗，让崇祯皇帝心力交瘁，导致了崇祯皇帝施政之时畏手畏脚、用人之时瞻前顾后，崇祯皇帝自缢前感慨道：“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

而且随着东林党的不断壮大，招揽的人也是各式各样的，既有贤者、也有不肖者。正如崇祯朝时工部主事陆澄源所评价的那样“于是贤者仍以讲学为发明理道之举，而不肖即借东林为把持官府、刻剥小民、遥执朝柄、广庇匪类”。这样一支鱼龙混杂的政治力量又有何德何能能够拯救大明江山于水火之中呢？

明代的东林党是一群怎样的人？为什么有人骂他们误国，还有人钦佩他们？

党人、党争、党祸似乎已经成为了东林党人的基本标签。

而东林党人也似乎已经成为了明王朝的一颗颗毒瘤，时不时荼毒着大明王朝。可是他们不知道曾经的东林当然也是忧国忧民的社稷之臣，曾经的东林党人也是为民做主的朝廷命官。只不过，这一切的转变都逃离不了被朝政的无情倾轧。

东林党滋生于万历年间一直延续到了明朝灭亡，这些所谓的东林党人也并非皆是祸国之臣。

在万历年间的渐渐兴起的东林党人他们当初还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团体，所谓的“党派”，只不过是朝堂中的其他党派强加于东林书院的那些文人的，他们之间可不会强行给自己按上一个结党营私的的罪名。

东林人在明中期的势力是非常强势的，也正是时时刻刻保持着这种强势的劲头，才让更多的人形成党派，渐渐开始攻击和谩骂东林人。

东林人的反击也是最为致命的。

因为朝堂之中大臣之间所形成的“党派之争”对于一个王朝来说是最恐怖的。

党派之争能够生存的土壤往往都是皇帝宝座上的那位帝王较为懦弱，才会引发党派之争，一个强势的帝王，他所做的一定是平衡朝廷大臣的势力，万万不可能让这些朝堂大臣结党营私，形成一定规模的党派。

东林党人说白了就是想要维护自己的利益，这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事情，当朝堂中的众多大臣都悍然抨击你的时候，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你一定是会反抗的。

至于说为什么会有人说他们误国？

其实更为传统的说法谁这些所谓的党派之间的争斗影响了一个王朝这个庞大机器的正常运转，倘若把明朝灭亡的所有罪过全部推向这些“东林党人”，那么未免也有点太不近人情了吧？

那些所谓的明朝帝王呢？

那些所谓的厂卫制度呢？

那些所谓的“浙党”、“楚党”呢？

这些帝王、阉宦、朝臣难道都没有责任？王朝覆灭的最后全部推向了“东林党人”？

可是任何一个人也知道，诱发一个王朝的覆灭的因素太多太多，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党派所能办到的事情了，从帝王到朝堂大臣，从朝堂大臣到普天之下的黎民百姓，这其实所有的人都有可能对于王朝的灭亡有或多或少的影响。

如果说有人骂他们误国，只能说明他们太无知。

之所以有人对于钦佩他们，是因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一个王朝朝着正确的轨道在运行，有了他们，也许那些阉宦可能会因此被东林人所掣肘，起到了一个合理的制衡作用。

王朝灭亡纠于一人之过，一党之过，简直就是一种无耻的行为。

东林党人他们之间的理想目标是构造一种：

权力不至于高度集中的行政机构，也就是试图平分皇权，或者说是试图削弱内阁的权力，可是从朱元璋时代已经成型的王朝行政机构，已经不可能留给他们去大刀阔斧的改革，明朝历代的帝王不会给与他们这个机会，内阁成员不会给与他们这个机会。

给他们一个合理的评价或许就是：

他们也是王朝之中为了生存，为了理想而卖身的蝼蚁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