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写《谏太宗十思疏》时，李世民还活着，难道李世民活着时就被叫太宗了吗？

《谏太宗十思疏》是唐朝名臣魏征，在贞观十一年写给唐太宗李世民的奏章，希望李世民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因为主要有十条，所以称作“十思”。

当然，魏征写的奏章只有内容，并没有标题，“谏太宗十思疏”这个题目出自于清朝嘉庆年间的《全唐文》当中，这是后人的总结性标题，可不是魏征写的。

“唐太宗”是唐朝第二位皇帝李世民驾崩之后的庙号，后人以庙号来称呼他，但是在皇帝生前是绝对不可以的，即便是猜到了也不行。

魏征当年到底有没有想过李世民驾崩后的庙号，谁也不知道，但即便想了，也不能说出来。

庙号制度是起源于中国的东方特有制度，因为君王去世后，都需要建设专门的宗庙祭祀，庙号用来区分不同的君王。

虽然庙号从商朝就已出现，但隋朝以前的朝代，并非所有的君王都有庙号，周朝只有谥号，并没有庙号，而秦朝把庙号与谥号一起废除，汉朝才开始逐渐恢复庙号制度。

庙号，是祭祀已去世君王的宗庙的称呼，当然不可能出现在君王还在世的时候，所以庙号跟谥号都是用来称呼那些已经去世了的君王的。

像李世民，他的庙号是太宗，谥号是“文”，可以称作唐太宗，或者唐文帝。

不过唐朝的习惯是以庙号作为先帝的称呼，并不怎么用谥号，因此大多数人只知道唐太宗，而不知道唐文帝，这主要是因为谥号制度，从汉朝之后，越来越长，越来越难记。

汉朝之后的谥号，字数越来越长，像李世民的谥号，全称是“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只不过简称为文帝，所以人们觉得挺麻烦的，于是唐宋都喜欢用庙号而非谥号。

不管怎么样，庙号终究是皇帝驾崩以后才出现的东西，即便是大家都知道，也不可能当着李渊的面叫他太祖或者高祖皇帝，当着李世民的面，称他为太宗皇帝。

皇帝在的时候，那就是称其为大家、陛下、圣上、皇上、官家等等，绝对不能触皇帝的霉头。

魏征的确是个硬骨头，经常敢对李世民直言劝谏，但是他也不可能称呼李世民为太宗皇帝，这根本就是在咒皇帝，那是绝对无法被容忍的行为。

像是《康熙王朝》当中，孝庄太后自己称呼自己为孝庄太后，称佟佳氏为孝康皇后，这种就是非常离谱的行为，因为孝庄、孝康，都属于谥号，又不是封号，绝不可能生前称呼。

魏征写给李世民的奏章，当然只有内容，并没有标题，后人将其总结之后，文章作者当然还是魏征不会是别人，但标题，却是整理者取的，叫《谏太宗十思疏》。

魏征要叫李世民为“太宗”，怕是不想活了。

就好像《曾国藩家书》，里面的具体内容的确是曾国藩写的，可曾国藩不可能自己出一本书，名字叫《曾国藩家书》，这也是后人整理过后，取的总结性的名字。

皇帝在世的时候，可以有很多种称呼，但是庙号与谥号，这种皇帝驾崩之后才会出现的称呼，在皇帝在世的时候，哪怕是已经定下了，大家都知道了，也绝对不能拿来用。

魏征写《谏太宗十思疏》时，李世民还活着，难道李世民活着时就被叫太宗了吗？

贞观十一年（637），盛唐王朝内修外治，国泰民安，李世民因此洋洋自满，渐有享乐之意，大修殿宇、广罗珍宝、四处游玩、劳民伤财。时任门下省侍中的魏征对此颇感忧虑，于是在当年的三月到七月，“频上四疏，以陈得失”。

题中《谏太宗十思疏》就是其中第二封，也称“论时政第二疏”，但是这两个名字都不是它原本的题目，是因为奏疏内容太过精彩，后人为方便传颂，根据内容总结出的名称。就比如《隆中对》和《出师表》，都出自《三国志》，也是从书中内容提炼，诸葛亮在上疏时不一定会写《出师表》三个字。

此名称出自《全唐文》，是清嘉庆年间官方修订的唐五代文章总集，收录了唐和五代十国期间3000余名作者的20000左右篇文章。清朝嘉庆十三至十九年（1808～1814），由董诰领衔，阮元、徐松、胡承洪等百余人参加编纂。至于《谏太宗十思疏》始于此书，但是谁最给先起的名字已经不可考。

奏疏起于秦朝，兴于汉朝，用途为“陈政事，献典仪，上急变，劾愆谬”。并且有比较严格的行文程式，封皮一般是部门或大臣名字奏折，起手多是“臣***跪奏”、“臣昧死言”等等，谏疏也大抵如此，不能直入主题，要有铺垫和过度，否则即使皇上脾气再好，看多了也是会生气的。

从传世的奏章手本看，是不需要为启奏内容起名字的。

“太宗”作为李世民的庙号，是死后供奉时才会出现的，虽然按照惯例，二代皇帝多为“太宗”，但是谁也不愿意在生前就被人以牌位名相称。大臣不会当面称呼李世民为“太宗”，就像你不能当着嬴政的面叫他“秦始皇”。还有一个最有助于理解的例子，就是父亲在世时我们绝对不能称之为“先父”，否则容易被抽死。

因此，魏征在写这篇奏章的时候，李世民并不会看到《谏太宗十思疏》这几个字，这个标题的出现只是后人为了传阅方便而起的。

魏征写《谏太宗十思疏》时，李世民还活着，难道李世民活着时就被叫太宗了吗？

贞观十一年，即637年，魏征为劝谏唐太宗李世民能够居安思危，特意呈上《谏太宗十思疏》，李世民很是重视，还特意回以《答魏徵手诏》。《谏太宗十思疏》是魏征最为出名的一篇奏疏，还上了高中的语文课本，最初看到这篇奏疏，相信大部分人都对它记忆深刻，就文章来说，骈散结合、华美流畅、浅显易懂又生动有力。

不过细细思量，可能会有人感觉奇怪，为什么这篇奏疏的名字会是《谏太宗十思疏》呢？究竟是魏征未卜先知还是后世史学家抄写错了名字？要知道魏征不可能会称呼李世民为“太宗”，或许在魏征的心中，未必没有想过李世民会有唐太宗这个称号，但他肯定是不能说的，别说是魏征了，就是李世民自己，也未必知道自己会有唐太宗这个称号。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太宗是李世民的庙号。庙号和谥号一样都是死后才有的。所谓“子议父、臣议君”就发生在庙号和谥号的制定上。庙号顾名思义，即在太庙为先王立室奉祀时特起的名号，它在商朝时期就已经存在，而且只有对国家有大功的君王在去世之后才会有庙号。

后来周朝废止了庙号，一直到汉朝时期才重新拿起了庙号制度，不过汉朝时期的庙号同样很是贵重，不是所有的皇帝在去世后都有庙号，只有立有大功的皇帝才在去世后有这样的荣誉，能够享受后世的祭祀。

不过庙号制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却突破过去的规制，反而泛滥开来，与庙号的不断变化相比，谥号制度则比较固定，中间仅有秦始皇建立的秦朝时期有部分时间废止了，其他时候一直都是比较固定的，因此，君王在去世之后一般都是用谥号来称呼，比如齐桓公、晋文公、汉武帝、隋文帝等等。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唐朝初期，随着谥号越来越长，而庙号则每个皇帝都会有，因此庙号逐渐取代谥号成为皇帝去世之后的称呼，比如唐太宗、唐高宗等等，用的都是庙号。

李世民去世之后的庙号就是太宗，是李世民去世之后，他的儿子李治和朝臣为李世民定下的庙号。即便魏征生前想过李世民去世之后的庙号问题，但他也不可能未卜先知，更不可能真的用在奏疏中，那这究竟是这么回事呢？

我们知道，魏征是贞观年间著名的谏臣，他一生进谏数十万言，他的进谏主要分两种形式，一种是直接在朝堂上面谏，另一种则是以奏疏的形式呈给李世民。整个贞观时期，魏征面谏的次数在五十次左右，而呈上去的奏疏有十一件之多，这是根据《贞观政要》的统计，除此之外是否还有没有统计进去的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在这十一件奏疏中，光637年这一年，魏征就上了四件奏疏，其中第二疏就是著名的《谏太宗十思疏》，实际上，这些奏疏在最开始并没有名字，只不过就是魏征所书写的谏言，并没有取名字，而后世在记录的时候，给它去了一个名字，这样容易区分和记录。

之所以有这样一个名字，就是因为魏征在奏疏中陈述了十条值得深思的情况，所以被后世命名为《谏太宗十思疏》，至于这个名字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什么人所取，似乎已经很难考证，不过两唐书和《资治通鉴》中都未有这个名字，倒是清朝时期编纂的《全唐文》中出现了这个名字。

这并不奇怪，很多奏疏本身并没有名字，只不过被后世的史学家添加上了一个名字，魏征的《十渐不克终疏》同样在最初是没有名字的，但在后世却有了这样一个名字，为的不过就是方面区分和记录。存在同样情况的还有徐惠呈给李世民的《谏太宗息兵罢役疏》。

这篇奏疏写于贞观二十二年，即648年，这是李世民的执政晚期，他已经越来越听不进去群臣的劝谏，变得独断专行，更是对外不断发动战争，对内则大兴土木，翠微宫、玉华宫等，一座座避暑宫殿营建起来，眼看着李世民与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徐惠作为李世民的妃子，学习故去的长孙皇后的做法，准备劝谏李世民。

但她当时的品级并不高，也并不得宠，虽然陪驾玉华宫，但真正和李世民接触的并不多，因此她只能采取奏疏的形式来劝谏李世民戒骄戒侈，慎终如始，而这篇奏疏虽然对李世民的影响不大，但在后世却受到了追捧，被收录进《贞观政要》，又不知何时起，被何人取了《谏太宗息兵罢役疏》这样一个高大上的名字。

魏征写《谏太宗十思疏》时，李世民还活着，难道李世民活着时就被叫太宗了吗？

魏征给李世民写奏章时，是没有文章名称的，就像现在你给别人写信一样，虽然有主旨，但没有标题。《谏太宗十思疏》这个名字是后来编史的人给起的，毕竟那么多奏章，你不起个名字，还真不好记忆与分辨。李世民生前，人们都称其为皇帝，没有人称他为唐太宗；等他死后，李治起他安了一个庙呈，称为唐太宗。后世写史的人，为了避讳尊者，不会直书其名，而用庙号代替，故李世民本名在史书中出现得少，唐太宗这个代表他的庙号出现得多。

现代社会，庙号、谥号、年号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人的姓字，人们常常都直呼其名，因为大家都没有庙号、谥号、年号。不过“为尊者避讳”的传统还是流传下来了，人们称呼有地位的人，一般用领导或者“姓+职务”的方式。比如你的上级姓王，姓名叫王二蛋，职务是总经理，职称是教授，那么你不会直呼其名王二蛋，而是称其为王总或者王教授！如果王二蛋没有职务或者职称，那么根据他的年纪，人们会称呼其为小王，或者老王。

魏征写《谏太宗十思疏》时，李世民还活着，难道李世民活着时就被叫太宗了吗？

唐太宗是李世民的庙号，一般来说是皇帝死了之后，儿子和大臣才能定出庙号，所以，通常来说，一个皇帝在生前的时候是没有庙号的。

按照这个结论来说，魏征写《谏太宗十思疏》是不可能的。

但凡是也不能说绝对，话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出现啥样的事应该都是可以理解的。就比如三国时期的魏国第二任皇帝曹睿来说，在活着的时候就定了自己的庙号，而且还是烈祖，也让人感觉不管啥时候话都不能说得太满。

那么，曹睿为何会生前定庙号呢？而且是烈祖呢？

曹丕篡汉称帝的时候，尊曹操为太祖，等到曹丕去世的时候被尊为高祖，到了曹睿的时候，按理来说已经不能称祖了，因为庙号中一般来说有开国之功才能称祖，其他的都是宗，很明显曹睿是担心自己死后，别人给他评个宗，感觉没面子。

《三国志·魏书》中记载曹睿的庙号是活着的时候有人说：“武皇帝拨乱反正，为魏太祖，乐用武始之舞。文皇帝应天受命，为魏高祖，乐用咸熙之舞。帝制作兴治，为魏烈祖，乐用章斌之舞。三祖之庙，万世不毁。”

曹睿可以说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开头，将庙号滥用，导致祖号乱用，正常情况下，唐朝之前的皇帝都不称庙号，一方面是因为庙号在魏晋南北朝时候被玩烂了，另一方面不是每一个皇帝都有庙号。

不称庙号称什么呢？那就是谥号，比如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汉宣帝这样都是谥号，真正到唐朝时期，由于把谥号玩烂了，只能称庙号，比如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

李世民在位期间，文治武功都不错，唯一的遗憾就是得位不正，由于是发动玄武门之变弑兄逼父夺来的皇位，为了留下一个好名声，开始进行官方修史，导致唐朝之后的历史不是太真实。

但是在庙号上，李世民做得还是不错的，以庙号制度来说，李世民也算是开疆拓土的一代明君了，即使是活着的时候给自己定一个唐世祖之类的也没有人会反对。

后来李治给李世民上庙号为太宗，将庙号制度严肃起来，有李世民镇着，想必后世那些没有多少功劳的皇帝也不敢随意称祖。

扯了这么多，书归正传，唐太宗活着的时候到底有没有称太宗呢？

如果要是小白还真就咬不准，别说是小白，就是一些历史编剧都未必能搞懂，在电视剧《唐太宗李世民》中，唐太宗有一句台词就是：“我唐太宗乃一代名君。”

由于台词惊人，曾引发剧烈的讨论，实际上，唐太宗在公元649年去世之后，才定谥号为文皇帝，庙号为太宗，葬于昭陵。

可以肯定，唐太宗没有干出曹睿那样的混账事，当然，即使要干，也会如我前面所说，直接搞一个祖字不是更好。

既然李世民活着的时候没有太宗的庙号，如果魏征在文章中称太宗，可以说是在李世民死后，称已故皇帝的庙号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这又是绝不可能的，大家都知道魏征是死在李世民前面的，李世民后来把魏征的碑砸了。而且这个文章是《谏太宗十思疏》，如果李世民都死了，还谏个什么劲？

所以，可以肯定文章可能是魏征写得，但是这个《谏太宗十思疏》的名字肯定是唐太宗死后，别人加的。

这篇文章当时的名字叫做《论时政第二疏》，这种政论在古代很多，但是由于李世民和魏征的故事太多，尤其是李世民还曾经说过一句颇有哲理的名言：“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李世民的这面镜子，当然就是魏征啦！

所以，人们自然很感兴趣魏征到底都跟唐太宗都说了啥，把唐太宗激动成这样，在后世的很多文集中，自然要把这篇精彩的争论收录其中。

为了方便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理解，人们就会自己加上标题，比如有名的《古文观止》，并非是后世作者原创的内容，而是编者将《左传》等作品中的优秀篇目节选出来，自然也要加一个标题，比如《曹刿论战》《介之推不言禄》等题目应该都是后人加的。

说到这里，大家对魏征的文章《谏太宗十思疏》，以及唐太宗的庙号问题，应该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吧！

魏征写《谏太宗十思疏》时，李世民还活着，难道李世民活着时就被叫太宗了吗？

感谢邀请，我思畅谈。

疏是指分条说明的文字，也特指臣子向帝王分条陈述的意见书。《谏太宗十思疏》是魏徵为劝谏唐太宗李世民要居安思危而书写的，对此疏，李世民非常重视，特意回以《答魏徵手诏》；这篇《谏太宗十思疏》也是魏徵最出名的一篇奏疏。

具体到这个问题，为什么在李世民在世的时候就叫太宗了？其实，这不应该是个文学范畴的问题，而应归为考古学的范畴。

在考古学里，有一个规定。一个古物，或是部书、或是个鼎、或是把剑等等，如果在古文献的记载里，没有明确的名称，或是还没有发现相关的文献记载，那么就一律按照这件古物的特点来命名。就如同著名的国宝级文物“曾侯乙编钟”，这件乐器在古时应该不是这个名，但是具体叫做什么，在发现后，已经难以考证了，于是考古学家就按照出土的古墓和乐器的种类给它重新命名了一个名字，以是与别的同类物件做以区别。

同理，回到这个问题。曾担任谏议大夫的魏徵，他的职责就是上表谏文，为了与其他谏文区分，是后人对这篇谏文依据内容特点，重新起的名字；太宗也是后人对李世民的称呼。当时的这篇谏文表有没有名字？很大的可能性是本身就没有名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