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司马迁对霍去病的评价不高？

太史公司马迁，实事求是的精神，才是史记流传千古的重要原因。如果随意附会一些当权者，那么太史公也就不是我们心目中的太史公了。霍去病无疑就是那个时代最闪亮的明星，他拥有汉武帝无上的宠爱，在抗击匈奴的过程中，战无不胜，被封为冠军侯。这些都证明了霍去病是一个当权者，但是太史公并没有为此而大加褒奖，却也没有贬低的成分，只是实事求是而已，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是如何记载霍去病的。

霍去病从小就在汉武帝身边长大，他的舅舅卫青是汉武帝的小舅子，也是汉武帝最欣赏的战将。为了能够从外戚手中夺取政权，汉武帝努力培养卫青，从而使得手里真正掌握了军权，在朝中有了说话的权力。所以霍去病得到了汉武帝无限地宠爱，在太史公的是笔记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他认为霍去病是一个恃宠而骄的人，甚至有些怠慢身边的战士。

这件事确实有被记载下来，但是我认为太史公只是客观记载了他看到的事实。并不代表他的个人观点，某一次他看到霍去病浪费了大量的粮食，却忘记了士兵们还在饥饿当中，所以就记载了下来。至于后来霍去病有没有对士兵好一些，其实是不言而喻的，他如果对士兵不好，难道士兵们会甘心为他肝脑涂地地打仗吗？

霍去病是一位年轻的将领，他虽然年轻，但是有脑子，会打仗。司马迁对霍去病在战场上的功绩评价非常高。甚至认为那个时代，只有他一人站在了战争学的巅峰。连他的舅舅卫青都不能跟他相提并论。主要是因为他比卫青的胆子大，他不害怕失败。但是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种性格，或许才酿成了他英年早逝的情况。乐极生悲的事情发生了太多次，可是历史总是不断重演，其实我们完全可以看一看过去那些人到底犯了哪些错，这才是我们往前走少入坑的不二法则。

要说完全没有私人感情，这是不可能的。毕竟史记不仅仅是一本史书，还是司马迁个人的文学作品。但凡是文学作品，都会带有个人感情。看着霍去病的风起云涌，反观李广全家被汉武帝诛杀，其实这已经表明了一切。司马迁跟李广家族的关系是非常好的，李陵投降匈奴以后，他不惜得罪汉武帝，都要觐见，希望汉武帝能够给李广家族一个机会。可是汉武帝不仅没有听他的，反而把他给阉割了。受到了这般奇耻大辱，司马迁的作品中不贬低汉武帝才怪。但是他不敢这么做，所以只能转移到了汉武帝喜爱的霍去病身上。不过我认为，他记载的霍去病或许才是真实的那个人。

很多历史作品其实都是带有掺假的现象的，如果不仔细分辨，是很难明白历史到底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司马迁的史记其实已经比较客观了，他不畏强权的那种精神，才是后代史官们应该学习的，但是学会的人寥寥无几。历史到底还有没有出路呢？我认为是有的，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都在不断发生着故事，创造着未来的历史。如果没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记录，或许对后人来说，又是一件比较遗憾的事情。

我是江湖小晓生，司马迁对霍去病的评价我是这么认为的，不知道亲爱的你们是怎么想的呢？

为什么司马迁对霍去病的评价不高？

《史记》是二十四史中文学性最强的一部，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做为《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的史学素养也是被历史所承认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对他公正的评价。

二十四史中，把枯燥的历史写的可以当小说读的，大概只有司马迁的《史记》了。也正因此，《史记》中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有些可能混了作者主观情感的因素，对于写历史来说，这可能是忌讳，因为历史的记录必须是客观公正，不带感情色彩。后世的史家写历史的时候，都是过去的事情，做到尽量客观相对容易些。而司马迁写的历史，是从远古写到他自己所处的时代。到最后，他所写的历史，就是他的当代史，而他自己就是那段历史的参与者或见证者。因为自己置身其内了，对人物的评判就难免会受主观情感的左右。这恐怕是谁也免不了的。也正因此，才使我们看到的《史记》有了情感，有了温度，有了人情味，比那些站在客观立场上干巴巴的叙述要好看的多。

一旦主观情感进入到历史之中，对历史的评价就可能失去客观公正性。但司马迁做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他的作品经过两千多年的检验，到今天仍被认为是中国写的最好的史书，与他能很好的处理个人情感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关系是分不开的。这也正是一个伟大史学家所应具备的素养。

史马迁对武帝朝的历史人物，情感上肯定是有亲疏之分的。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卫青、霍去病以及李将军李广的对比。司马迁对李广是充满同情的，“李广难封”成为命运不公的代名词，大概与史记是有很大关系的。而司马迁自己就是因为替李广的孙子李陵辩护而受到宫刑的奇耻大辱的。宫刑之耻，对司马迁来说，远比死了更难受。这一点，他自己在《报任安书》里说的也很清楚。李广不遇，自杀身亡，司马迁忍辱偷生写史记，这种命运上的相似，是他们惺惺相惜的原因之一吧？我觉得，李陵与司马迁或者没有深厚的交情，但现实中应该是有些交集的。司马迁对他的人格与能力是承认的。

相对于李将军一家，卫青与霍去病与司马迁大概没有太多交集，司马迁是汉武帝“倡尤蓄之”的史臣，而卫霍是为国家建功立业的贵戚，身分的差别大概是情感阻隔的原因。司马迁受宫刑之后，对汉武帝身边的贵戚大概都有种“敬鬼神而远之”的情感。

司马迁与任安的关系肯定是不错的。现有《报任安书》为证。任安也是跟随卫青打匈奴的将军。在霍去病功劳渐大，慢慢有取代卫青之势的时候，许多原来卫青的手下，纷纷转投霍去病。司马迁在《卫将军骠骑列传》中说：“大将军青日退，而骠骑日益贵。举大将军故人门下多去事骠骑，辄得官爵，唯任安不肯。”任安在此，原本是无足轻重的人物，若不是与司马迁关系好，大概史书中不会有这一笔。但是，这一笔虽人情感因素，却不违背历史的真实。

我没有觉得司马迁对霍去病的评价不高。但他确实在历述霍去病大功的同时，也写出了霍的缺点。但这些缺点是与他的伟大不相冲突的。因为有了缺点，才更真实。史记是这样写的：“然少而侍中，不省士。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齌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梁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踢鞠。”一篇传记对霍去病的功劳详细叙述，而说他缺点的，也不过就是几句。而这些缺点，是少年贵盛者所必有的。

司马迁对所记的历史人物，都有个评价，对卫霍的评价，却不是他自己给出的，而是一个据事实的推论。苏建是曾跟卫青出征的，是与李广一样出现错误卫青可以杀他的。但卫青把苏建交给汉武帝自己发落。后来苏建免死。苏建是和司马迁有交往的，他亲口告诉司马迁说。他自己曾劝卫青广纳贤士，扩大自己的势力。卫青说，不能和君主争权利。这是卫青的自全之道。霍去病也和他一样。“骠骑亦仿此”，这是司马迁对霍去病的评价。

司马迁虽然为李陵辩护，但他在史书中，客观的记录了李陵投降之后产生的影响：“自是之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焉。（《李将军列传》）”

既然说到霍去病的缺点，就顺便说一下霍去病的出身，以及他为什么有这些缺点。这与此题的关系不是很大了，就算与大家分享自己的读书心得吧。

霍去病的父亲叫霍仲孺，这是《汉书霍光传》里记载的。《史记》中没有关于霍去病父亲的记载。只说他是大将军卫青姐姐的儿子。而在《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没有说霍去病的母亲是谁。却把卫青姐弟都提到了：

大将军卫青者，平阳人也，其父郑季，为吏，给事平阳候家，与候妾卫媪通，生青。青同母兄卫长子，而姐卫子夫自平阳公主家得幸天子，太冒为卫氏，字仲卿。媪长女卫孺，次女少儿，次女即子夫。后子夫男弟步、广皆冒卫氏。

在《外戚世家》司马迁是这样说的：

……乃以卫青为将军，击胡有功，封为长平候。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为列候。及卫皇后所谓姐卫小儿，少儿生子霍去病，以军功封冠军候，号骠骑将军。

司马迁在说起卫小儿的时候，莫名其妙的用了“所谓”二字，曾经让我误以为卫小儿与卫子夫可能就是一个人，否则的话，否则的话，姐就是姐，何必要加上所谓二字呢？如果卫小儿与卫子夫是一个人，那么，霍去病就成了卫子夫卫皇后的拖油瓶。汉武帝就成了他的养父，这样，汉武帝宠爱霍去病就更多了一层理由。

我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误会，还有一个原因。司马迁在在说到卫青家兄弟姐妹的时候，明确的说到，卫青有个哥哥叫卫长君。等到卫青发迹的时候，卫长君已经去世了。这样，卫青有三个姐姐，分别是卫孺、卫小儿、卫子夫。还有两个弟弟，卫步和卫广。

关于三个姐姐，卫子夫成了皇后就不必说了。但司马迁明确说了卫孺后来嫁给太仆公孙贺为妻。而对于卫小儿，只是说她曾与“陈掌通”，所谓的通，大约就是私通。司马迁没有明说卫小儿最终嫁给了谁。也没有明说霍去病就是卫小儿的儿子。只说卫子夫姐的儿子。这种表述，总是让人觉得是不是有什么难以出口的隐秘？这是我的猜测。

后来看《汉书卫青霍去病传》的时候，其中明确说了，卫小儿最后嫁给了陈掌。陈掌是汉初明相陈平的曾孙。陈平死后封为献候。到他曾孙陈何袭候的时候，因为抢人老婆，被治罪，弃市，国除。陈掌是陈平的另一个曾孙。《史记陈丞相世家》中说，陈掌曾想攀附卫家，为陈家续封候位的目的。但最终还是没有成功。所以，陈平的曾孙陈掌，是霍去病的养父。汉武帝是他的姨夫。

这样，霍去病的出身就比较清楚了。她母亲是卫青的姐姐卫小儿。原本是平阳候家的奴婢，因为与平阳候家的官员霍仲孺相好，生下霍去病。卫小儿怀霍去病的时候，霍仲孺根本不知道。任满离开平阳候家。霍去病出生。她的母亲嫁给陈掌。霍去病成为大将军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在打匈奴回来的途中。去到霍仲孺的家里，认了父亲。并把同父异母的弟弟霍光带到皇宫。

霍光后来成为汉武帝托孤的大臣。昭宣两朝的权臣。因为霍光的功劳。霍去病的儿子霍云、霍山又被封候。

霍光死后。其妻子霍显害死汉宣帝皇后许平君的事情败露。霍云、霍山因为与霍禹谋反而被族诛。这就是霍家的兴旺史。

总之，司马迁从个人情感上来说，或许未必喜欢卫霍两家。但《史记》中对他们的记述还是客观公正的。

为什么司马迁对霍去病的评价不高？

放眼《史记》，司马迁何止对霍去病评价不高，对卫青、萧何、韩信、张良等人，甚至对秦始皇、刘邦这样帝王级的人物评价也不高，这是为什么呢？首先与司马迁的身份有着很重要关系。

说到司马迁，他在自序中这样介绍自己，说司马家族世代担任着太史令一职，也就是世袭史官。究竟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儿？他又详述了家族历史。

司马迁出生于陕西韩城南、龙门山麓的芝川镇，西汉时属于左冯翊夏阳。据司马迁追述，其远祖是颛顼时代主掌天文地理的重、黎之后，这种说法很可能是传说，可信度不高。

至周朝时，一位叫程伯休甫的人任司马一职，因功赐姓为司马，自此司马氏诞生。至东周崩盘时，司马氏后裔分散于各诸侯国，司马迁的先祖投奔了晋国，此后又入了秦国。

在秦的一支成为将军世家，秦国大将司马错的后代就是夏阳司马氏，也就是司马迁的家族。还有在赵的一支则成为剑客世家，其后代为河内司马氏，篡魏的西晋司马家族就属于这一支。

从上述图中可见，司马迁说其家族世代为史官，其实并不符合事实，也就他的父亲是史官，他在自序中的说法乃自谦之说。但不可否认，从司马氏家族的发展来看，却是十足世家大族，从而也就决定了门第观念极为深重。

反观霍去病，他是依靠外戚势力抬高身价的，但即便是外戚，姨妈卫子夫就算贵为皇后，其出身背景也不过是平阳公主家的一个歌妓。而卫青、霍去病的出身就更为卑微了，说起来都是属于私生子一类的。

但有意思的是，回看汉武帝的后宫，三位皇后中只有陈阿娇是贵族背景，卫子夫、李夫人，甚至后来的钩弋夫人，其出身背景都不是贵族。

那么汉武帝为什么不从世家贵族中选妃，难道是他钟爱平民之女吗？当然不是，他这么做是有目的的。汉武帝继位之初并不自由，没有话语权更没有兵权，权力大都集中在外戚集团窦太后手中。

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汉武帝要扶植自己的势力，必定不会再捧陈阿娇，陈皇后是其姑姑馆陶公主之女，都是窦太后一派的，属于豪门贵胄。在这种背景下，汉武帝要想建立自己的势力就只能从底层人士中选拔，所以，不论卫子夫还是李夫人，她们入宫后，其家族成员都是受益者，如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甚至与卫青关系好的公孙敖等人。

所以，卫青、霍去病能够进入上层集团，首先是靠裙带关系，其次才是其个人能力。对于这一点，司马迁虽然承认其个人才华，但对其身份在言语中颇有微词。

在《佞臣列传》里，他将讨好汉武帝的人归为佞臣，比如韩嫣因为武帝想要攻打匈奴，为此先练习攻打匈奴的兵器，因此而博得武帝的欢心。再如李延年善于迎合武帝的心意而创作歌词，从而得到武帝的宠幸，也是佞臣。而且他还说，佞臣大多出自外戚之家。

并且将李延年与卫青、霍去病作了对比，说他们二人“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其意也将卫霍二人列入了佞臣之列，只不过他们凭借自己的才干为国家作出了贡献而已。

因此，在司马迁的眼中，他根本看不上以裙带关系上位的外戚，除非他们真的有才干有所作为，否则与佞臣没有什么区别。纵然他们有才华，但才华也压不住司马迁对他们的贬损之意，如他说卫青“和柔媚上”，说霍去病的名言“ 匈奴未灭, 无以家为”，同样也是媚上。

那么司马迁欣赏什么样的人呢？其一，通过察举制选拔出来的人才，这是汉代正规的选官制度；比如董仲舒、司马相如等人；其二，便是像他这样的世袭家族子弟，比如项羽、李广、李陵都是世家子弟，他为项羽写了帝王传记，为李广鸣不平，为李陵受了宫刑。

从他对李广、李陵的态度，可以看出，同为世家子弟，他们在朝中的地位堪忧，完全不能与外戚卫青、霍去病相比，反而还是一生坎坷。他认为这种结局对于他们是很不公平的。所以，在记述李广时，他用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评价，对李陵的叛逃更是亲自为其辩护，因而激怒了汉武帝，导致受了宫刑。

所以，从出身背景上来看，卫霍家族根本无法与司马氏家族相比。尽管不可否认，《史记》的记述相对客观，但出于他的门第背景，记述中不乏个人情感上的偏见，卫青、霍去病就是这样的例子，即使他们功高盖世，也不能完全赢得司马迁的青睐。

刘邦是布衣平民出身，一介武夫能在秦末农民起义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在楚汉争霸赛中胜出，一举登上帝王之位并非偶然。刘邦固然第一个杀入咸阳，但如果没有项羽主导的巨鹿之战瓦解秦军主力，刘邦的进程也不会那么顺利；如果没有韩信在军事上的支持，他也不可能击败项羽。

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成功离不开秦末各路诸侯的鼎力支持。所以，刘邦在建国后虽然做了皇帝，但他这个帝王与秦始皇还是有所不同的。秦始皇将六国故地都控制在手中，而被各路诸侯推举为皇帝的刘邦，只能控制自己的领地。因此，当初的刘邦顶多算个盟主。

作为盟主，为了回馈诸侯们的支持，他搞了一次异姓分封大会，再次确认了诸侯们的地位，比如封彭越为梁王，韩信为楚王，英布为淮南王等。此后为了维持刘氏的统治，与各路异姓诸侯相抗衡，他又分封了一批同姓诸侯。

随后开启了铲除异姓诸侯的征讨，异姓诸侯被铲除后，权力基本分封到了同姓诸侯手中，他们拥有调兵权、使节权、官员任免权。刘邦分封同姓诸侯，其意在加强刘氏的中央集权统治。

但是对于同姓诸侯，刘邦也有考虑到他们造反，所以，在政治上，他并不介意外戚干政，比如韩信被吕后所杀，刘邦死后，吕后执掌政权。除了宗亲、外戚之外，还有追随刘邦的功臣集团，这部分人的利益与皇帝是息息相关的，比如像萧何、张良、夏侯婴、周勃、樊哙等开国功臣。

这样一来，西汉初年的政坛就有三股政治势力相互博弈，比如在吕后死后，吕氏家族很快被周勃、陈平等功臣集团清算，并拥立代王刘恒为帝，是为汉文帝。

经历七国之乱后，宗亲势力也被铲除了，之后成了外戚与功臣集团的较量。汉武帝登基后，以窦太后为中心的外戚势力占据上风，直到窦太后死后，汉武帝才开始正式筹建自己的集团，但同样也是外戚势力占上风，作为与其对立的功臣世家子弟当然是不满意的。

所以，鉴于西汉的政坛结构，司马迁也不可能认同外戚，他始终是站在功臣集团的利益之上，与李广、李陵等这些世家子弟站在一起的。

但是对于司马迁而言，尽管他与卫青、霍去病属于不同阵营，但他依然相对客观地对二人作了记述，这一点也是难能可贵的。正因如此，后人对《史记》的评价很高，并且不少记述被后世所采用。

事实上，司马迁将外戚视为佞臣小人，也不是没有道理，之后专政的霍光，篡汉的王莽也都是外戚集团的。

为什么司马迁对霍去病的评价不高？

其实，司马迁不仅对霍去病的评价不高，对卫青的评价也不高。在他写的《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给人总有一种欲说还休的感觉。因为，但凡司马迁所写的的列传或者合传，在文章的结尾处，司马迁都会对这些人做个非常深刻的点评，但唯有霍去病和卫青没有。

不仅如此，司马迁还在《佞幸列传》中点了卫青和霍去病的名字，说他二人都是以外戚的身份才得到皇帝宠幸，只不过，因为他们两才华横溢，不愿自甘下流，这才取得令人称道的功绩。同时，司马迁还说霍去病不体恤下属，班师回朝时，宁愿扔掉许多米食，也要让士兵捱饿，而且饿得站不起来，霍去病还要和他们踢球游戏。

反观和他们同时代的李广，司马迁不仅对其战功和事迹做了详细叙述，还给予他非常高的评价，在李广列传的结尾处，更是不惜笔墨，用近百字对李广进行点评，说他其身正，不令而行；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还说他忠实的品格得到全军将士们的信赖，可谓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按理说，卫青和霍去病的战功都要远远超过李广，仅官职就要高出李广好几头，又是汉武帝的左膀右臂，还是灭匈奴的最大功臣，但司马迁为什么要这样对他们俩呢？很多人说，是因为司马迁对汉武帝曾阉割他而感到不满，所以对有着裙带关系的卫、霍二人也不怎么待见。

同时，司马迁和李家关系较好，当年李广被逼到自尽，与卫青、霍去病脱不了干系。后来霍去病又射杀李敢，武帝还包庇他，这让司马迁心里更很不平衡。当然，还有人认为，是司马迁觉得征讨匈奴，耗时耗力，还导致民众赋税徭役加重，却最终“建功不深”，自然不应该对身为统帅的卫青和霍去病大赞特赞。

但事实上，这些理由都只是表面上的，真实原因，需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去分析。大家知道，司马迁的《史记》完成时间，是在汉武帝征和二年，也就是公元前91年，在这一年，司马迁完成了对本朝，也就是汉武帝在位时的历史记载，主要有三篇文章，分别是《孝武本纪》、《三王世家》和《卫将军骠骑列传》，这也是司马迁自己在给他的朋友任安所写的一封信中有提到的。

熟悉历史的人应该知道，在公元前91年初，大汉帝国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它就是牵连两万多人的“巫蛊之祸”，在这个事件最后，太子刘据被迫起兵造反，而卫、霍两家作为太子的嫡系，都是坚定的跟随太子，也正因为此，卫、霍两家遭到严重打击，连卫青的儿子卫伉都被汉武帝下令处死，皇后卫子夫也被逼得自杀。

按照正常情况，卫、霍两家在“巫蛊之祸”事件中的行为，等同于谋反，按照法律至少是要被诛三族，但汉武帝念在卫、霍两家昔日的功劳，并没有过分扩大打击面，但毕竟卫、霍两家参与谋反，从皇权的角度来说，他们就是反贼。

这个定性，直到三年后，汉武帝发布轮台罪几诏，才给予部分平反。再等到汉宣帝刘病已继位，才真正给予他们全面平反。于是，后来的朝代才开始公开对卫青和霍去病大赞特赞。但在当时的史书上，尤其是事件发生当年，卫、霍两家显然无法被给予“高伟光正”的形象。

也正因为此，司马迁当时在写卫青和霍去病的合传时，只能简单记述下他们的生平事迹，对于对他们的评价，也只能引用当时人们对他们俩的评价，所以总给人一种欲说还休的感觉。

很多人总觉得，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可以畅所欲言，但其实是很难的。因为司马迁作为大汉朝的官方太史令，不管他写的《史记》是为国家编写史书，还是他的个人行为，他想写本朝这段历史，没有当朝皇帝的认可，是没有人敢去写的。因为未经过官方许可，擅自对本朝皇帝和开国将相进行非议，这都是灭族的重罪。

或许有人说司马迁可以私下偷偷写，但大家要知道，当时还没有纸，所有的文字都是记载在竹简上，《史记》共计130篇，50多万字，这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凭司马迁一个人，根本是无法完成的，必然需要人来帮他。而且这些竹简堆放起来，至少要半间房子才能装得下，这绝不是偷偷摸摸能完成的，至少司马迁的亲朋好友、还有他府上的人员肯定是知道的。

在这种背景下，这个消息很快就会传到汉武帝的耳朵里，因为司马迁在偷偷记述当朝历史，还对本朝历代皇帝做评价，这个稍有不慎，可是要满门抄斩的。这个时候，作为司马迁的亲朋好友，或者府上的人员，难道不会为洗脱嫌疑而去告密吗？否则，他们可就是知情不报，属于共犯，也是要砍头的。

更何况，我们知道司马迁曾经就因为非议了两句武帝的小舅子。结果武帝马上就把他给阉割，搞得司马迁都差点自杀。处于这样的背景下，记录本朝开国历史时，记录大汉的历史时，实在受的限制太多。他所写的内容，只能按照皇帝给拟定好的框架来记述。

换句话说，汉武帝给某个人的评价是七分功，三分过，那司马迁就绝不敢说他是三分功，七分过。事实上，不仅是司马迁的《史记》，几乎每部王朝历史，都不可避免的会打上时代的铬印、带上种种利益集团的有色眼镜。每个著史者，总不可避免的受到时代与自己所处地位的影响。

我们总认为史观们的伟大在于他们能秉笔直书历史，但其实，他们真正的伟大，是在于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虽然不能直述这段历史，但却最大限度的保留住历史的真实，让后人们能够在他们字里行间中还原当时历史的真实面貌。

为什么司马迁对霍去病的评价不高？

有书君以前看《大汉天子》系列，被霍去病那句“匈奴未灭,无以家为”感动得痛哭流涕。

这句话还是激励有志于民族解放事业的仁人志士的豪言壮语，影响深广。

然而，在司马迁的笔下，霍去病的形象却显得并没那么高。

一般来说，《史记》每一卷的结尾都会有“太史公曰”，表明司马迁对这卷所写人物的评价。他说李广是奇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但他评价功劳更高的卫青、霍去病却是转述苏建的话，没有过多夸赞。为何？

01司马迁的实录精神

霍去病善骑射，用兵灵活，注重方略，不拘古法，勇猛果断，善于长途奔袭、闪电战和大迂回、大穿插作战。年少成名，战功赫赫。

这些司马迁都如实记录在《史记》中。

但，他也说:“然（霍去病）少而侍中，贵，不省士。

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事多此类。”

大意就是霍去病不体恤下属，骄奢浪费，恃才傲物。

这不难理解，霍去病从小养在汉武帝身边，且武帝对他百般宠爱，他自然不知下层人的疾苦。

太史公如实写出了霍去病的缺点，毕竟人无完人，这也显示出司马迁修史时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

02霍去病射杀李敢

漠北大战时，李敢曾随霍去病出战匈奴，有同僚情谊。

公元前118年，李敢因私怨刺伤大将军卫青，不久，霍去病为舅复仇，在甘泉宫的射猎中射杀了李敢。

而汉武帝为庇护霍去病，诡称李敢是被鹿撞死了。

李敢是飞将军李广之子，而司马迁十分崇拜李广，欣赏他的为人，也同情他功高不爵。当年李广被逼到自尽的境地，司马迁认为与卫青、霍去病脱不了干系。

而后霍去病又杀了李敢，武帝还包庇他，这让司马迁心里很不平衡，却又无处发泄。

编写《史记》时，司马迁把这些事都如实记录，但在字里行间嵌入了主观情绪，表明自己对霍去病的为人并不欣赏，甚至有些反感。

03古今价值观的差异

受近代屈辱历史的影响，我们喜欢强大的人，对霍去病这种深入敌境千里，绝域破敌，以少胜多的英雄有着天然的推崇。

在西汉时期，匈奴虽频频来犯，但对于汉朝人而言，从来都是疥癣之疾，没有人会将这些“打了就跑”的胡人视为亡国灭种的威胁。

而汉武帝希望匈奴臣服，频繁发动战争打击匈奴。多年征战，人马多死，把“文景之治”几十年的积蓄挥霍一空，而匈奴并没有垮台，也没有臣服，只是暂时避居漠北积蓄力量。仅仅十年，他们又卷土重来。

所以，司马迁认为征讨匈奴，耗时耗力，民众赋税徭役加重，最终却“建功不深”。自然而然，身为将领的霍去病的功业也未达到顶端，不至于大赞特赞。

有书君以为，太史公对霍去病确实有一定的偏见，但他写《史记》时实事求是，把霍去病的优缺点都表现出来。

为我们还原一个真实的霍去病，而不是刻意编纂一个完美的英雄人物。

是非功过，有后人论断，大可不必过于在意太史公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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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司马迁对霍去病的评价不高？

因为有些话司马迁不方便说。

《史记》对于汉武帝一朝的武将中最浓墨重彩的有三人，他们分别是李广、卫青以及霍去病。

司马迁不方便说的话，就藏在他对这三人的态度中。

司马迁最推崇的当属李广了，不仅专门花了一章为他列传，还不吝赞美之词。

至于卫青、霍去病，两个人只有一章合传，而且在《佞幸列传》里还特意提到了他们的名字。可见司马迁对他们俩不是那么待见的。

而在卫青与霍去病之间，司马迁明显更喜欢卫青。

在他的笔下，卫青非常大度、心胸宽广，而霍去病则显得有些小心眼。

李广自杀，与卫青无关，但是李广的儿子李敢却迁怒于卫青。结果霍去病看不下去了，找机会把李敢给杀了。

春秋笔法，懂的都懂。

以司马迁的素养，这些事情本身肯定是发生过的，至于到底谁好谁坏，那可就不好说了，全看作者的喜好。

所以，司马迁最推崇李广，卫青次之，至于霍去病，司马迁的评价是最差的。

而我们分析这三个人的经历。就会发现一个秘密：司马迁是反对汉武帝对匈奴大规模用兵的。

先看看司马迁最为推崇的李广。

要知道，在很多人眼里，李广就是徒有虚名，他率军出征，就没什么像样的战果。几乎每次都是铩羽而归。

其实，人们一直误解了李广，李广是有大才的，只不过他最擅长的是打防守战。这么说吧，汉武帝一朝，最擅长打防守战的，只有李广一人。

李广是在汉文帝时期参军的，汉文帝就曾评价他，如果李广生在汉高祖刘邦的年代，以他的能力，可以封个万户侯。

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

汉文帝可是文景之治的开创者，他看人的眼光可不差。这足以说明李广的能力是很强的。

纵观李广在汉文帝、汉景帝两朝的经历，我们也可以看到，他非常受重用。

他先是担任陇西都尉，后升任陇西太守，此后就不断调任，先后担任过北地、雁门、代郡、云中郡等地的太守。

这其实是不正常的。因为这全是平调，而不是升官，调任也过于频繁。正常来说，当时一个官吏如果表现得好就会升官，表现一般就继续留任，是不会出现这种频繁平调的情况的。

朝廷这么做，只有一个解释：缺乏像他这样的人才。

要知道，从汉高祖刘邦开始，汉朝对待匈奴的策略就是和亲。但即使如此，匈奴还是会时不时犯边劫掠。

毕竟匈奴那么多部落，有些小部落分不到和亲的好处，那就只能自己抢了，对此匈奴单于也管不住。

而善于打防守战的李广正是当时匈奴的克星，匈奴打哪里，朝廷就把李广调到哪里。

据《汉书》记载，匈奴大军当时犯边都是躲着李广，如果听说守城的将领是李广，直接绕道走。说明匈奴人明白，攻打李广守卫的城池，与作死无异。

广在郡，匈奴号曰“汉飞将军”，避之，数岁不入界。

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朝对待匈奴的策略转变，有守势转为攻势，开始主动出击。

李广虽然打防守战很在行，但是率军进攻就不是他的强项了。因此他屡屡率军出击，都是无功而返。

其中表现得最好的一次，还是打的防守战。

当时李广率领4000将士出击，可惜运气不好（李广运气就没好过），遇到了匈奴左贤王率领的四万大军。李广陷入十倍之敌的包围，结果他硬是抗住了敌人的攻势。

最终，匈奴左贤王看拿他没办法，只好收兵。

所以说，李广不是徒有虚名，只是在汉武帝那个时代，一个只擅长打防守战的将领是不可能有机会建功立业的。因为他无法立下战功。这便是“李广难封”的真相。

我们再来看看卫青和霍去病，他们的发迹，全都仰仗在汉匈战争中的惊人表现。

龙城之战，汉朝派遣四路大军并发，包括李广在内的三路大军都失败了，唯独卫青的部队凯旋而归。而且还捣毁了匈奴的祭天圣地龙城。卫青一战成名。

漠南之战，卫青率领汉军大败匈奴白羊王、楼烦王，将河套地区纳入了汉朝的势力范围。

高阙奇袭战，卫青率领汉军突袭匈奴右贤王所部。匈奴右贤王仓促应战，不敌，仅带着几百人逃窜。

定襄北之战，卫青再次率领汉军出征，斩获匈奴一万多人，但是这次汉军也损失不小。

值得一提的是，此战中霍去病仅率领八百骠骑奔袭几百里，偷袭匈奴的大后方。斩杀两千多人，劫掠财物无数，还俘获了一些匈奴贵族。

这是霍去病和他的“霍式闪电战”第一次登上历史的舞台。

河西之战，霍去病率领上万汉军两次出击，孤军深入，奇袭匈奴后方。第一次斩杀敌军九千人，第二次斩杀敌军超过三万人。俘获匈奴贵族，已经粮草辎重无数。

漠北之战，汉武帝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匈奴问题，倾尽国力。由卫青、霍去病各率领五万人出兵征讨匈奴。

卫青击溃匈奴单于的主力部队，可惜由于负责绕后的李广迷路，让匈奴单于给跑了。

而霍去病那边，继续采用“霍式闪电战”，长距离跋山涉水绕道匈奴人的大后方，击败匈奴左贤王所部，并在狼居胥山举行了封禅大典。

此战，汉军共斩杀匈奴士兵七万多人，而汉军的伤亡大约是两三万的样子。这一战彻底将匈奴人赶到了大漠深处，使得汉朝几十年都不再为匈奴说扰。

从三人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表面上看是推崇李广，对卫青、霍去病评价不高。实际上是针对三人的作战方式。

他借此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觉得对待匈奴，应该采取守势，而不是攻势。他是反对汉武帝大规模对匈奴用兵的。

但是汉武帝是皇帝，司马迁是臣子，臣子是不能随便说皇帝的不是的。说以这些话他不能明说，只能采用春秋笔法在李广、卫青、霍去病等人身上做文章了。

司马迁为什么反对对匈奴大规模用兵呢？倒不是他迂腐，而是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罢了。

司马迁从小熟读史书，熟知历史典故。而且他还是一个实干家，他年轻的时候花了大量的时间周游天下，大江南北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对于汉朝的全面了解远超当时的朝中官员。

这样的一个人，他的格局、眼光自然是不会差的。

站在司马迁的角度来看，匈奴之患，算不上什么大事。毕竟汉匈之间的实力差距是巨大的。

这不仅是国力的差距，更是军事实力的差距。汉匈之战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相较于汉匈之战的规模，匈奴每次犯境劫掠，只能算是小打小闹。

毕竟以匈奴人的水平，他们想要攻下一座城池，基本是痴人说梦。他们最多也就只能劫掠一些村镇。

对此，只要在重点地区驻扎一定数量的军队，并派人定期侦查防范就可以了。一旦匈奴犯境，让城外百姓进城躲避，汉军再给予匈奴军队迎头痛击即可。

最好多来几个像李广那样擅长打防守战的将领，让匈奴人占不到便宜。时间久了，匈奴人自然不会再犯边了。

毕竟匈奴人犯边是因为草原上物资匮乏，如果他们每次出兵都捞不到好处，甚至要赔上一些人，自然不会再来。

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匈奴人一听说守城的是李广，直接绕着走的原因。赔本的买卖没人做。

所以说，采取守势的话，汉朝的开销或者说损失是极小的。但是主动出击征讨匈奴就不一样了，这在司马迁看来是个赔本买卖。

别看每次汉军出征，所派兵力并不算多。但是开销可一点也不少。

首先，汉军是以骑兵为主，至少也是骑马步兵。这也是霍去病的“霍式闪电战”能够成功的重要条件。

然而马匹是非常珍贵的，虽然可以从匈奴那掠夺不少战马，但是这只能占汉朝战马数量的一小部分。绝大部分战马还是要花钱慢慢培养的。

这笔开销就是个天文数字。

其次，粮草辎重的开销是个无底洞。

在当时一个士兵一个月就要消耗粮食633石，而以当时的生产力，一亩田只能产一旦粮食，一户人家往往田地不超过百亩。

也就是说，六七户人家种一年地，才能供养一个士兵一个月。这还没算上他们自己要吃掉的粮食。

此外士兵还要吃肉和盐。当时，一石盐相当于十六石粮食，一石肉相当于十石粮食。

而且负责运送粮草的民夫一路上也要吃喝，这消耗是惊人的。

有人计算过，汉匈战争中规模最大的漠北之战，光粮食汉朝就要消耗6.3亿石，别说当时，这放在现在也不是个小数目了。

所以整个漠北之战，汉武帝发动举国之力，也才出动了十万大军。要知道当时汉朝的人口大约是3600万，就算按一百取一征兵，那也有36万人。

可见这开销汉朝承受不起，汉武帝只得严格限制人数。

除此之外，还有武器、甲胄、箭矢的消耗，这些都是天文数字。

所以整个对匈战争就是在烧钱，在司马迁看来，这是妥妥的亏本买卖。

很多人会说了，这笔账不能这样算，匈奴一直都是汉朝的祸患，匈奴不除，边境难安。

这种说法自然没错，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司马迁的立场，他是文臣。

其实在征伐匈奴这件事情上，文臣和武将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武将们都支持汉武帝的计划，就连擅长打防守战的李广，都愿意放弃优势，以短击长。到了晚年还主动请缨。

原因很简单，武将只有打仗才能立功，才能加官进爵乃至封侯。卫青、霍去病就是靠着一个个战功才能位极人臣的。他们自然支持汉武帝。至于作战的开销，那不是他们操心的事情。

反观文官，在这场战争中他们是没多少好处的。他们能做的事情只有搞后勤。否则半点功劳都没有。

但这还不算最重要的，文官的职责是替皇帝管好大汉这个家。让百姓安居乐业、丰衣足食才是他们的责任，而大规模的对匈作战与这个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汉匈之战才打了一半，文景之治积累下来的庞大财富，就已经被汉武帝消耗殆尽了。后面汉武帝再想打仗，军饷和粮草辎重从何而来，成了一个大问题。

为此，汉武帝采用了一系列新举措，压榨国力。

一方面，他将货币、盐、铁都收归国有。

秦末汉初，经历了连番大战，百废待兴。为了快速恢复经济，汉高祖刘邦将铸币以及盐铁贩卖的权利下放，允许平民从事这些行业的经营。

所以汉朝才能经过短短几十年就变得富庶无比。

铸币、盐铁产业在当时是最暴利的三个行业，汉武帝将这三个行业收归国有，使得朝廷的收益瞬间暴涨。

当然，随之而来的则是原本从事这些行业的人通通破产。

另一方面，汉武帝经营国有企业。

当初各诸侯国都要向朝廷进献特产，但是这些东西的运数和存储耗费颇多。

汉武帝设置专门机构，将这些东西统一收购，然后统一运输销售。这就形成了最早的国有企业。

此举变废为宝，朝廷从中赚取了不少。当然，这也使得一些从事这些东西贩卖的商人受到了影响。

最后，汉武帝直接抢。

他对富人大肆收税。甭管什么身份，只要是富户，统统要交钱。

这招见效最快，而且由于富人是极少数，对天下安定没什么影响。不过说实在的，这种做法与明抢无异，让人很无语。

通过以上一系列举措，汉武帝总算是凑足了军费，这才能将汉匈之战继续打下去。但是这么做的副作用也是巨大的，汉武帝将天下人的口袋都榨干了。这种事情再来几次，会出大乱子的。

因此在漠北之战结束后，汉武帝也不敢锁边再和匈奴开战了，这后果他承受不起。

由此可以看出，司马迁反对对匈奴大肆用兵，并不算错。

但是还有一个疑问：卫青和霍去病都是征伐匈奴的主帅，为何司马迁对卫青的评价高于霍去病呢？

因为二人的战法不一样。

卫青用兵，特别是他成为大军主帅后，都是中规中矩，力求面面俱到。

比如漠北之战中，他先抓住俘虏手机情报，然后在布置战术，主力正面与敌人交战，而李广则率领偏师绕后拦截，防止匈奴单于逃跑。

这样的战法，非常稳妥。即使无法大胜，但是也不可能大败。

而霍去病打仗呢？除了“霍式闪电战”，还是“霍式闪电战”。这种战法，风险极大。一旦成功，那是一本万利的大胜仗。而一旦失败，就是大败，必然全军覆没。

还是回到文臣的立场。既然汉武帝拍板了，那这场仗必须打。

既然汉朝投入了如此庞大的财力来打这场仗，那就要尽可能提升胜率、降低风险，否者这些钱财都会打了水漂。

既然如此，文臣们更喜欢卫青还是霍去病就一目了然了。还是那句话，没人愿意做亏本买卖。

说实话，霍去病能够创造如此辉煌的战绩，运气真的占了很大成分。毕竟那个年代，没雷达、没对讲机，霍去病做判断全靠直觉。如果说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那他的实力真的爆表了。

总之，司马迁对霍去病的评价不高，倒不是霍去病本人有什么大问题。主要还是司马迁作为文臣看待问题的角度和一般人不一样。他考虑的是如何让百姓安居乐业、丰衣足食。

他反对对匈奴大规模用兵，也反对霍去病那种高风险的战术。他认为这些都是从汉朝的角度来看不划算的事情。但是汉武帝拍板的事情，他又不能公开反对，因此只能通过对李广、卫青、霍去病三人不同的评价来暗示了。

其实，这事情孰对孰错，汉武帝说了不算，司马迁说了也不算，应该留给后人评判。